公共场所生物恐怖袭击联防联控响应机理研究——基于分形理论的探讨

生物恐怖主义风险是后疫情时代各方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中,公共场所面临的生物恐怖袭击风险尤为突出。深入研究公共场所生物恐怖袭击防控机理,对于有效管控相关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分形理论的公共场所生物恐怖联防联控响应机理内含五大基本理念:基于“过程—要素”拆解的纵深防控理念、基于“情境—场景”识别的任务驱动理念、基于“情指行”一体化的作战单元理念、基于“边际—整合”的体系嵌入理念,以及基于“目标—手段”平衡的弹性冗余理念。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生物恐怖袭击过程与要素的拆解,可以从恐情、疫情、舆情、环境、初始情形等五个维度识别出公共场所生物恐怖袭击的主要场景,进而提炼出公共场所生物恐怖袭击防控体系的生成逻辑和典型形态。对防控体系的效能评价,则可从及时性、有效性和适当性三个维度来展开,以此作为整个防控体系的反馈回路。

国外侦查询问中增强证人回忆技术的发展及启示

回忆是侦查询问的一个基本环节。高质量的侦查乃至诉讼活动均离不开证人对案件事实准确、全面的回忆。然而,侦查人员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人类的记忆具有脆弱性。尽管自由回忆有利于提升证人对案件事实陈述的准确性,但是仅凭证人个人努力所回忆的信息,无法满足侦查需要。在协助证人回忆的过程中,如何巧妙给出记忆提取线索以增强记忆且避免信息污染,是提升侦查人员询问技巧的一大挑战。尽管认知询问的相关组件能够满足证人记忆“无损”增强的原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在实践应用中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近年来,国外相关文献中涌现了大量关于增强证人回忆技术的前沿成果,包括模型陈述、时间线、自我管理访谈、类别聚类以及画图等。这些新技术不仅是对认知询问技术的继承、发展和有益的补充,而且还丰富和扩展了增强证人回忆技术在侦查询问中的应用场景。为此,本文总结并梳理国外在增强证人回忆方面的前沿研究成果。适当借鉴这些成果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我国侦查询问的基本理论,提升实务部门的侦查询问水平。

美国执法情报分析师资格认证机制的考察与镜鉴

认证是促进情报分析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的有效手段。美国执法界建立了制度化的情报分析师认证机制:一是确立了认证规则,鼓励所有参与情报流程的执法人员均应接受符合最低标准的情报培训且予以认证,并通过立法明确在联邦调查局(FBI)担任特定级别岗位的情报官必须是认证注册的情报官员;二是建立了认证标准,明确了认证机构标准、认证程序标准,形成由“审查机构、审查程序、申请程序、考试机制、重新认证、职业伦理、隐私保护、协作环境与职业发展支持”等要素构成的认证机构标准,以及由“认证申请、资格审查、背景调查、认证考试、重新认证”等环节构成的认证程序标准;三是认证制度标准在具体的认证项目中得到贯彻实施,形成较为系统而成熟的规程与做法。以目标定位(为何建)、建设路径(怎么建)、建设内容(建什么)为分析框架,镜鉴美国执法情报分析师认证机制,主要有如下启示:一是目标定位方面,通过认证机制助力情报分析师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二是建设路径方面,执法机构“定标掌舵”,社会力量“摇桨划船”;三是建设内容方面,严格认证程序与内容标准,把好能力水平审查与考核关。

刑事案外人异议制度研究

我国高度重视产权司法保护,但现行法新设刑事案外人出庭制度却对具体规则与程序语焉不详。案外人异议制度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我国完善该制度在理论上不应完全照搬特别程序利害关系人规则,而须结合应然规律和实然需求构建普通程序案外人异议制度。比较法上的不同模式展现该制度可分性特征和相对独立性规律,同时案外人应具有“涉物第三人”的对物之诉当事人角色。在此理论基础上,证成案外人异议参诉的庭审中心程序及保障制度,即先决模式的预先型异议、接续“对人之诉”的同步出庭型异议、相对分离的独立型异议、另行处理的延后型异议等四种程序类型,以及前置公告与事后程序制裁等两类保障制度。最后,从异议客体等切入分析,异议参诉应适用民事证明制度,以实现异议主张。

情感计算在讯问中的应用:实效、基础与风险

情感计算应用于讯问有助于增强侦查人员现场感知能力,提升讯问的智能化水平,但该技术目前在讯问实战中存在侦查人员对其功效认识不清、情感表征方式选择不当、识别结果与讯问方法衔接不畅等问题。情感计算效用的发挥应以侦查人员深刻理解讯问对象拒供心理变化规律为前提、以构建符合国情的结构化讯问模型为基础,增强侦查人员讯问策略方法的系统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使情感解读具备讯问情境意义。情感计算的应用风险既同其他智能技术具有共通性又在讯问场景中具有特殊性,且技术应用初始阶段与成熟阶段的风险类型也有所不同。对此,可采取包容性治理策略,辩证理解技术应用的准确性与透明度问题,保障讯问对象知情同意权,并使以人为本的人机协同机制真正落实到情感计算理论研究、技术研发和实践应用的各个环节。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实效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在纵向层面,经历了简约治理向专门治理的制度转型;在横向层面,体现为严厉惩罚、全链条打击与简化证明。然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实效之间始终存在较大落差。两者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不断迭代更新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犯罪的组织形态与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改变了传统案件的证据结构与事实结构,这就导致在回应传统犯罪基础上逐渐演变且趋于稳定保守的司法治理模式,难以避免制度缺失、制度滞后、制度抽象与制度冲突等结构性的制度短缺问题。此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实效,还同时受制于制度体制与制度资源。因此,刑事司法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采取体系化、前瞻性、整体性的立法回应模式。

网络不作为参与行为认定标准的机能主义重构——从行为支配走向义务违反

网络不作为参与行为的虚拟性、观念性对传统犯罪参与理论形成了猛烈冲击。既有行为认定标准立足于存在主义的行为支配立场,过于重视作为与不作为现象类型上的差异,是导致网络不作为参与行为在具体认定时主体范围不明、义务边界模糊、犯罪角色失焦和罪名适用混乱的根本原因。着眼于犯罪参与行为在网络空间面临结构异化的基本现实,对网络不作为参与行为的认定应当由存在主义的行为支配标准向机能主义的义务违反标准转向。由管辖义务统摄网络不作为参与行为的处罚根据,并在此基础上以构成要件的反向解释填充义务内容,以管辖义务的层次划分廓清罪名体系界限,以行刑衔接的机制构建保障义务履行,最终实现网络不作为参与行为的妥善认定。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检察侦查权的优化配置

检察侦查是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与刑事控诉职能的重要体现,是保障监督刚性、客观公正追诉犯罪的必要制度安排。监察体制改革后,我国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包括直接侦查权、机动侦查权和自行补充侦查权等三种类型。囿于规范层面的局限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欠缺,检察侦查权的制度支撑严重不足。实务中,检察侦查面临直接侦查窒碍难行、机动侦查形骸化以及自行补充侦查异化等现实困境,致使其诉讼监督效果并不理想,难以对侦查(调查)权形成有效制约,所谓优化指控证据体系、审前案件“筛漏”功能亦浮于形式。为促使检察侦查权真正回归“法律守护者”和诉讼权力“中介”性质,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的新一轮修法中对其予以体系化重塑。

兑现久远的承诺:侦查早期辩护律师介入机制研究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以来,我国就通过立法承诺犯罪嫌疑人有权在入所羁押前的48小时期间获得律师帮助。但因犯罪嫌疑人自行委托的通讯障碍、家属代为委托和办案机关转达委托的时效性障碍,导致该权利难以兑现。鉴于入所前阶段在口供获取方面的极端重要性和易发生非法取证的现实,刑事诉讼法后续修正时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在该阶段的电话权和会见权,并在远期修法时逐步确立该阶段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和侦查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

非政府组织:概念辨析、发展演化及本土审视

国内学界普遍将非政府组织概念界定为具有非政府、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的社会组织。这种定义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西方释义,导致与字面含义的不匹配。对非政府组织概念辨析,揭示其背后的特征杂糅、意识形态和价值预设、潜在“去国家化”的价值倾向等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组织承认、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多元主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从地区向全球的生成、演化与发展,为理解和把握非政府组织的本质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基于我国政情社情实际考察非政府组织的概念,思考未来非政府组织本土化之路何去何从。

论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属性

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与立法未将其纳入法定证据种类之间的矛盾,导致理论与实务人员对其定性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先后涌现出司法鉴定说、书证说、证人证言说、电子数据说及新型证据说等观点,也有人认为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只能作为查办案件的线索,不能将其视为证据。从司法实践应用情况、法律规定及其证明价值看,大数据分析报告具有证据属性。但受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方法等科技手段尚未成熟的影响,对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定性宜将其区分为办案参考材料、鉴定意见与新型证据种类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应当积极稳妥地推进大数据分析报告取证、质证、认证程序制度建设。

寻衅滋事罪:功能、问题与改造

在刑事立法活性化时代,对寻衅滋事罪的“口袋化”等问题应谋求立法层面的解决方式。寻衅滋事罪包含多种行为类型,客观上具有对相关犯罪的立法补充功能,因而不宜直接废止。但该罪也存在保护法益不明、罪状用语模糊、行为类型狭窄、法定刑趋重等诸多立法缺陷,并由此带来一系列实践问题。这些立法缺陷的产生,在根本上是源于早期以行为人类型设置流氓罪的不当做法。鉴此,相应的立法改革措施就是以行为所侵犯的具体法益为导向,对该罪进行类型化和轻罪化的改造。其中,对于侵犯财产和秩序法益的行为,可与相关犯罪进行类型整合,并进行必要的立法完善;对于侵犯人身法益的行为,可按照类型化要求,分别设置为“暴行罪”“恐吓罪”“滋扰罪”三种轻罪。

公安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分析与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数字公安建设的全面推进,公安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公安机关激发民警潜质、提高组织效能、提升队伍管理水平的关键契机,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制约了公安人力资源管理数字赋能成效。在TOE理论框架下,结合公安人力资源管理本质属性与时代特征,系统构建技术动力、组织调适、环境塑造交互影响的逻辑模型,深度解析公安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向与现实困境。这将有助于公安机关在数字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中重构价值理性,实现思维革新,促进技术成熟,有效规避转型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从而推动公安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更加科学、协同、智能、高效。

生态安全的法律内涵及其制度展开

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强调国家安全是一个全局问题,也明确了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也要求法律要从整体性角度出发,对生态安全进行系统规制。对此,应准确界定生态安全的法律内涵,明确生态安全问题是环境问题的涌现,明晰生态安全具体内容是以概括性安全为主要内容、以个体性安全为依归,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包括环境要素、物种、资源、生态系统、防治自然灾害的生态安全。从而通过部门宪法、环境法具体规范等立法方式,兼顾法律制度与法律原则的双重内容,构建生态安全评估、生态风险预警等生态安全法律制度的全过程治理。

论数字化时代毒品问题的高效能治理

毒品犯罪网络化的特点愈发突出,这是数字化时代技术进步在犯罪领域的自然响应,但当前毒品治理仍沿用传统“面向物理空间”的介入模式,已无法适应数字化时代毒品犯罪的发展演变特性。厘清“数字化—高效能”耦合机理,寻求毒品问题高效能治理的实现路径,是我国毒品违法犯罪治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应有之义。以“网络空间系统性治理”为主要途径、“技术与制度互嵌运行”为主体框架,“多中心协同治理”为基本方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内在逻辑。具体来看,应当强化动态、开放、多维的禁毒理念,破除传统单向治理模式;推进禁毒技术手段创新发展,提高治理效率;完善禁毒制度,实现对技术发展的促进和规制的“二元目标”;优化多元禁毒主体协同共治模式,激活治理效能提升的内生动力;构建数字化禁毒效能评价长效机制,增强治理效能提升的外生动力。

《公安学研究》投稿须知

《公安学研究》(双月刊)于2018年创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主办。本刊立足公安学一级学科,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凝聚海内外学术力量,主要刊发具有前沿理论、权威观点、战略思维、国际视野和现实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旨在推动公安学理论创新,促进中国特色公安学学科体系建设,引领公安学学科发展,为公安及国家安全政策决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力求打造一个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的学术共同体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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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学研究》(双月刊)于2018年创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主办。本刊立足公安学一级学科,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凝聚海内外学术力量,主要刊发具有前沿理论、权威观点、战略思维、国际视野和现实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旨在推动公安学理论创新,促进中国特色公安学学科体系建设,引领公安学学科发展,为公安及国家安全政策决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力求打造一个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的学术共同体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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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学研究》(双月刊)于2018年创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主办。本刊立足公安学一级学科,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凝聚海内外学术力量,主要刊发具有前沿理论、权威观点、战略思维、国际视野和现实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旨在推动公安学理论创新,促进中国特色公安学学科体系建设,引领公安学学科发展,为公安及国家安全政策决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力求打造一个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的学术共同体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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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学研究》(双月刊)于2018年创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主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主办。本刊立足公安学一级学科,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凝聚海内外学术力量,主要刊发具有前沿理论、权威观点、战略思维、国际视野和现实价值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旨在推动公安学理论创新,促进中国特色公安学学科体系建设,引领公安学学科发展,为公安及国家安全政策决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力求打造一个百家争鸣、兼容并蓄的学术共同体交流平台。

刑民交叉视域下职业打假行为的性质--基于消费者地位的分析

职业打假行为涉及刑民交叉领域的问题。在职业打假案件中,对消费者地位的判断是影响案件定性的关键因素。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应当以具有消费者地位为基础。判断买受人是否拥有消费者地位的依据是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来源是否符合规范保护目的,以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是否具有良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判断买受人是否拥有消费者地位无关的指标是购买商品的数量、索赔次数以及索赔手段,有关的指标是买受人的主体人数和索赔数额。当买受人为多数人,且不属于家庭团体时,一般应当否定其消费者地位,行为人在实施索取高额赔偿的行为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当买受人为个人时,若其索赔数额超越法律规定的限度,行为人对超过限度部分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应当否定其消费者地位,其行为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