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

为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提出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目标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2000—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口老龄化通过数字化转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大于门槛值时,人口老龄化通过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影响将发生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东部地区。建议加大对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提升数字化转型水平,从而抑制人口老龄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应对不同区域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从而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增值税减税能否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增值税税率下调事件的经验研究

深化税制改革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制造业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市场竞争地位高、国有产权、处于成熟期以及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而言,增值税减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显著。渠道分析表明,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是增值税减税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渠道。因此,政府部门应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缩小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税率差异,切实减轻制造业企业税收负担,同时应加大对民营、初创等弱势企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全面提高各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创新——基于高管风险承担视角

创新是企业获得技术优势的重要行为,有助于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管是企业做出创新决策的主体。以2008—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随着高管薪酬结构中股权薪酬比例的提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地,以激励物的Delta指数和Vega指数为度量的高管风险承担在薪酬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股权薪酬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效果仅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位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当中。因此,企业要制定合理的薪酬结构,适当提高股权薪酬占比,并注重改善激励环境提升高管的风险承担能力,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研究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就业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2006—2019年中国265个城市数据和企业信息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可以有效促进就业,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创业活跃度促进就业,但提高生产效率也会抑制就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采矿业等从事简单重复和危险工种的劳动力,往往会受到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因此,建议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加快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拓展产业链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创业活跃度,通过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数字赋能“有效论”: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向效应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然而,数字赋能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样本企业广泛分布于倒“U”型曲线最高点的左侧;管控投入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府补助能够显著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媒体报道较多的企业中。这说明,“技术驱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过度数字化会诱使企业陷入“技术鸿沟”,不利于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的协同推进。因此,重污染企业应找准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点与着力点,政府可以利用补贴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数字赋能绿色创新。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评级

ESG评级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企业长期生存的内在要求,而高管团队在企业长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越高,企业ESG评级越高。机制检验显示,高管团队稳定性通过降低企业战略差异度和经营风险提高企业ESG评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内控质量较低、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影响效应显著;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更显著。因此,企业要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经营风险,注重ESG信息披露,提升ESG评级,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与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自主创新是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基于1997—2021年中国省级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能显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且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大。因此,中国应继续鼓励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扩围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中西部地区要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以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我国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校验机制研究

我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后,不断出现高评级债券违约事件。为此,监管部门积极发展多种评级,以期提高债券评级质量。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研究了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如何综合发挥校验作用。基于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不同付费模式评级发挥校验作用的机制在于投资者的反应:当投资者付费和发行人付费两种模式评级差值增大,投资者不以单一评级结果进行债券定价,而是根据评级差值调整债券价格。基于2011—2020年企业债评级数据的经验证据显示,随着评级差值增大,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会降低后续评级,且评级差值对单一信用评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偏正面的私有信息会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而以中债资信为代表的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私有信息则不会显著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均体现出单一评级模式在定价方面的弊端。因此,监管部门应继续鼓励发展投资者付费评级模式,并鼓励机构投资者发展内部评级,以充分发挥多种评级模式的交叉校验作用。

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特征分析与指标维度优化

业绩考核制度是落实企业责任、激发企业活力,并由此推动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在对比股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业绩考核逻辑,分析、认知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的基础上,探究了业绩考核制度的本质特征,即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是一项以考核为抓手的产权管理体系,是以目标设定与过程管理为核心的“自驱式”机制设计。强调应唯经营(而非考核)出业绩,并且正向激励与风险容错是业绩考核赋能企业发展的重要属性。现行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还难以引导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议围绕“产业布局、经营生态、创新驱动、风险管理、财务收益”五个维度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且以年度考核为核心,形成导向明确、相对稳定、可预期的考核指标体系,并赋予企业负责人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提高考核制度效果,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投服中心行权会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推出的持股行权政策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制度创新,为解决中小投资者保护难题提供了政策思路。基于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投服中心行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投服中心行权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代理问题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劳动投资不足、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以及行权方式为专项行动、股东大会和网上行权时,投服中心行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通过提升劳动投资效率,提高了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因此,应充分发挥投服中心行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市低碳治理——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新型城镇化是消除快速城镇化弊端、科学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用2007—2019年20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低碳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抑制了城市碳排放,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促使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平均下降了3.02%,并且随着政策的推进其效果逐渐增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仅对东部城市、中部城市以及大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通过抑制城市蔓延、促进经济集聚、强化环境规制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多维目标考核,加大节约集约用地与环境监管力度,探索区域间差异化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最终实现城镇的低碳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数字化情境中的流通效率实现机制——基于匹配与扩张视角的案例研究

当前,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流通效率的实现。在数字化情境中探讨流通效率的微观实现机制,需要从流通的时空双重维度出发,将宏观层面的商品流通效率对应为企业在“匹配”和“扩张”的微观流通活动中的效率。采用追踪访谈的一手数据,基于韩都衣舍、酒仙网的案例,探讨了企业在数字化情境中的流通效率实现问题。研究发现:在“去中间化”路径中,数字化驱动了基于供应链整合的匹配效率实现和基于消费社群拓展的扩张效率实现,交叉网络效应与数据网络效应动态放大了这一作用;在“再中间化”路径中,数字化辅助了基于渠道纵向协作的匹配效率实现和基于店面连锁的扩张效率实现,用户网络效应与数据网络效应动态放大了这一作用。因此,承担流通活动的企业需结合自身对于流通渠道演化的路径选择,采取适配的数字化战略,以促进流通效率实现。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来自债券违约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债券违约事件频发,对债券市场的平稳运行造成威胁。以2020年11月永煤债券违约为外部冲击,从地区、行业、评级机构与承销商四个层面,基于2020年债券市场日度数据,利用事件研究法与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AAA级国有企业债券违约对债券市场影响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永煤债券违约事件导致债券一级市场发行规模缩小与发行成本提升,并显著提高了二级债券市场存续债券的回报。从短期市场反应来看,违约事件造成的负面溢出效应(异常回报提升)同时存在于地区、行业、评级机构与承销商层面;从长期影响来看,违约事件导致的存续债券收益率提升的负面冲击仅在地区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分析表明,违约事件对低承付能力地区、低市场竞争程度行业、由内资背景机构评级以及低声誉机构承销的债券负面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上述短期负面溢出效应在高等级(AAA)债券组中更加显著,并且评级机构的评价标准并没有受到该违约事件的影响,说明信用评级膨胀问题仍然严重。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债券市场的引导,从债券市场信息中介(评级机构与承销商等)角度采取措施来防范与降低债券违约风险。

外汇衍生品监管与跨境投资企业信用评级——基于“企业层面外汇衍生品监管指数”的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加速了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而加强外汇衍生品监管是市场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创新性地构建“企业层面外汇衍生品监管指数”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9年中国跨境投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外汇衍生品监管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加强外汇衍生品监管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信用评级,且主要通过减少企业违规行为、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抑制管理者过度自信三种渠道提升信用评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提升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外汇衍生品监管可以抑制企业信用评级的调整动机。因此,监管部门应优化衍生品监管法规,倡导套期保值原则,提高评级机构违规成本,提升衍生品交易信息透明度,进而促进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MD&A语调积极性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供应商授信视角的经验证据

数字信息时代,文本分析技术的应用提升了非财务信息的可用性和传递效率,进而为供应商授信提供增量信息。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非财务信息的文本特征,考察了MD&A语调积极性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MD&A积极语调能够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且通过改善财务信息环境和削弱媒体负面报道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升了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收到问询函和所处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MD&A积极语调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效应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MD&A异常积极语调越高,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但当数字化水平或供应商稳定性越高时,MD&A异常积极语调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因此,企业应综合考虑非财务信息对供应商授信的影响,供应商应提高对异常语调的识别能力,监管机构应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规范和监督,地方政府应积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创造良好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环境奠定信息基础。

高管激励调整、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高管作为企业运营的核心主体,其薪酬激励方式的选择与调整是决定公司风险防控和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激励调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激励调整、高管激励方式由现金调整为股票期权、高管激励调整次数上升均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且会计信息质量在高管激励调整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激励调整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缓解效应仅显著存在于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而非衰退期)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因此,企业应建立相对灵活的薪酬激励长效机制,根据不同生命周期设计合理的奖惩制度,并适度调整契约条款,进而防范公司股价崩盘风险。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作为科技创新主导下的新生产力形态,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08—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专利文本数据和国家出台的相关科技创新规划中划定的关键核心技术明细,运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方法识别关键核心技术,实证检验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关键核心技术能够显著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且主要通过提升企业供应链韧性和价值链位势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化程度在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此外,在高竞争行业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数字化转型程度、高技术多元化程度的企业中,关键核心技术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政府既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体系,着力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又要提高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企业价值链位势攀升,还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以各类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的市场环境。

央企母公司混改与子公司创新产出:促进还是抑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央企集团旗下已混改上市公司及其母公司数据,探讨了央企母公司混改对子公司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央企母公司混改促进了子公司创新产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母公司混改通过减少行政干预与缓解代理冲突促进了子公司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当地方政府放权意愿较高时,上述促进效应显著;当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较高时,上述促进效应更明显。基于母子公司混改差异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央企母公司混改程度低于子公司时会抑制子公司创新产出。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央企母公司混改,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促进央企混改提质增效。

公司股利迎合行为:研究述评与展望

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财务决策的重要内容,基于行为金融学视角分析公司股利迎合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内涵、动机、表现和经济后果等方面系统梳理并评述了公司股利迎合行为的现有研究成果,并提炼了需要进一步着重研究的问题。首先,结合投资者非理性股利偏好,厘清和归纳了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内涵和衡量方法。其次,从动机、影响因素、回购场景等方面总结了公司的现金股利迎合行为,并结合股票拆分、高送转等多种方式归纳了公司的股票股利迎合行为。再次,从市场反应、信息质量、未来业绩、公司风险等角度阐释了公司股利迎合行为的经济后果。最后,从投资者非理性股利情绪指标的构建、现金股利迎合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股票股利迎合行为的差异性以及互联网环境下公司股利迎合的经济后果等多个方面指出了关于公司股利迎合行为的未来研究方向,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监管政策的优化完善提供了指引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