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四“新”维度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研究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四“新”维度,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传统生产力是依靠技术突破创新而产生的生产力跃迁,是以新劳动者、新劳动对象、新劳动工具和新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推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但其依靠持续的技术突破,摆脱了资源驱动型的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是更清洁、更高效的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能源转型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快,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条件呈现出逐年向好的态势,但也存在新劳动者储备不足、新劳动工具发展受限、新劳动对象应用场景欠缺、新型基础设施协调性较差等问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是要着重培养新科技人才、数字技术人才和“卡脖子”关键技术人才;二是要以基础研究为依托,推动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以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三是要尽快建立起数据大市场;四是要以需求为导向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强调建用并重,强化以用促建。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新质化的机制与路径

数字新质生产力本质是新质生产力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传统产业新质化的理论机理是以数字新质生产力来推进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业融合、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产业生态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新质化的关键问题包括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传统产业新质化改造以及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新质化路径疏通三个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新质化的机制包括生产模式变革机制、价值供给优化机制以及产业业态创新机制。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新质化的路径为: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深化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融合应用为基础,推动传统产业基础能力现代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以数据要素市场完善为依托,充分发挥数字要素对传统产业新质化改造的赋能作用;以数字共享精神培育为核心,构建传统产业数字新技术创新体系。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提升国有企业资本效率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为样本,从外部成本以及内部治理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论说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以及改善融资约束,优化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配置。3)从市场、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自身层面来看,首先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外部不完备的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环境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其次较高的财政补贴隐含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效率提升效果。最后在较高水平内部控制环境中,数字化赋能显著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数字化转型赋能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效果和机制,为探究我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显著特征及战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如何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如何概括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如何依据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和显著特征进行国家战略的正确选择?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学理上进行全面系统完整地探究。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把经济全球化细分为农业经济全球化、工业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全球化,依次阐述它们的区别联系、相互依赖和依次递进,进而论证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演进规律;在经济全球化客观规律基础上,论证数字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晶,阐述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性;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显著特征基础上,结合经济全球化客观演进规律,阐述了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最后,基于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及其显著特征,提出了新时代我国参与、引领和主导数字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战略选择方略。

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治理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

随着环境治理绩效的逐步提升,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渴求也随着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而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传统的环境规制手段已很难有更大的突破。已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中国绿色发展的新动力,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拓展环境绩效边界的重要途径。通过爬虫技术抓取上市企业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来刻画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基于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其环境绩效,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提升效果不仅受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行业属性等企业内部特征的影响,还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强化数字技术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效应。

中国新质生产力指数:理论依据与评价分析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而新质生产力进入实践迫切需要开展相应的发展效果评价,根据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既有的理论构建了中国新质生产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全国和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以此反映新质生产力发展真实状况。中国新质生产力指数的测算结果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但各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悬殊,这种差距既体现为四大区域板块之间的梯度差距,又表现为少数省市发展水平突出,相当多数省份发展水平较低的特点。针对当前的问题和挑战,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鼓励建立各类区域创新共同体,着力突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大力促进专利产业化和新兴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积极防范新兴产业领域投资过热风险。

“体用排偶”与明清制义的文体特征

“制义”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经义文体的正式名称,“八股文”则是对经义文体的俗称。明代官方正式文件从不称其科举文体为“八股文”,明代的经义文集一般不以“八股文”为书名,“八股文”一词不能准确、全面揭示明清经义文的文体性质和特点。《明史·选举志》指出“体用排偶”是明代制义主体部分的文体形态特点。“排偶”包括排比和骈偶,骈偶类包括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等。在排比类中存在着一种股数为奇数的排比形态,如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可统称为“奇股文”。奇股文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重视,明清制义文体的本质与特点需要重新认识。决定明、清制义“排偶”部分文体形态的,是题目的句型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当然,作者的修辞理念和兴趣也对其“排偶”设置产生影响。明代成化之后,八股形态在“排偶”诸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与它契合传统文章学理念有关,也与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进程是相呼应的。

数字媒介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游戏新质

游戏精神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审美要素,反映儿童本能心理需求。从纸媒时代到数字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形式发生巨大转向,其游戏形式与游戏场域发生根本性转换。数字图书实体能够与故事分离,成为阅读游戏的新主体,读者身体亦参与进阅读活动,作为精神游戏的阅读活动被加入实体游戏形式。非线性叙事和自由选择模式让数字图书阅读增加了建构个性化故事的游戏形式。与此同时,传统儿童文学阅读形成的“书与人”的私密阅读空间被打破,数字图书提供了群体交互空间,数字阅读表现出群体性活动特征和社交性活动转向。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因数字技术变得模糊,图书元素可通过数字技术呈现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经由互动进入文本世界。游戏的结构特性和数字媒介表达形式、内在符号会深刻影响儿童认知和文化生成。数字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由“出世”的精神幻想转为“入世”的互动乐趣,表现出与数字媒介特性相符的狂欢性、主动性、社交性特征,以及由故事幻想转向世界幻想的新特质。

土地政策松绑与县域新型城镇化——来自农村宅基地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外流,土地粗放利用、宅基地闲置甚至抛荒问题日益凸显。宅基地改革是促进土地要素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构造准自然实验,检验农村宅基地改革能否促进县域新型城镇化。研究发现:农村宅基地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政策路径识别发现,农村宅基地改革从非农就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激发市场潜能三方面提升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异质性研究表明,行政区划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于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能力呈现递增趋势;地区差异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地区县域得到有效发挥,对西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效果有限。通过土地政策改革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从经验上就如何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提供政策启示。

我国检察听证制度的诉讼功能及其实现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是检察机关开展案件检察听证的工作遵循,对于改变已有检察权运行模式,实现检察权运行适度司法化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但是,推进检察听证法治化仍需进一步加强检察听证立法,界定检察听证普通程序模式和简易程序模式的适用案件范围及程序区别,充分体现检察听证的诉讼价值蕴涵。检察听证制度虽然已经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被确立,但是检察听证的法治化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在《规定》基础上继续交流经验、创新工作模式、完善立法,充分体现检察听证制度本身的诉讼价值内容。应当借鉴检察听证制度的成功经验,逐步建立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听证制度,使司法听证能够形成相对完整的工作机制。

连接、隔离与可沟通性:道路的媒介性考察

既有研究框架强调道路的功能和影响,将道路对象化和客体化而消解了其主体性。以媒介本体论切入道路研究,道路的媒介性就在于它作为中介“指引”了人们的行为,形成既连接又隔离的社会关系。依此研究路径,道路就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研究取向和一种方法论的实施。这一研究转向中,道路从处于从属地位的联系主客体的工具,转化为能够决定人的存在方式、展现人的存在状态的独立于人的主体。如此,与人的存在相关的历史、实践、时空和隐喻,都是呈现道路的具体面向,也是言说道路的方式。道路媒介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可沟通性。道路的可沟通研究是一种范式创新,这一研究范式将可沟通性作为考察道路媒介的基本点,它的理论建构立足于人类的道路实践。同时,道路的可沟通研究也以中介、“指引”、沟通等为预设和目标,借此观照道路建设。以智慧道路建设为契机,道路的“可沟通性”建设应以构建“交通网”“社会网”“信息网”“意义网”四重网络体系为目标。

能源电力系统绿色转型:政策演进逻辑与实践进路

电力行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点行业,政策则是推进能源电力行业绿色转型的主要抓手。以政策目标和措施为依据,分析我国能源电力系统节能减排政策的演进规律,揭示其理论逻辑和实践进路。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能源电力系统节能减排政策沿循“节约能源—环境保护—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演进脉络,经历“以行政指令为主的探索阶段—以法律法规为主的强化阶段—以行政指令和市场化方式相结合的多元化发展阶段”的演进过程,逐步形成促进节能减污降碳和能源结构优化相协同的循环发展格局。我国能源电力系统转型过程中始终体现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特征,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成效显著。未来,推动能源电力系统绿色安全转型应从培育新质生产力、健全财税金融政策、促进多目标协同增效、增强绿色低碳意识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实践探索。

价值对齐:AIGC时代的人工智能文化科技伦理风险与精准共治路径研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AIGC时代来临,人工智能技术在打造文化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科技伦理风险和治理挑战。从理论建构来看,人工智能文化科技伦理涉及透明度、监管、责任、道德,以及与计算机伦理、机器伦理和计算伦理等关系的处理。从发展隐忧来看,算法作为非人类网络行动者,面临在隐私与道德交汇中的游离问题,数字化时代的数智鸿沟与伦理边缘不清问题,以及深度合成与深度伪造带来的多维安全风险。基于此,旨在立足人工智能技术遵守价值对齐,提出构建共创共建共治的AIGC文化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即包括人工智能文化科技伦理治理制度创新、治理技术创新、治理主体创新的协同善治框架,推进AI文化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并应对伦理风险,确保文化科技创新与文化科技伦理之间的可持续平衡。

伏羲文化与考古学文化对证探论——以渭河上游为中心

伏羲传说是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重要内容,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不能以“科学”“严谨”的名义对伏羲传说加以简单的否定。在古史传说体系中,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代表着我国史前氏族社会的发展,文献、民俗和考古学资料共同说明,黄河中上游地区是伏羲氏族活动的主要地区,特别是渭河上游天水地区丰富的伏羲遗迹、传说,与该地域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等在空间上相互重叠,为进一步开展伏羲传说与考古学文化对证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相关研究中,应当首先对伏羲传说材料进行深入辨析,甄别真伪,建立传说的文化谱系,与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对证研究。根据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傅家门、圪垯川等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渭河上游地区以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为主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或为伏羲提供了可信的考古对证资料,其间可能存在着原初的“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应当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江南的自我:旗营文化空间与三多的身份认同

1650年,杭州城西落成八旗驻防营地,此举将杭州城市空间一分为二,旗人与民人则处于半隔离的社会生活状态。但在杭州旗营建设、毁灭和重建的三个阶段之间,双方始终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随着文化涵化过程的深入、驻防政策的改变及城市创伤记忆的驱动,杭州旗人逐渐发生地方化转化,显现出江南地区的身份认同,并形成了修史编志的自觉意识。正是在此背景下,杭州蒙古旗人三多立志于旗营掌故的整理,并对江南旗人的身份建构展开了思考。三多通过其组诗《柳营谣》,以文学的方式将杭州旗营的历史片段重构为一方文武兼备的文化空间,这不仅是对杭州旗营文化溯源的一次尝试,也体现了其在多元文化的浑融中,凭借特殊的旗人身份和普遍的江南文化所产生的独特的自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考察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前后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三多仍抱持着以“江南”为中心的文化视角审视蒙地风物,呈现出明显的“他者化”的文学叙事,这说明空间转移和文化记忆让三多最根本的身份认同意识回归到了“江南”,可谓近代中国民族交融和文化互动的典型例证。

文章文法视野下义例、史法、义法之辨析

学者们往往将方苞所谓文章义法等同于经学义例、书法或史法,此观点值得商榷。义例、史法对文章文法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都重视大义的书写,也影响到义法说对文章大义指向的重视以及将义与法密切关联的主张。不过,经学大义或史学大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学者共同认可或遵守的价值观念,而文章大义则往往体现作家个人的学养、精神等等。义例、史法、文章义法也都关注文章写作之“法”,都会考虑书与不书或材料的取舍等问题,但在“法”的内涵和指向上又有明显区别。经学家对书法的分析主要体现在文章字句上,即所谓“一字褒贬”,史法的根本在于对体例的把握;《史通》开启了叙事文法的总结,明人以此为基础,通过《左传》《史记》等的评点使叙事的篇章之法得到充分认识和发展;方苞义法说的提出又以明人为基础,简化明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炫目、奇妙之法,主张法的运用随义而变化,更关注最基本的篇章法则,确立了清代文章学的基本走向。

锚定关系性:数字化环境下新闻消费研究的路径创新

互联网平台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发展赋权了新闻受众,使其成为新闻生态中的重要行动者,催生了新闻研究的受众转向。当前,受众的新闻消费实践呈现出情境、平台、内容、行为层面的多重嵌套特征,挑战了传统的以媒介演化为视角、以受众测量主导的新闻消费研究。新闻消费研究的关系性视角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结构—文化”路径下研究受众的“新闻菜单”,描述其如何组合搭配外,将“新闻菜单”和受众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关注其形成的机制过程和意义的产生,进而突破仅把新闻消费作为新闻研究的子领域,将新闻消费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宏观议题相勾连;二是将新闻受众置于新闻生产与新闻消费的循环中解读,聚焦新闻消费对于生产端和消费端的作用,关注新闻消费与新闻消费的互构关系、新闻消费与新闻生产的倒逼关系。同时呼吁采用关系性的视角,基于本土语境开展新闻消费的经验研究。

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

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意蕴深远的重大命题,并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要求、新使命。党建理论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讨和研究阐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是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拓新与理论积淀,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围绕这一重大命题,理论界从多个维度展开的学术探讨和研究阐释,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有效的学理支撑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已有研究文献分析表明,关于这一重大命题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尚在起步与破题阶段,理论研究呈现系统性、整体性不足的突出问题。尝试从价值意蕴、理论基础、主题主线、精髓要义、结构逻辑和构建要求等六个维度,研究和阐释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学理意蕴,并提出整体性的构建思路与体系框架,全面提高这一理论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学理性,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原因。梳理并剖析了党的历史上六次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做出的创新论述及其贡献,回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奠定基础到迈向高水平发展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深度聚焦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认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是新质生产力推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目标定位、宏观体制、微观体制、基本条件、基础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创新安排,既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所在,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障。

政府数字化激励促进企业纵向并购的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已然成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政府数字化激励对于企业管理与经营决策等行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政府数字化激励对企业纵向并购的作用机理尚未厘清。基于此,使用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对政府数字化激励与企业纵向并购之间的因果关系及作用机理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数字化激励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纵向并购概率及频率,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增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等影响机制发挥效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行业集中度,以及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政府数字化激励发挥纵向并购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影响。丰富了政府数字化激励政策在企业并购决策领域的研究,并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中高效开展纵向并购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结果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