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的现状、任务与路径

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呈现出论从史出的历史论证、守正创新的理论阐释、质性叙事的大众传播、国家民族的实践面向等良好发展态势。在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新征程中,需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坚持“两个结合”,从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中汲取话语力量,基于话语对象、概念阐释、主题选择、陈述形式等要素进行话语框架建构,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引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话语建设的双向赋能,着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国际化与外来话语本土化。

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三重逻辑:历史、实践与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时代发展,实现了中华民族建设理论与中华民族现代国家建设理论的创新。其构建过程,就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主动选择、不断发展并与时俱进的过程,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实践、价值逻辑。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三个维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进行多维度的探讨并结合时代背景予以考察,不仅能够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对于西方民族理论的批判和超越,还能够深刻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意义。

以旅游“三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路

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重要驱动和链接作用。作为兼具文化互动和个体能动的现代服务业,旅游从“物质性—社会性—个体性”多方面嵌入各民族“三交”的具体交往实践和真实生活空间。在流动的现代社会,旅游活动能够建立跨文化动态关联,塑造多民族良序社会愿景和多维度认同,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独特价值。为讲好旅游“三交”的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须以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为内驱力,统筹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构建民族团结与主客互信的目的地,强化文化自觉自信与家国认同。

推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研究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最大法宝”,是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未来需要以“第二个结合”为科学指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升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方法,增强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推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应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体系。

从自在到自觉: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发展和形成

“中华民族”是梁启超于1902年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到了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首先是“中华”作为国号或国名的确立,其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影响,再次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广泛传播,这三个方面因素促进了中华民族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华民族观念虽然在民国初年和五四运动后有了发展,但并没有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已经形成。原因一,当时人们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民族”而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含义是不同的;原因二,很多人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原因有三个方面:“中华民族是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之共同体”的意识开始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扩大,中华民族观念广泛传播。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标志是1939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

地方性何以再生产:湖北监利“玻铝大军”的自我组织实践及其启示

“玻铝大军”是生活在广袤中国的一个地方群体,是通过参与现代市场实践自下而上完成地方性再生产的缩影。“玻铝大军”的自我组织实践表明,家庭经济传统、地方社会关系网络、民间学徒制等传统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价值取向,在时空变迁中展示出极强的创造性和建构性。在“玻铝大军”以“家”“群”“乡”等形式整体嵌入现代市场及现代化进程后,地方性与现代性实现新的融合,地方性由此得以重构和再生产。中国传统的地方性具有与现代性相融合的社会文化基因和能力。

边境牧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

实现边境牧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明确二者共为抓手、互为支撑的逻辑关系。研究结合边境牧区的地区实际和发展定位,构建“衔接理念—衔接对象—衔接内容”的逻辑框架:在衔接理念上,从多元主体外部帮扶转化为激发牧民自身动力;在衔接对象上,从易返贫重点人口扩展至各族牧民群众;在衔接内容上,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短期机制,过渡为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针”。基于这一逻辑框架,将衔接理念转化和衔接对象扩展贯穿于衔接内容中,提出拓展牧区特色全产业链、建立环境整治网格化“一中心”、建立牧民积分制、深化“三务融合”模式、发展牧区集体经济等路径。

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生产力理论的历史演进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表明,科学技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探索又说明新质生产力还包括“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要素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自然生态要素,文化要素和自然生态要素也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与经济产生互动。民族地区出于应对外部挑战以及缩小发展差距,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必然选择。民族地区应该依托制度优势、政策优势以及地缘优势,以科技力量推动劳动资料的应用发展,以有为政府促进劳动者的素质提升,以市场需求拓展劳动对象的广度深度,为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关键前提、根本保障和未来方向。

城市群建设视域下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的多维探析——基于重庆主城都市区的调查

现代化城市群建设引领区域高水平协同共建,对周边各族群众产生典型的“磁吸效应”。城市中各民族流动人口数量上升既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现实空间。文章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以重庆主城都市区为例,依据三种社区生活模式,对嵌入式社区环境、渐进式文化交流以及互助式社团生活展开深入探讨。引导城市中各族群众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不断提升城市民族工作现代化水平,实现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在人口流动融居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团结统一、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基础。

革命主张的地方性刻写——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遗存研究

四川省巴中地区是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核心地带,在革命年代,这一地区红军活动密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与宣传党和红军方针政策的石刻标语成为该区域红色记忆的重要留存形式。文章基于田野调查对这些石刻标语进行了分类梳理,并详细介绍了其刻写过程。石刻标语是一种革命的文本形式,其背后承载着书写与刻画的行为何以表达革命主张,进而成为实现地方社会变革的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巴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的书写刻画充分展示出革命时期社会全面动员的状况,既是红军宣传革命主张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群众表达社会情绪的重要渠道,作为一份红色记忆的历史遗存,也承载着社会转型的文化表达。作为理解中国革命的“线索”,红军石刻标语因其独特的社会科学价值,应当值得学界进一步展开研究。

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网络空间拓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场域,同时也面临着时空挤占、负面要素生发和实践成效不集中等问题。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网络空间的民族互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化为理论基础。通过空间拓展,网络空间实现了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创造、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由此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针对风险要素,网络空间借助双重空间协同、网络民族工作和仪式传播,形成了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补机制、修正机制和强化机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叙事建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做到“深”“细”“实”“活”,将宏大的国家话语进行“降维法”实践与应用,突出人民群众在推动民族历史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以普通大众为主体的小叙事作为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突破口,弥合政府叙事的风格单一性、概念抽象性、宣传垂直性的缺漏。要贯通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小叙事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宏大叙事,促使大众通过日常叙事主动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热情,使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相得益彰。在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循环互构中,确证与阐释中国特色发展的成效和道路优势。在故事的书写、传阅和共议中加深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解和责任承担,最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自觉自强的行动实践。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科化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优化学科设置,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是当务之急。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独特的现象,已经超出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国家这一人类共同体发展脉络的描述,需要认真研究,并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作出贡献。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有着与众不同的内生动力和环境条件,内生动力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条件主要有文明形态、地理条件、文明演进模式、不同文明竞争等。为研究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迫切需要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及完善过程与机理,把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推广给人类,造福世界。

社会学建设的中国经验——费孝通关于“人民社会学”的探索及其启示

我国社会学已有一个世纪的学科建设历程,留下了一些值得总结和继承的中国经验,“人民社会学”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一个很好的理论创设与实践路径。费孝通倡导的“人民社会学”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探求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紧密相连,其核心主张是社会学建设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以“志在富民”为学术追求,围绕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命题,开展扎实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费孝通倡导并实践的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对当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学术借鉴意义。

“三交”史的另一种面相:学科意识与议题选择

2023年12月,《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在全国出版发行,《概论》教材站位高远、主线突出、特色鲜明、有血有肉,是一本里程碑式的教材,对开展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开创性、先导性意义。本刊特邀五位专家参与专题笔谈,从不同角度把握《概论》的理论创新。其中,杨蕤认为《概论》以史为基,主题为骨,通俗为要,以历史脉络为主线,通过历史的维度来阐述中华民族的内聚性、国家政权的统一性、中华文化的共同性之理路。张峰认为,《概论》从著史体系、编纂理念和史料开掘三个层面探索如何再现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盛况,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原创性和前沿性价值。田钒平认为,《概论》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重史论结合、话语阐述、理论创新,立体展示了“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王冬丽认为,《概论》深刻、系统、精到地分析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的整体性、必然性和真实性,是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的科学把握,是用新的史料体系对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学理建构。马惠兰认为,《概论》课程以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式,通过在大学生中进行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的,《概论》教材的出版、课程的开设也是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增强民族凝聚力、进行强国建设在大学教育中的具体体现。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探索--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之义。中华民族有着自身独特的演进路径与精神特质,袭用西方的民族理论,无法解读中华民族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1]为了深刻阐述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规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国家民委组织专家学者,为中华民族著史立传,编纂出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版,以下简称《概论》),创造了众人修史而成“一家之言”的新典范。

《夜市印象》

这幅作品试图捕捉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一个夜市景象,画面以丰富的色彩和动感的笔触展现了夜市的热闹非凡和独特文化氛围。《夜市印象》不仅是对宁夏夜市文化的艺术再现,也是对当地人民生活热情的赞美。希望通过这幅作品让观众感受到宁夏夜市的魅力和生机,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注和思考。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黄河流域民歌语言特征计量研究

结合生态语言学、类型学、计量语言学和依存语法等多学科理论背景,聚焦黄河流域九省区汉语民歌词汇、句法和语义层面特征,研究发现:在句法特征上,黄河流域民歌表现出支配词居前和支配词居后的混合语序类型特征,词汇和语义主题一致性表现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对黄河流域民歌进行多学科研究,可以拓宽中国民歌研究的视角,全面了解黄河流域的语言生态特点,黄河流域民歌具有直观可见的中华民族多元纷呈、和谐相融的黄河流域文化标识度。

以乡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与实践路径

乡愁是人类最真诚、最质朴的一种情感体验,孕育着对亲人、故土、国家深厚的眷恋与追怀,既提供情感寄托,使人们在思乡、还乡的情感支撑中不断前行,又延展出与思家、思乡、思国相对称的爱家、爱乡、爱国情感,生发出家国一体意识和家国情怀,形塑着中华民族家国文化。乡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头活水,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基础、情感纽带、文化认同和生态空间。乡愁是对传统文化的赓续,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以乡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以乡愁筑信念,以乡愁谋发展,以乡愁增认同,以乡愁促和谐,以乡愁护家园。“留住乡愁”,不仅可以构建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还可以培壅中华民族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天下为公”的责任伦理,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郎名看东南地区畲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郎名是一种存在于闽粤赣浙地区畲族和客家等汉族家谱中的特有命名方式。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对郎名进行研究,分析郎名在畲汉互动中不断发展与演变的历程。郎名并非某一民族特有的文化标识,而是畲汉互动交往、相互涵化的产物。郎名作为一种特色的姓氏文化,从民族互鉴互融的产物发展成为区域性共享文化符号,其社会功能早已发生转变,产生了新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分析郎名由汉入畲、由畲传汉的互动过程,探讨郎名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不仅为研究东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新个案,而且为探讨中华姓氏文化的生成、发展、演变提供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