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住宅权的制度保障

国家对社会居民负担的保障其居住权利的义务,是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之一。当代国家一般均建立有保障住宅权的法律制度。本文对我国应该建立的住宅权法律制度进行了探讨,提出完善住宅权制度保障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公法层面的问题,即在住宅权社会保障机制方面,应该建立住宅权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自力保障制度;二是私法层面的问题,即在民法保障制度方面,需理顺住宅所有权与房基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建立公寓化住宅所有权制度、建立居住权制度和完善不动产物权变动公示制度。

从逻辑到法律:推定改变了什么

推定是根据法律规定,在基础事实被确定为真(或不需要基础事实)的条件下,确定推定事实为真的法律规则。推定基于经验法则或社会政策对证明强度作了人工强化。区分推理、推论和推定有重要意义,推理只关注形式的有效性,推论同时关注内容真实性和形式有效性,所谓事实推定本质上属于推论。推定对裁判者的自由心证构成了局部侵蚀,同时推定具有转移或倒置证明责任的重要功能。推定的强度可以从其相反推论所需强度来解释。在关注推定的积极功能时还应关注推定的消极功能,在推定设定和适用中实现权利(权力)、价值的综合平衡。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取舍和运用的法律规则,其重点是解决证据的"适格性"问题。本文基于新刑诉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尤其是审判方式所作的重大修改,论述了证据规则存在的根据和意义,指出在具有控辩对抗特征的诉讼中,没有相应的证据规则,就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事实的真实回复。作者继而具体介绍和分析了国外对抗制程序中的证据规则,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新刑诉制度的特点,按照合理、合法、适宜三原则要求,提出了我国新的刑诉程序和证据制度中的证据规则体系。

论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

本文对民事诉讼制度的形式、目的实现以及实现的具体方式进行了比较仔细的论述,提出了一些的见解。

民事习惯及其法律意义——以中国近代民商事习惯调查为中心

目前我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民法典中如何确立民事习惯的地位问题引人关注。通过对古今中外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清末至民国时期,我国曾经展开过几次全国范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为民商事立法工作留下了大量有关国情民俗方面的基础资料,南京国民政府在起草民法典时明确将民事习惯视为法源之一;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的民法典都对民事习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我国自建国以来对民事习惯则一直采取漠视或不重视的态度。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认真借鉴中外历史上的立法经验,充分挖掘法律的本土资源,给予民商事习惯以足够的重视。

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刍论

司法鉴定对于诉讼中涉及到的专门性问题的认定至为重要。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对司法鉴定权的归属、司法鉴定人的诉讼地位和司法鉴定人的法律责任等三个方面对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了论述,明确提出在我国进行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时应将司法鉴定权授予人民法院行使,对司法鉴定人适用交叉询问规则以及完善司法鉴定人的法律责任。

商主体论纲

商法与民法的关系之争基本上以商法独立论为定论,然而商法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独立存在,其与民法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则尚待理论探讨。尤其是作为商法核心理论问题的商主体问题,尽管不乏关于公司、合伙等具体商主体的研究,但是抽象意义上的商主体基本理论研究则明显不够。关于商主体的独立性及其制度价值,商主体的基本素质要求与法律人格要素,无不需要深入研究。在商主体外延的判断上,必须基于商主体内涵与各国立法例以及当今世界商主体的发展趋势,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作出科学的制度选择。

居民自治权论要

居民自治制度是一项基层民主政治制度,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居民自治权应当成为制度建设和实施的重点所在。在理想模式下,居民可以通过居民自治权的行使充分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而规范的缺失和居民自治运行的"内卷化",使得考察居民自治权的相关理论问题,呼唤居民自治权的"权利"属性的回归、明确居民自治权的国家义务显得尤为重要。

环境刑法的法益初论——环境刑法究竟保护什么

环境刑法的法益概念,旨在说明用刑罚手段保护环境于法理上的正当性以及刑法保护环境的着眼点。由于受环境伦理学的影响,环境法学界对环境法益的理解似有偏颇之嫌。笔者试从法益、刑法法益等基本概念入手,结合对环境价值、环境利益的再认识,对环境法益进行理论上的重述,阐明环境刑法益的内涵和外延,并通过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论证环境行政管理秩序的价值及其法益属性,凸显其在环境刑法益中的核心地位,以期为环境犯罪的概念、特征(尤其是行政从属性特征)、实质、种类乃至环境犯罪的构成等理论的展开作一铺垫。

新股优先认购权规则

新股优先认购权的设计理念徘徊于两极:追求公司融资机动性一防范股东表决权和财产性权益稀释。公司立法者对新股优先认购权的功能负载的定位与取舍,影响并决定着该规则的设计模式。新股优先认购权规则的设计宗旨,面临这样一种选择:是追求公司融资的机动性?抑或力求防范股东表决权与财产性权益的稀释?一国立法者对上述选择的偏爱不同,导致对新股优先认购权规则的设计不同。本文试图从新股优先认购权的涵义解读入手,在对新股优先认购权的功能定位前提下,比较该规则的规制模式类型,进而检讨我国既有的新股优先认购权规则,并提出完善的思路。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沙区模式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与成年人刑事检察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重保护,后者重打击。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结合我国国情,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不增加诉讼主体,不增加诉讼成本,不超越检察机关职权,注意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彻底扭转以往打击至上的导向,坚持"帮人、救人"的理念,以保证逮捕案件质量为核心,着力构建并完善律师介入机制、审查逮捕案件集体讨论机制、非犯罪化处理机制、不捕双重说理机制、不捕不诉未成年人社会帮教管理机制,形成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沙区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沙区模式对于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推进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试论实现给付行政任务的公私协力行为

行政法中公私协力问题在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地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和相当精深的研究。当前公私协力行为在我国大陆行政实践中也广泛存在,然而我国大陆行政法学者的关注却很不够,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从实现给付行政的国家任务入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公私协力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秉持的行政法理念。公私协力中的行为形式选择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公私协力行为也对传统行政法学构成巨大的挑战,理应获得足够的重视。

公共产品定价行为中的消费者权益透视——从春运铁路涨价谈起

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是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这要求政府作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进行适当干预,其手段之一是价格管理。但政府在管理中也会出现失灵现象,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本文从春运铁路票价上涨谈起,就公共产品定价行为中涉及的消费者权益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

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职能定位研究

当前制约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法律尚未明确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职能。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既缘于公民、环保组织、行政机关的局限性,也是人民检察院履行其职能的必然要求。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形式正当性和实质正当性。不断完善的立法将克服法条主义的缺陷,为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法制保障。

也论人身危险性在我国刑法中的功能定位——兼与游伟研究员和陆建红审判员商榷

人身危险性的最初含义是犯罪可能性,包括初犯可能性和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的性质是双面的,既可能是社会危害性的内容,也可能是刑事责任的内容。当立法者将人身危险性作为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其能决定社会危害性的有无,是定罪的根据,具有出入罪的功能;当立法者未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时,其仅影响刑事责任的大小,是量刑的根据,具有影响刑罚轻重的功能。无论在定罪活动中,还是在量刑活动中,人身危险性的功能均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

法定资本制:诠释、问题、检讨——从公司不同参与人的利益冲突与衡量观察

本文透过探讨法定资本制在我国、欧盟和美国公司法中的不同理解与诠释,检讨这一制度所共存的问题,旨在揭示:1.法定资本制即为确定资本制这一论断,并非是两大法系公司法的共识,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也非在时间上次第地更迭;2.法定资本规则未能给制度设计当初拟保护的群体以切实的关怀,同时,使得不应受益的群体从中得利,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保护债权人模式,是一虚幻的迷宫和失败的主张;3.公司法改革的正当理念直接影响公司资本制改革的成败,否则,片面地主张"从法定资本到授权资本",我们只会从一个虚幻,步入另一虚幻,走出一个迷宫,进入了另一个迷宫。

诉权理论重构

传统诉权理论是罗马法诉权概念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法定诉讼"痕迹,对现代诉权理论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在深入剖析现存诉权理论的误区的基础上,提出诉权人权论观点:诉权是当事人发动诉讼的基本权能。诉权既不是一般的实体权利,也不是一般的程序权利,而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属于人权范畴。诉权是主动的,审判权是被动的;审判权对于诉权具有应答性;诉权与审判权相互制衡。

生态文明时代的法理

人类解决个体与整体之间关系的法则主要有自然法则作用下的有力者居之、个人主义的"有理者居之"和团体主义的"共享而后自有之"三种。以"弱肉强食"为特点的有力者居之与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不应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选择。"有理者居之"在当代表现为有权者居之,而权利内容的增加和权利主体的增加都只能使业已紧张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权利对保护环境的积极作用只对全部环境利益中的极小部分有效。"共享而后自有之"是应对环境危机的最佳选择,是生态文明时代应遵循的社会法则。"共享而后自有之"法则所规定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法理的核心内容有三点,即适应自然、整体优先和义务本位。

论给付行政中行政私法行为的法律约束

随着公法和私法的融合、福利国家的兴起,给付行政已成为当代行政的重要内容。给付行政的崛起,需要行政主体大量使用新型的行政私法行为。对于行政私法行为这类兼具行政和私法双重性质的行为,单凭公法或者私法一方的力量难以进行良好的制约,而应当综合运用公法、私法予以法律约束,努力打造行政私法行为的"公私合作约束模式",即它们在实体上受公私合作理念影响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制约,在程序上遵循行政程序和民事程序相谐调的"行政私法程序",在权利救济上实行由性质主导的私法、公法二元化救济。

裁判可接受性的“理想”与“现实”——源于听众理论的启示

与其说提出裁判可接受性是司法裁判的一个规范性要求,不如说它所揭示的实质是司法的信任危机。虽然司法机关采取了包括司法大调解等诸多改革举措,但并未根本上化解这种危机,反而陷入了进一步恶化危机的困局。要突破这种困局,走听众指向的司法改革道路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即将听众的价值纳入到司法改革制度空间,从而在整体上推动改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