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法学中的谦抑主义之考察

一、引言思想、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总是与社会的变革与激荡息息相关。刑法学当然也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开始深刻反思这段肆意践踏人权、破坏法制的血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全世界人权运动蓬勃兴起,人权意识空前高涨。在刑法领域,各国也开始反省和逐渐纠正刑法万能、积极活用刑法的倾向。

德国刑法学中的义务犯理论

自1963年Roxin在其教授资格论文《正犯与犯罪支配》(Taterschaft und Tatherrschaft)中首次提出"义务犯"(Pflichtdelikt)概念以来,迄今已近半个世纪。

监狱文化的批判性省思

在文化学的概念里,监狱现象,其实是一个文化现象。就世界范围而言,正是由于国别、民族的不同,甚至是一国的地域、文化背景、传统价值的不同,才构成了具有不同文化含义和体现不同文化价值的监狱。同时,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也折射出了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和演进中,几乎具有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以阶级作为社会划分的依据,还是以社会发展形态。

单一正犯体系研究

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为了处理犯罪参与现象,在立法和学说中发展出了各种立法形式与犯罪参与体系,归纳起来大致可以为区分正犯与共犯(教唆犯、帮助犯)的区分制(Differenzierungssystem)与不区分上述参与形态的单一制(Einheitssystem)两大类。所谓区分制,是指在法律条文之中,不仅就犯罪之成立在概念上区分为"正犯"和"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而且在刑罚评价上对两者也加以区分的体系。

监督过失理论研究

"监督过失"一词始于日本,也称为监督过失责任或者监督者的刑事过失。"监督"一词,在日语中意为"监察、指挥、命令、管理"等。日本学者对监督过失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

走向共犯的教义学——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共同犯罪是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其定罪量刑都有别于单独犯罪。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具有较为鲜明的特色。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共同犯罪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法条的制约。尽管如此,我国的共同犯罪理论还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在逐渐形成共犯的教义学。本文以我国刑法学中的共同犯罪理论的嬗变为经线,以共犯的基本问题为纬线,进行一个学术史的考察。

终身刑:死刑废止语境下一种话语的厘定与建构

一、死刑与替代刑死刑不存在替代刑。事实上,任何刑罚方式,在被设计出来并且加以实施的过程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生命,就像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自由、替代肢体、替代尊严一样。进一步而言,生命与生命,自由与自由之间难道亦可以等同对待么?但是,从刑罚的制定以及适用者,亦即国家的角度衡量,作为刑罚这种服务的提供者。

刑法法条竞合理论的比较研究

法条竞合在体系上属于罪数论的问题,是"本来一罪";又其本质是非真正竞合,因此"法条竞合"应名之为"法条一罪"。法条一罪不仅是法条自身的形式逻辑关系,只有数法条侵害的法益具有"同一性"时,才成立法条一罪。

“类型”作为刑法上之独立思维形式——兼及概念思维的反思与定位

一、"类型"作为独立的讨论客体在今日的科学研究中,类型方法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从最初的生物学与医学(特别是精神病学),到当今之心理学(特别是人格心理学)与模型论,"类型"几乎在所有自然科学的领域,都获得了渗透式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如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也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类型思维的极度倚重。这其中,最可注意者,乃是Max Weber首倡的"理想类型"之方法。

论刑法解释的刑事政策化

中国刑法学的研究似乎正面临一些方向性的抉择,例如犯罪构成理论何去何从,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如何取舍,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的关系如何,刑事一体化如何可能等等。这些问题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我国刑事法治困境——如何协调规则自治与自由裁量权的关系——而出现并展开的。本文提倡并阐述刑法解释的刑事政策化,诚望能够为解决我国刑法学研究的困境以及刑事法治的困境提供一点有益的尝试。

少年司法模式的第三条道路——恢复性少年司法在中国的兴起

福利模式(福利型少年司法)和刑事模式(报应型少年司法)是少年司法的两种传统模式,前者更侧重于福利保护,后者更侧重于严罚。在域外,少年犯罪的治理遭遇了制度瓶颈,使其少年司法理论试图走出一条克服传统少年司法缺陷的新路,即采用恢复性少年模式来处理少年刑事案件。以恢复受到犯罪行为损害的社会关系为目标,吸纳罪错少年、被害人及社区参与的恢复性少年司法被视为少年司法模式的第三种道路。作为一种新兴的少年司法模式,带有诸多恢复性少年司法要素的制度创新在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也被逐步采用。在我国某些地区的地方性司法改革中,在少年司法领域中试行的暂缓起诉、圆桌审判、社会调查、司法评估、心理干预、刑事和解。

存款的占有问题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占有"作为侵犯财产犯罪的核心概念目前已经引起了我国刑法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在引进了德日刑法理论关于"占有"的论述,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刑法中的占有主要指对物的事实上的控制支配状态,而不承认民法上的占有观念化趋势。对于占有的这一理解,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中为财产犯罪的许多情形提供解释。但在"存款的占有"这一问题上尚无系统的研究。黎宏教授在《论财产犯的占有》一文中。

美国法人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演进及其启示

引言美国是世界上设定法人犯罪圈范围最广泛的国家。理论上,几乎任何犯罪,法人都可以构成,都是适格的犯罪主体。实践中,检察官对追诉法人犯罪一直持比较积极的态度。传统上,检察官对于法人犯罪案件通常有三种处理模式:(1)提起公诉,即将案件交付法院审理,由法院最终判定涉罪法人是否构成犯罪及其相应刑罚。(2)辩诉交易,即就涉嫌的犯罪数量、具体罪名(重罪或轻罪)及其相应刑罚与涉罪法人讨价还价,达成一致意见后,交付法院裁决认可。(3)不起诉,即因证据不足或其他原因撤销案件,不再对涉罪法人提出任何指控。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检察官又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法人犯罪案件处理模式:审前转处协议(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后安然时代,审前转处协议在实践中得到较为广泛的适用,有相当一部分法人犯罪案件都是以这种模式处理的。然而,这一模式也面临来自社会各界的挑战:学术界对此质疑不断,律师界亦颇有微词,法官启动了司法审查,甚至美国国会亦介入了调查。其前景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观察。最近,我国一些学者提出增设类似美国的暂缓起诉制度的立法建议。评判这一建议是否可行,有赖于深入考察美国的法人审前转处协议制度。鉴于此,本文拟对美国法人审前转处协议制度的演变进行较为全面的述介并予以客观的评析,以供我国立法机关资鉴。

建立一座法律解释论的“通天塔”——对实质的刑法解释论的反思

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概念在法理学中的缺位在刑法学领域,虽然也有关于解释目标上的主观说、客观说的争论,然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却被更频繁使用,形成了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两种对立的解释立场或者思路。刑法学的多数基本问题的争议都是围绕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展开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在犯罪论上存在形式犯罪论与实质犯罪论的根本对立。

被害人自我答责的理论根基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传统刑法学认为,只要行为人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下,而故意或过失实施侵害法益的行为,发生法益侵害的结果,并且该行为与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场合,行为人应当对法益侵害结果负责。但是,作为刑事归责的基本原理的自我答责理论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于此。在自我答责理论看来,决定性的并不是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心理态度,也不是特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物理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重要的是行为人是否应当对损害结果的不发生而负责。[1]因此,如果能够得出被害人应当对损害结果的不发生负责的话,那么,该法益侵害结果就不得归属于行为人。

被害人自我答责的成立条件

"自我答责"是德文词"Selbstverantwortung"的中文翻译。刑法学中,"自我答责"常常是直接与"自我决定"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无非是因为该人是一个自由自主的自我决定的主体,而不是被决定的主体。因此,当某种损害结果与其行为相关联时,就必须追问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行为是否是该人基于自己的任意决定而实施的。如果能够得到肯定回答的话,他就应该对该损害结果负责。换言之,只有在"法规范期待作为一个自由自主的自我决定的主体实施符合自由意志的理性的行为,但是,该主体却违反规范的期待,违反自己作为自由主体的内在规定性,通过把任意(而不是意志)与行为相联系,而创设出损害他人的自由(他人自我答责)或者损害自己的自由(被害人自我答责)的结果"的场合,行为人或被害人才可能对所发生的结果承担责任。也就是说。

被害人视野中的刑事和解——一种基于实证的分析

刑事和解是以被害人——犯罪人关系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合作性司法模式",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障被害人人权,实现诉讼和谐与社会关系修复。被害人作为刑事和解程序的一方当事人,通过有效参与和解过程,有得也有失。我国应当充分吸收恢复性司法理念来规范司法实践中"自生自发"的刑事和解行为,构建"中国模式"刑事和解制度。本文拟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分析,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刑法上的占有

刑法上,"占有"一词可能会在以下三种情形中出现:用以指称"事实上的控制管领状态"的"占有状态"、不同于静态的占有状态而更强调动态的对财物的支配和利用的"占有行为"以及作为"非法占有目的"中的"占有"。围绕"占有"一词,存在许多具体的理论问题,如占有状态之存在的具体判断,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为本权还是占有本身,"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必要等问题。本文拟就上述与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德国刑法被害人信条学研究初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德国刑法学中一个被称之为被害人信条学(Viktimodogmatik)的论题,成为刑法信条学学术研究讨论的热点。在历经20多年激烈的讨论之后,本世纪初,德国权威的刑法教科书和刑法评论中,被害人信条学的观点已被德国刑法学界普遍认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限制性原则(Tatbestandseinsch(a|¨)nkungsprinzipe)

德日刑法上的监督、管理责任

引言随着社会发展,在个体自由不断扩大的同时,社会"组织化"特征也愈加明显,监督、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大,深度也越来越强,监管关系成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生活领域不可不重视的关系。传统刑法学在严格、机械地遵守"个人责任"的前提下,偏重于追究直接行为人的责任,而忽视监督者、管理者的责任。自工业社会以来,分工日益扩大、组织化特征日益显著,工业灾害未见减少,不可知、不可控的新型风险也不断涌现,而组织内的监督者、管理者却依附于复杂的组织关系躲避责任的追究,形成了"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有责任"的现象。监督责任、管理责任就是要解决根据什么追究监督者、管理者的责任,以及在多大范围内追究监督者、管理者责任的问题。刑法上的监督、管理责任,是指监督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地违背监督、管理义务而造成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的危险时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在监督责任中,总是存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他们之间具有监督与被监督、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造成法益侵害或者威胁的直接责任人是被监督者,但由于监督者在此过程中懈怠了监督义务,因此也应该对法益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承担刑事责任。在管理责任中,总是存在管理者与管理对象,他们之间具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虽然一般意义上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