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适”的审美范畴论

庄子其全部的文本都在表达着适意的人生追求。“适”作为《庄子》的审美范畴,恰恰是庄子最为满意的人生状态,并成为庄子内心深处潜意识的人生理念。本文主要通过“适”的审美范畴分析,梳理庄子对于三种人生选择和生存方式的不同态度。一是“适人之适”,二是“自适之适”,三是“忘适之适”。庄子最为崇尚的人生场景即“忘适之适”,这也与其本人一贯崇尚的天地精神一脉相承。

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自沉汨罗与忍辱著书——屈原与司马迁的困境抉择

困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之一,但面对困境,每个人的抉择却有所不同。屈原和司马迁是世界文化名人,他们深刻体现了古代志士仁人“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的文化传统,在面对人生困境时,虽然最终做出了自沉汨罗与忍辱著书两种不同的选择,但坚持个人理想抱负、不为现实磨难所屈服的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化上的精神传承亘古不朽,正是中华文明能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原因所在。

贡布里希对漫画生成机制的心理学原因探究

欧洲漫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不入流的艺术,贡布里希一反历史上对漫画艺术的偏见,运用图像学方法深入剖析漫画特别是肖像漫画的历史生成机制及其深层的心理学原因。他以“相貌恒常性”“图像等效性”等图像学方法揭橥人的知觉奥秘、图像心理和漫画心理演变原因。他的目的不是阐述“欧洲漫画史”,而是要揭开肖像漫画的生成机制以及它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存在意义。

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意义愿景与汉代西王母形象的经典塑造

汉代文献、画像石和铜镜铭文中记载了很多与西王母相关的文字和图像,尤其是丰富的考古资料的发现对汉代西王母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西王母崇拜在汉代时期兴盛,西王母的神格在汉代民间经历了由普通神到至上神的变化。西王母崇拜的兴盛主要原因是人们对长生的热切渴望和西王母对人们生活中种种美好夙愿的庇佑。西王母形象的经典化形成及其永续流传具有重要的文学乃至文化史意义。

于右任监察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于右任被尊为民国“监察之父”,其监察思想内涵极为丰富。于右任将监察制度视作官民之间的调和法,并以弹劾权为核心,以其他职权为延伸,对监察职权的目的和内容进行阐释,说明不同时期进行监察活动的具体方法。他关注监察官员的选任与管理,也重视监察法制建设。这一系列独到的观点构成其监察思想的主要内容。于右任监察思想的当代启示:提升人民在监察中的参与度,强化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监察,增加特殊时期监察的灵活性,推进监察官与监察制度良性互动。

步平和他的日本朋友圈——为了中日历史“和解”的奋斗者

步平先生的日本朋友圈,主要是有良知的日本进步人士,包括积极反省与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和平友好人士、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参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各界人士。他们开展的反战和平运动、学术交流和共同研究、编撰的历史辅助教材与研究报告,其影响已不局限于中日之间和东亚地区,而是逐步走向世界。步平先生和他的日本朋友们,无论开展日本的战争罪责调查与追究,还是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目的是促进中日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日历史“和解”奠定基础,为维护中日世代友好和世界和平稳定创造条件。无论未来如何,步平先生和他的日本朋友圈已成为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通过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能够指导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实现国家独立与自由。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鉴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郭沫若认为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应效仿苏联模式,由中央政府动员一切资源。郭沫若参加五卅运动,坚决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支持工人罢工,长期抗争,直至最后胜利。1925年,郭沫若撰《马克思进文庙》,通过马克思与孔子的对话,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孔子思想存在一些共同价值观,如公平、正义、共富。郭沫若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与孔子思想相结合,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凡是锦囊,皆为妙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中期小说的“信中信”现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前的早中期小说如《穷人》《双重人格》《九封信组成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等中,普遍存在“文中信”“文中文”和“信中信”的形式(本文统称为“信中信”现象)。这些在文体上属于书信的内容,叙事的层级等次不一,功能和效果也不尽相同。它们虽然并非都是提供现成答案的“锦囊妙计”,但确实有利于操控叙事进程:有的是为了设置更多的复杂线索、转移叙事的核心,有的则是为了避开焦点、混淆视听、制造冲突,在故意设置的混乱背景中立体展现主人公的心理和思想。作为套叠叙事、亚文本或次亚文本的“信中信”现象,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书信体和类书信体书写,也是其小说创作中一种力求创新突破的叙事策略。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就业:开放条件下的理论探讨与经验证据

本研究利用制造业行业数据对开放条件下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开放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抑制作用,且在重、中度污染行业中更加显著,但是外资的流入可部分抵消这一政策因素导致的就业损失。另外,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需求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在外资引入的条件下仍然成立。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并鼓励高质量出口对恢复就业并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元文学的滥觞、流变与美学共性研究

元文学现象的出现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历经数千年之久的创作积淀,直至20世纪下半叶,“元文学”这一概念才被真正地提出和思考。当今,随着人文科学的日益发展,文学界迫切需要对元文学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通过对元文学的起源与发展追本溯源,对元文学的概念进行释义,阐明元小说、元戏剧、元诗和元批评这四种文学样式所具有的自我指涉、自我解构与反思现实等美学共性,以此深化理解元文学内部理论规律。

后冷战时期北约的管理理念与制度分析

北约管理制度涉及四个方面:政治与军事领导层、官僚机构、武装力量、议员大会。该制度的特点包括:强调合作与协商,强调一致性原则,强调持续改革,强调大国优先与大国决策,强调灵活性与实用性。但是该制度在目标、路径与手段等方面存在缺陷,而且相对松散,缺乏权力集中;在政府合作架构中谋求妥协;运作成本高,功效有限。虽然该制度有较强关联性,对维系并推动北约发展有一定作用,但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顽固与偏执观念、思想与现实基础薄弱等限制了其功用。

下级法院报请提级管辖机制之司法现状审视及完善路径——以“动态管辖调整”与“法定管辖例外”为理论基点

下级法院报请是当前提级管辖案件的主要来源。探讨下级法院报请提级管辖机制,其表层意义在于阐释“动态管辖调整”与“法定管辖例外”的发生机理,即为何需要在法定管辖及静态管辖之外,设置“动态”及“弹性”等更具灵活性的规则;其深层意义在于通过我国审级架构中“平行式柱型结构”向“金字塔体系布局”调整的路径,让各级法院深入理解裁判文书所具有的规则意义、政策效应及利益衡量价值。但实践中,受认知受限、规定抽象原则、配套机制阙如三方面因素制约,下级法院报请提级管辖面临适用标准宽严无序、裁判文书格式不统一等问题,严重影响提级管辖机制适用性、有效性。对此,为充分发挥提级管辖机制效能,首先,要结合案件要素对提级管辖案件适用标准予以明确;其次,从关键环节入手,细化提级管辖运行流程;最后,以考核激励机制为导向,充分发挥提级管辖案件的示范价值。

《诗》教传统与宋代理学家“温柔敦厚”诗学审美理想的生成

传统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向后世“温柔敦厚诗学观”的发展、定型,表征着儒家政教传统对于文学艺术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由“尚中”“尚和”观念发展而来的儒家“中庸”思想、与其同样有着“尚中”“尚和”基因的“诗言志”“比兴”传统,以及由孔子提出而得到后儒发挥的“兴观群怨”诗教传统等,均与“温柔敦厚《诗》教观”紧密相关。宋代理学家在承继汉唐诸儒“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同时,于众多方面发挥、转移了其主要观点,并在他们的诗歌书写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理学家诗人在作者感情、态度等方面推崇中和、中节而不过分;其理学诗作重视诗歌讽谏和感兴志意作用,强调以理、礼、性、道、仁等“节之”,关注“情性”及“心性存养”等。

《箕雅》用典考

朝鲜汉诗是东亚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成就。《箕雅》是朝鲜规模最大的汉诗总集,代表着朝鲜汉诗创作的最高成就。《箕雅》收录的汉诗大量运用典故,既体现了中国古诗的传统特色,也反映了朝鲜汉诗的鲜明特点。这些典故大多源自中国的经史子集,又可分为语典和事典两种形式,充分展现了朝鲜汉诗创作的艺术魅力、深刻内涵以及中朝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步平先生与日本化学战研究

步平先生是中国学界最早开展日军化学战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坚持实证研究,调查过中日各地化学战相关遗址,收集大量确凿的文献史料和人证物证。他有关化学战的研究成果丰硕,填补了中国学界的空白。他的研究成果是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著。步平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还是一位胸怀现实、热爱和平的社会活动家。他通过对化学战的研究,推动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责任,处理战后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他热心奔走,为向日本提出诉讼赔偿的受害者提供帮助。他与日本进步人士开展共同研究,敦促日本正视侵略史实,寻求在中日之间建立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他还呼吁为了人类和平,全世界应共同反对、抵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

内涵与取径:金源“借才异代”再考察

为满足疆域不断扩大的国家治理需要,金朝统治者将“借才异代”确立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国策。然“借才异代”不仅仅指“借”人才,其内涵与取径可梳理为四方面:一是“借”辽、宋图籍文献,二是“借”渤海、辽国、北宋降人,三是“借”汉语为通用语,四是“借”中原的先进文化。通过上述四个路径的努力,金国完成了由部落联盟的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帝国的转变,实现了少数女真人对大多数汉人、契丹人的统治,也使金代文化、文学获得了高起点。

网络舆论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股吧论坛为代表的新兴信息传递中介在中国金融市场舆情分析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创新主导作用的时代背景下探讨网络舆论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网络舆论抑制了企业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网络舆论的扩散效应也会抑制企业创新产出及创新效率。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网络舆论会通过提升股票流动性、促进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创新产出及创新效率,并最终导致审计费用的增加。此外,随着信息环境改善、社会责任履行质量的提高,网络舆论对企业创新产出及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会被弱化,并且国有企业同样会弱化网络舆论对企业创新产出及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从企业创新的角度实证分析了网络舆论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拓展了网络舆论影响的研究范围,丰富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入和全面探讨网络舆论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影响。

法律人工智能:检察改革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新一轮司法改革旨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为此,改革在公诉证据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制度重构,以期衡平证据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制度改造路径意期建立证据的外部监控机制以保障证据质量,然则这亦导致证据“事实确证”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难以衡平。法律人工智能由于具备高度形式理性,与改革目标具有同构性,被决策者寄予了作为“阿里阿德涅线团”、架设建立在司法主体上的内在辅助机制、重构证据制度结构、衡平证据的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的功能预期。但是,法律人工智能作为主体外的辅助机制,终究不能作为改革的治本之策,不然可能导致“伊卡洛斯之翼”式的悲剧。唯有从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员的素质与意识,结合技术路径,才能造就改革真正的“阿里阿德涅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