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车”补释

四字语“悬车致仕”或“致仕悬车”在古籍中经常出现,而“悬车之年”也成为七十高龄的代称之一,已属传统文化的常识范畴。但是,其中“悬车”的本义究竟为何,尚存歧见,仍需进一步探讨。《辞源》“悬车”条的第三个义项即为“古人年七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故曰悬车”。第一个义项则释作“挂车。即停车”,这体现了两个义项之间由表及里的引申关系,将“悬车”之“悬”释解为“挂”,也合于“悬”的常用义。然而,细究起来仍有令人费解之处:“挂车”在古籍中多作为地名使用,“停车”之义极少用“挂车”来表述。更为重要的是:“悬车”的字面义真的是指把车子或车厢吊挂起来吗?许多工具书的确作此理解,如刘洁修主编的《成语源流大词典》(第7版)“悬车致仕”条中把“悬车”直接释为“把车子挂起不用,指辞官家居”。但若仅闲置不用,似无必要将体大身重的安车悬挂起来;若“挂车”是礼制行为,古籍中又缺乏对其具体细节的描述。也有工具书处理较为审慎,未把“悬车”之“悬”确定为“挂”义,如韩陈其编著的《汉语借代义词典》用“古人七十辞官居家,不再用车”来说明“悬车”的理据。那么,“悬车”之“悬”的语义是否可得到更为恰切的解释呢?

哲学家汤一介谈《淮南子》

汤一介先生(1927-2014)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曾担任《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撰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儒释道与中国文化》《佛教与中国文化》等书,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汤先生虽然对汉代道家典籍《淮南子》并无专门研究,但作为学养深厚、造诣精深的哲学家,却在为《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陈静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所作《序》中,精要阐述了自己对这部“绝代奇书”颇为独特的“哲学家视角”的看法,言简意新,启人深思.

万物一齐以道待之——《淮南子》道家动物伦理哲学及当代价值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对自然界的动物始终抱有突出的伦理善意与环保诉求的是“道家”。淮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所撰著的“旷代道典”《淮南子》在汉代历史条件下,充分继承了先秦老庄的动物伦理哲学,并对其道家智慧精神有着进一步的阐扬。《淮南子》秉持先秦老庄“万物一齐”“万物一体”的核心理念,从人类生命与社会发展的视野出发,重新审视“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问题,深刻阐发出敬畏自然意识、伦理善待意识、生态保护意识与生命审美意识的理论内涵,成为汉代道家中最能在动物伦理哲学方面彰显“天人合一”精神的杰出历史代表。

略说石渠(阁)论经

我们为进行市级课题研究,进一步开发西安历史文化资源,且进行汉石渠阁等文化遗址的多学科探讨,再赴汉未央宫建筑群遗址进行实地调研与考证。汉高祖7年(前200年)由杨成延总体设计的该建筑群中位于北面由丞相萧何主持建造的石渠阁、天禄阁,均为西汉时代的国家(皇家)图书档案馆,司马迁、扬雄、刘向等先后校书、著述于此地,且有著名的“石渠论经”活动。

课程思政视域下将温度融入国学经典教育的现实路径

课程思政是构建全方位育人格局的重要教育举措,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近年来,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高校要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道德修养等方面进行课程思政优化:“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2020年6月1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从文件我们看到,高校所有课程的育人内涵和责任必须做到每门课程有思政,每位教师讲育人。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学经典就是课程思政最好的元素之一。

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陕西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总书记还强调:“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前提是要实现“两个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陕西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省,在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丰厚的中华文化资源,我们今天应积极凸显其优势,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首先,应重视黄帝历史价值与文化象征意义,筑牢华夏文化根脉和民族精神血脉,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

延安文艺中构建“人民性”概念的三重力量

“每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工具,它们适用于自身的问题域”([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著,高明华 译:《社会认同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延安文艺中的“人民性”概念是被建构出来的,其从被提出开始即具有意识形态性,是知识层面建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思想理论表达体系中的一部分。因而此概念既遵循政治逻辑,也遵循理论逻辑。

开卷思人:重读《美的历程》

李泽厚先生一生著述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先后出版他的著作60余种,加之海外译介版本,计有百部之多,诚可谓著作等身。在这些著作中,涉及哲学、思想史、文化、美学、伦理学和文学创作等领域,因此他被学界称为当代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然而在大众心中他似乎只是一位著名美学家,这一片面而又具有普遍性认知的学术身份,并非没有原因,这就是他的《美的历程》太过有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大众对其学术成就的全面认识。

蘧伯玉对孔子的影响

蘧伯玉名瑗,春秋晚期卫国贤大夫。卫国与鲁国同为姬姓诸侯,又是邻国,关系密切(《论语·子路》:“鲁卫,兄弟之政也”),因此孔子很重视卫国。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曾两次寄居在蘧伯玉家,《孔子家语·困厄》还提到蘧伯玉请孔子相礼,可见他与蘧伯玉的关系比较密切。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蘧伯玉是孔子所师事的人之一,综合考察二人的交往,他对孔子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从傅斯年恐高说到早期考古人的恐惧

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傅斯年毫无疑问是中国考古学诞生初期的重要领导人。1927年,傅斯年呼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次年,傅斯年又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强调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追求“动手动脚”,强调通过田野发掘解决学术问题,已经成为傅斯年、史语所乃至中国考古学治学取向的标签。

简论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一、引论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本质上反映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即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带领中国人民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努力奋斗,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把“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作为党的最高纲领。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页)这就明确指出了党的现代化理想目标。其中,建设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是重要的一环,新文化之“新”在于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和文化出发的实事求是,也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审视中国历史和实际的高瞻远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协调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习近平:《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4日)。

探索道家伦理的新时代价值——《道教伦理:传统形态与当代新诠》评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霞研究员的新作《道教伦理:传统形态与当代新诠》是一部阐释道教传统伦理思想和时代意义的学术专著,该书于2023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当下学界围绕道家伦理研究的最新成果。书中不仅娓娓道来了道家的道德哲学及其演化为宗教的跨越,考察了劝善书在各个朝代的演化及带来的思潮,更将道教生态社会观与当下事实结合起来用道家智慧解释生态和政治问题,观点新颖,特色鲜明,特意推荐给诸位读者。

《礼记》卑己尊人的礼学思想初探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礼义道德,中国也被称为“礼义之邦”。中华传统经典中有关“礼”的论述是社会道德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论语·季氏》中讲:“不学礼,无以立。”明确指出礼在人的自我成长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礼是人与人交往中文明秩序的具体体现。《荀子·礼论》认为礼是一种能够“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度量分界”。如果没有礼的约束和限制,人的欲望就无法被满足,就会产生社会纷争、混乱和穷困现象。在古代中国,礼不只是体现为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聘礼等各种具体形式,而且还体现为一种行为规范和做人品格。《礼记·曲礼上》中讲:“夫礼者,自卑而尊人。”将礼界定为一种自我谦逊和尊重他人的行为规范,是对礼在实践中精神品格的高度概括。本文将从探究《礼记》中卑己尊人的礼学思想入手,挖掘中华礼文化的谦逊精神和内省品格,以期对我国今日的道德文明建设有所补益。

《艺文类聚》勘误一则

《艺文类聚》引“淮水”下有,“《水经》曰:淮水出南阳平氏县昭稽山”,其所载有误,淮水所出之处当为“胎簪山”,而非“昭稽山”。《艺文类聚》“淮水”下有,“《水经》曰:淮水出南阳平氏县昭稽山,东北过桐柏山”(欧阳询著、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卷八水部上,第160页/1985年,卷八水部上,第160页)。《史记索隐》:“《水经》云,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簮山,北过桐柏山……”(司马迁著;(唐)司马贞索隐:《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卷二,第57页)。

王建常著述及版本考略

王建常是明清之际关中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以明末遗民自居,守礼抗节,自甘淡泊,锐意圣学。在治学上主张为学必先立志,主要继承了程朱一脉的主张。王建常认为气能生物、凝气聚生物,发挥了程朱一脉的理本论思想,认同张子的“心统性情”说,认为心与命、性、理为一,毕生实践主敬、养气、格物、致知、省察、慎独、静坐、灭欲、诚意等一系列保养心性以成就理想人格的修养方法,视佛、道、阳明之学等为异端并对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贺瑞麟在《复斋录序》中说:“与李二曲同时,或以为其纯正在二曲之上。”又在《太极图解》后序中说:“国朝吾关中讲学诸前辈,以朝邑王仲复先生为第一。”《关学编附续编复斋王先生》称其为“宋以后关中第一大儒”。

孟子君子观探析——从《尚书》中的启发谈起

孟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自己的君子观。《尚书》对孟子君子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孟子君子观中关于君子要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强调孝悌,以民为本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尚书》中君子思想的影响。一、君子修德《尚书》又被称之为《书》,是一部记录夏、殷、周王朝君主及诸侯的言行举止、训戒、临战檄文等内容的中国古代史书,其记录的历史长达一千三四百年。

王通君子人格观研究

学界对王通的王道思想、心性论思想研究较多,但从心性论角度对王通的君子观研究较少。《文中子》的君子人格观首要原则是以道德为规定,并通过“诫”与“思”等方式调节“人心”与“道心”,并以“心”的无迹化转向通达“至德要道”的最高境界。《文中子》的君子人格观念不仅是王通对君子个体的界定,而且还是时人家国治乱的标尺,也是隋末社会变革的缩影。

论汉隋儒学“意志之天”的演变——以董仲舒、王通为考察中心

学术界关于汉唐儒学“天论”的研究中,大多数成果关注到了汉唐儒学的基本特征和地位。张茂泽认为汉唐儒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神学化”,处于“宇宙论向本体论转变、天命论向道体论艰难转变的历史阶段”(张茂泽:《汉唐儒学的思想史地位》,载《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八辑)。处于汉唐之间的隋代,结束了汉末以来的分裂局面,从经济、社会、思想等多个层面重建了“大一统”。因此,在研究汉唐儒学时不能被忽视对隋代儒学的研究。基于上述成果与隋代在思想史中地位,本文从汉隋儒学“意志之天”的演变出发,认为汉隋儒学的“意志之天”,其“质”虽同,其“量”有异。从同处说,此时儒学的“意志之天”本质上是《易传》“生生之道”的人格化。从“量”异处说,儒学“意志之天”的色彩在隋代更加淡化,儒者更重视“天”去“人格化”后的“道”。本文依据董仲舒和王通的材料展开分析。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强调,要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