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瘵疾在宋元社会中的文化想象与知识认同

“瘵疾”作为宋元社会中广泛出现的一类疾病名称,在世俗医籍、文学笔记、道教文献中,呈现不同的理论解释与描述重点,代表了宋元社会中不同群体对瘵疾的理解和想象。从知识史的角度探讨瘵疾概念的形成及其在宋元日常生活、宗教生活中的流转和形塑,可以发现,医籍中,它是人体虚损的严重化,虚损的结果是患者的身体最终变为病原体向外传播瘵疾;文学中,瘵疾由疾病的统称发展为情志之病,成为文人展现自身观念或者需求的文化意象;道教文献吸收了医籍中的瘵疾知识,并进行了通俗化和神学化的改造,瘵疾成为尸虫侵蚀人体的结果,以及冤魂向活人复仇的手段。三类文献在互动之中共同塑造了宋元社会中不同群体关于“瘵疾”的认识、想象与应对。

越南古代的象军与象医

越南古代王朝保有大量的象用作战争、仪卫、役使,黎圣宗时期用象制度已经相当完备,至阮朝明确建立“象政”,在“马政”之前。数量庞大的人工豢养象群也面临伤患和疾病的问题,因而越南王朝又设立象医以保证用象。官方史籍虽然记述象只使用,但并不记录象疾疗护,仅后黎朝景兴三十一年(1770)医象院相关人员参与修建扬武庙时在《扬武碑记》中记录姓名官职。阮朝拥有庞大的象军部队,建立象医制度,并写入官修《钦定大南会典事例》之中。19世纪末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军队不再装备战象,象仅供宫廷和社会役使之用。随着社会和环境的变迁,越南地域上的象群减少,象也不再承担较为多样的社会工作。象军和象医也一同消失在越南的历史中。

虞集《承天仁惠局药方序》所见元代南北医学融合

元代文宗天历年间编修一部《承天仁惠局药方》,由太医院使主其事。书成之后,虞集撰写《承天仁惠局药方序》,列出编修该书集合了九部医方。本文探讨太医院使集合这九部医方所反映元代医学的一种趋向。南宋、金分裂时代,文化分途发展,医学也不例外。本文指出九部医方分别代表三类医方:宫廷医方、北方医方和南方医方。《承天仁惠局药方》显现集合南北医学的一种趋向。元统一后,北方医学南传,给元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大影响。

中国古代公共卫生史的溯源研究

中国公共卫生问题仅仅“存在于近代”吗?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公共卫生机制首先出现于中国?正如探讨民主思想、共和制度、科学体系在近代中国的落地生根一样,公共卫生在中国的接纳和发展史也必须追根溯源,从更早的历史阶段寻找根基。除了中国古代政府将瘟疫放在“天人感应”框架内予以消极应对之外,医学思想善归纳不善分析的气论一统局面、民间自治能力的阙如都是重要原因,卫生自古以来就是私人事务,无力上升为公共事务。但是,国民性中对威权的服从传统和对“智识”的敬仰崇拜又成为公共卫生机制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土壤。历史决定了民族性格,民族性格又会决定一个国家、民族面对疾病时的基本样貌。

从宝石到药物:海外异物珊瑚在唐宋时期的新角色

唐宋时期的医书中大量出现将珊瑚用作药物的记载,可见传统用作美玉(宝石)、象征财富、呈树状的珊瑚在此时还增加了新的角色。对珊瑚药用的认识,在唐宋时期也逐渐深入、多样,其中最主要的用途是医治白内障。宋代从海外输入过段状珊瑚,应该是直接用作药物的。唐宋时期还催生了把海中一种青色的珊瑚树称作青琅玕(原本是一个用作陆上物产的词语)的新现象。从珊瑚由海外输入中国,而中国之外的西方古典时代、印度和伊斯兰文明均将珊瑚用作药物来看,中国将珊瑚用作药物存在受到海外影响的可能。

以志见史:从方志著录明清医药文献看云南中医学的发展

云南传统医学由民族医学和中医学组成,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发展轨迹。云南地方志中著录部分明清时期的医药文献,涵括医书、医家以及零散的医疗实践和医药内容,是记录医药文化历史资料的主要载体和考察云南中医学发展的重要资料。通过梳理方志中医书和医家的著录情况,总结明清云南医药文献著录的特点,可以志见史,分析中医学在明代扎根云南,至清代繁荣发展并逐步地方化的发展历史,总结云南中医学发展得益于汉族移民的进入、与内地中医学交流频繁、与儒学和道教在云南社会的发展关系密切、具有云南地域环境特点等特征。通过研究,还可管窥中医文化从中原辐射至边地,并逐渐实现多元发展、一体同进的过程,呈现明清时期云南地方社会文化发展史侧面。

全球史视域下非洲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新尝试——评丽贝卡·李《非洲历史上的健康、治愈和疾病》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基于非洲史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并在历史学的“全球转向”影响下,非洲史学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同时,全球史作为彼时兴起的一种新的史学观念,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向更为深广的维度探讨非洲史学。其间,非洲医疗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成为非洲史学的重要分支,而非洲医疗社会史研究尤为受到全球史观的影响。

稿约

《医疗社会史研究》(International Medical Historical Review)创刊于2016年6月,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集刊每年两辑,分别于6月、12月出版,设有“专题论文”“档案选编”“学术述评”“学术书评”等栏目,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特约主编组织特定专题联缀各文。

“学医”与“求仙”:中国传统社会早期的医学认知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于人对自然的观察与应用实践之中。在自然伟力下,传统社会早期自然产生对不老不死之“神仙”的信仰与向往,并试图通过修习达到成仙的目的。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秦越人学医”与《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费长房求仙”两则文本的记载来看,恰呈现早期“医生”与“仙人”的两类角色代表在各自社会阶层的身份特征、为人处世的性格特征以及学习医术/仙术的过程中的异名同质。医学以“祛病”为术,仙法以“长生”为道。通过却谷食气或是服食药物达到祛病养生的目的,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求仙”所必须借助的手段。在后世发展中,仙术传承中“得人为要”的严选模式与“行善立功德”的甄选标准又与儒家所推崇的“仁者”“仁心”相结合,逐渐演化为中国传统医学对从医者的道德要求,形成了后世“医为仁术”的核心观念。

点泥成金:清代鸦片烟消费与鸦片的商品化

清代鸦片的商品化过程始于18世纪初。1729年清政府颁布鸦片禁令后,除药用鸦片之外,可供吸食的鸦片仍然存在于市场流通中。吸食方式的变化开启了鸦片烟的商品化过程。吸食纯鸦片很可能源自使用进口鸦片去除杂质的步骤,这直接导致鸦片需求量的增长与配套烟具的出现。消费心理对鸦片商品化的推动,不仅表现为上层人士对精美烟具的追求和对吸食鸦片后精神状态的美化,也表现为其他社会阶层出于慕效、寻求认同、寻求解脱等原因选择鸦片的行为。在鸦片逐渐渗透清代社会各阶层的同时,烟馆作为鸦片消费最主要的场所,其盈利内容由便捷快速地满足顾客吸烟需求,转变为售卖鸦片吸食服务和塑造鸦片消费光鲜诱人的形象,成为鸦片商品化过程中又一重要的推动力。

“致疾”与“治疾”——文言小说中的“恶鸟”与疾病

在与恶鸟和疾病有关的小说故事中,恶鸟是致使人得病、病发、病重乃至身亡的元凶。其原因不仅在于人们深信恶鸟能伤人精魂,而且这种信仰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如恶鸟多生活于易发疾病的时节和环境,以及本身携带病原的恶鸟在飞翔或停留人家时会通过空气将疾病传染给人类。恶鸟在致人患病的同时也是治病良药,除了恶鸟在一定程度上确能治病强身,古人取象比类的思维以及远古鸱鸮崇拜在人们记忆中残存的恶鸟之神性也是人们尝试以其入药的缘由。

知识史视野下的清代温补之风

温补是金元明医学精英发明和提倡的一种理论,进入清代,经过文化精英的宣传、身体观的区域化和阶层化、医界的普遍推崇及其背后的市场需求,演变为江南等地区盛行的温补之风。温补之风不仅造成了诸多医疗事故,也限制了社会对新兴温病学说的接受。医学精英在严厉批评温补之风的同时,进一步思考寒凉和温补两种治法的关系,指出温补学说是宋元以来医学精英对寒凉学说补偏救弊的结果,寒凉和温补两种治法并行不悖,不可偏执一方,须辨证论治。可见,医学的发展,不仅是医学理论的嬗变,社会文化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明清生育隐喻下的女性病患

在现有针对中国古代妇女医疗史的研究中,生育向来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然而,受到材料的限制,人们虽然可以探索妇科医学和医者生育认知观历时性的变化,却不得不将女性病患作为客体,这导致从病患视角出发的研究十分有限。本文通过重新审视医学文本中对于女性病患的治疗建议,结合明清时期相关的医疗叙述发现“胎产优先论”的认知观对于女性病患及其家属的医疗决策和行为模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生育的隐喻作用下,一些疾病被自然而然地搁置和忽视了。与此同时,明清时期未被医疗审视的生育活动与这种隐喻共同作用,给女性病患获得有效的医疗救治造成了障碍。

丝路食药:明清时期“琐琐葡萄”传播史与中华医药多元交汇

“琐琐葡萄”是葡萄的特殊品种,明清时期自西域逐渐传入内地,可食用、可入药。本文梳理“琐琐葡萄”相关文献,考述“琐琐葡萄”名称来源和其在西域的产地,以及其自北向南传入中原的历史,探究“琐琐葡萄”与明清时期各阶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琐琐葡萄”入药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探讨“琐琐葡萄”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本文从医药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研究“琐琐葡萄”传播史,探讨“琐琐葡萄”在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媒介作用,以及多元交汇的中华医药发展史,为学界研究丝绸之路上传播的医药探寻新的视角。

美国内战前的水疗法及其疗效之争

19世纪上半叶,来自欧洲的水疗法传入美国,该疗法在推广的同时,与卫生改革运动相结合,引发了一股“水疗热”。热衷于水疗法的群体既有自学医术之人,也包括部分正规医生,他们大力宣扬水疗的优势,认为水疗可以治愈各种日常所见的疾病。而美国医学会以及其他大部分正规医生则质疑水疗法的疗效,并且反对水疗的滥用。于是,水疗法支持者和反对者围绕这一疗法的疗效进行了激烈的论争。随着论争的深入,双方对水疗法的认识更加深刻,并且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水疗法支持者为回应批评,创办医学杂志、医学院扩大水疗的影响,并将个人卫生与道德相结合;反对者也逐渐意识到水疗法的优势,吸纳其中的合理部分,丰富了正规医疗手段。总之,二者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和提升社区道德水准的努力,促进了美国内战前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医学与王权: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正规医生对“国王触摸”的参与

“国王触摸”盛行于英法两国中世纪中晚期至18世纪,传统上认为,这一仪式完全是国王主导,用以巩固王权的宗教性活动,但在1603~1714年“国王触摸”的极盛期,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医学为指导,受过系统教育与培训、拥有皇家内科学院颁发的行医许可证的正规医生也参与其中。一方面,正规医生在“国王触摸”中扮演了合作者的角色,既负责预筛选患者,成为民众与君主之间的桥梁,也将常规疗法与“国王触摸”互相补充以促进“疗效”。另一方面,这些医生著书立说,用古老的盖伦医学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机械哲学理念,赋予“国王触摸”新的理论诠释。在这个意义上,“国王触摸”不仅是王权对医学与宗教的利用,一定程度上还可视为“正统医学”为维持自身地位而与王权的合作,是观察这一时期早期临床医学发展特征的典型切片。

《弗莱克斯纳报告》再考察

1910年发表的《弗莱克斯纳报告》是美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份报告。学界普遍认为,卡内基教学促进会委托弗莱克斯纳调研美国医学教育,《弗莱克斯纳报告》进而确立了美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推动了美国现代医学教育改革,使美国医学教育后来居上,成为20世纪的世界医学教育中心。然而,经重考史料发现,卡内基教学促进会并非《弗莱克斯纳报告》的最初促成因素,20世纪初的美国医学教育改革也并非单一因素造就,而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本文试论该报告产生的真实原委和它对美国医学教育产生影响的路径及其背后渊源。

民国时期针灸教育形式的转型及其特征分析

民国时期针灸教育从传统的师承模式向学校教育转型,并通过学历教育、函授班、短期班等办学形式来传承针灸。总体而言,学校教育以正规学历教育为主,其学制较长,学历层次划分不统一;中医学校针灸课程地位不凸显,针灸学校针灸课程分化,均参照了西医学科体系;教学内容有了明确的进度安排,渐趋规范化、实用化;注重针灸临床实习。函授班,多数由学校附设,亦有学生创办;教材与面授班相同,不过相对局限,较少涉猎他科知识;学制短,毕业考核简单。短期班有专修班、讲习班及训练班等形式,专修班及讲习班仅为更简便地速成针灸,训练班则是在战时缺医少药的背景下产生的。民国时期,针灸学校教育对新中国成立后针灸院校教育的创设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梅威令遇到李鸿章: 西医将行于中国?——由晚清三场医学考试引发的讨论与思考

医学教育构成西医在华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哪种教学模式更有利于西方科学医学在华发展?本文以英国梅威令率领三位华人医学生在香港、上海参加医学考试,并在李鸿章的军营表演"车营救治死伤之法"的事件为例,考察了梅威令教学模式与当时盛行的医学传教模式间的差别,揭示出19世纪的中国还出现过世俗的医学教育,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通过史料辨析,本文梳理了梅威令与李鸿章相见的史实。作者提出只有在医学教育的世俗环境形成、医学进入国家体制和华人医生的身份获得认同时,西医才能行于中国。

从国际性到地方性: 中华医学传教会演变探析 (1838~1886)

中华医学传教会成立于1838年,是近代中国和世界上第一个医学传教组织。该会成立之初表现出了较强的国际性特征。它由在华的英、美人士发起组织,并与英、美等地人士有密切联系,形成了国际性的人际关系和经费来源网络。而且,它在支持新教在华医疗事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1845年中华医学传教会的分裂,加之此后基督教在华传教环境的变化,中华医学传教会日益地方化。1886年,中华博医会成立,中华医学传教会彻底变成了地处广州的一个地方性传教组织。中华医学传教会的上述变化不仅体现了在华外人与西方国家以及中国关系的变化,而且是国际化与地方化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