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法之辩

根据输入指令与输出内容的比例关系,可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依次分为孪生内容、伴生内容和原生内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主要涉及三个著作权法问题。一是机器阅读的法律性质问题,法定许可说能更好地兼顾著作权专有属性与公有属性,实现权利行使与限制的动态平衡。二是生成内容的可著作权性问题,需要结合内容类型并考虑输入指令的潜在影响。同比例复制的孪生内容不属于作品,差异化表达的伴生内容属于演绎作品,创造性表现的原生内容属于原创作品。三是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问题,除另有协议外,需要结合内容类型并考虑所有者、使用者的贡献程度。孪生内容因不属于作品,无人享有著作权;所有者、使用者对伴生内容的形成均有重大贡献,基于概括合作行为与意识,所有者、使用者共同享有著作权;只有所有者对原生内容的形成具有重大贡献,所有者单独享有著作权。

短视频生活化叙事的逻辑与引导

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作为生活化、具身化的媒介工具,催生一种新型的短视频叙事——生活化叙事。它源于人类对“身体在场”的不懈追求,具有强烈的“身体在场”特征,以期实现人与人的“技术性亲密”。它以人格化摄影与第一人称叙事、“自导自演”为手段的生活展演和镜头自在运动的视听语言风格为主要表征,制造出新的“身体在场”与令人惊诧的影像身体奇观。生活化叙事及其身体展演性是移动时代自我支配技术的新产物。在全民化叙事生产突破传统视听语法、贴近日常生活的同时,人们必须反思这种身体强势介入叙事中的逻辑失衡和过度产消问题,学会在新媒介生活中“自我照顾”和安生。

社会治理数字化的主体伦理冲突与调适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治理主体运用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进行结构重塑与流程再造的新型治理形态。在社会治理数字化进程中,只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地位平等、能力提升、责任明晰、情感融洽的伦理关系,才能把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与治理主体的价值理性有机融合并激发出来,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在现实中,技术的负面效应、主体的不完善和社会适应性的滞后,造成了治理主体之间数据垄断与地位平等、技术依赖与能力提升、机械逻辑与情感融洽、责任模糊与责任明晰的伦理冲突。调适治理主体之间的伦理冲突需要构建“权力-能力-关系-制度”的四维协同体系,即通过平衡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权力、均衡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能力、重构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关系、完善治理主体之间的数字规范,再造数字治理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群聚传播的凝结空间生产与价值指向

互联网群聚传播生成的凝结空间强化了群聚传播多重关系缠绕的复杂机制。受到多元主体不平衡交往碰撞的影响,散漫、飘荡和漫渍的凝结空间随着互联网群聚传播的随机涨落处于永恒的流动之中,进而生产了复杂的关系链条。在以往的传播学视域中,空间始终是“缺席”或“被征服”的对象,西方空间学者虽然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但是忽视了空间生产后伴随环境和交互作用而发生的跃变。随时随地“因事”而“凝结的空间”改变了以往空间的永恒性,借助群聚传播的时间之流对空间碎片的拼接与镶嵌,随时会发生位置漂移,没有边际亦无永久性的节点,只有永恒的空间聚合与消散,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持续流动。凝结空间的流动习惯以多样性、复杂性、异质性来摧毁整体性和均质性。这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物质力量暗含了偶然性聚集的合力和对立性的张力,进而形成了斑斓杂陈的社会景观。在凝结空间的无限嵌套、互渗和叠置中,群聚传播的驳杂性增强了时空结构的混沌度。这些都提醒我们要重塑凝结空间中的交往理性,认识凝结空间生产的初始条件和演进规律,破除群聚传播空间生产的阻碍,实现自我超越,回归人类共通的价值本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的论述和现实启示

历史主动精神植根于唯物史观,是指无产阶级在遵循历史规律的前提下主动创造历史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在重大历史关头表现得更为鲜明,其本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主动的论述使用了“历史主动性”“主动精神”“历史首创精神”等核心概念。围绕这些核心概念,马克思、恩格斯以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为主体展开了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的论述。其内涵主要包括主动斗争精神、主动创造精神和主动引领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传播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主动精神的论述有助于在新征程中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激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数字经济与农村物流的耦合协调关系测度研究

数字经济与农村物流的深入融合是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现有的物流体系难以满足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数字化、柔性化与专业化供给需求,亟须通过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机制,为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输送“动能”。基于结合形式-主体逻辑-运作层级的理论框架,厘清数字经济与农村物流耦合协调系统的运作机理。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与耦合协调评价模型,论证我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字经济与农村物流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农村物流的耦合呈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正向发展趋势;就分梯队视角而言,四梯队分别呈现齐头并进、积极驱动、左右抗衡与协调失衡的耦合协调趋势。针对耦合协调发展差异化,采取分梯队治理策略,可以为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制配方案。

金融强监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资管新规”的证据

强化金融监管、引导金融资源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路径。基于“资管新规”这一准自然实验,可以研究金融强监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显著提升,表明加强金融监管能够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机制分析表明,对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金融强监管能有效发挥替代效应和融资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强监管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逐利型、资本要素密集型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为监管有效观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还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驱动因素,对于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学理阐释与实践要求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重大文明成就和理论创新成果,科学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逻辑。高校思政课是开展系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阵地,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高校思政课,需要厘清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生动力、时代价值、现实依据和实践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能够引导大学生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形成学习和践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逻辑、内涵特征与实践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以建设中华文明为主题的价值体系,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图景,其生成过程有着内在的逻辑。“两个结合”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生成的理论逻辑,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生成的时代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形成的实践根基。在实践要求上,应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凸显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实践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开放包容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实践路径。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则高度

党的二十大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党性、人民性、实践性等原则进行了阐述与强调。从世界现代化史、人类文明史、人类知识演进史的视野来看,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本质变化,就是由现代化的属地空间形态转化为现代化的新主体、新实践形态。这意味着现代化理论经过中国式重构之后,内涵发生了原则性改变。这里的“中国”不仅仅是限定词,亦非一般意义的“个别”,而且直接代表现代文明的中国逻辑与中国行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具有原则高度的主体,具体体现为通过中国共产党并以社会主义为主体规定性的历史运动、以人民为主体的“五大文明”的现实实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的创造性弘扬等。从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形态创新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突破“西方文明之光源”,才能真正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典范,触发基于实践层面的人类文明发展运行模式的整体批判和自我反省,由此形成文明合力,最终将人类整体的生存境遇提升到新文明形态的普遍高度,推动人类新文明视野真正拓展与实现。

政府引导基金能引导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吗?

双元创新正向跃迁有助于企业探索前沿技术。政府引导基金作为宏观政策工具,能否引导企业创新方向尚未可知。利用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探究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进入与规模均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影响机制显示,政府引导基金通过缓解期限错配和提升风险承担发挥对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激励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小规模、初创期、非国有、非高科技企业中,政府引导基金助推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效果更为明显。同时,在政府引导基金影响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进程中,财政补贴存在弱化效应,金融科技存在强化作用。结论为政府引导基金激励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2011—2022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且该优化作用具有边际递减趋势和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发挥作用的主要传导机制。在产业结构升级机制中,产业结构高度化比产业结构合理化起的作用更大;在绿色技术创新机制中,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起主要作用。数字经济的优化作用在不同的政府干预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下存在差异。为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政府应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体系建设、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和跨省跨区能源合作机制。

平台经营者管理权的滥用与规范进路

数字时代平台经营者的角色定位已然由市场工具人向组织化的管理者转变,具有自律管理的法定职能。然而,平台经营者营利主体与管理主体的身份复合造成其在缔约与履约的过程中暗藏难以被有效识别且规制有限的权利滥用。主要原因在于:平台经营者的私主体面相与行为公共性的冲突、管理规则的私法自治与缔约商谈环境缺失的冲突和管理行为受原则性规范引导与包容审慎监管。为维护良善的平台商业生态,平台经营者应肩负起角色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二十条的规定,细化企业社会责任。在程序层面上,构造平台服务的选择渠道,强化平台用户话语权。在实体层面上,管理行为需要接受司法审查,行权措施应当符合禁止权利滥用规范。

智能时代数据商业利用的法律边界

数字经济的发展要求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流通,人工智能的发展加快了市场流通数据的商业利用。数据商业利用涉及多方利益。在数据共用的内部层面上,数据商业利用牵涉数据的原始来源者、原始数据的生成者、数据的利用者的相互关系;在数据市场流通的外部层面上,数据商业利用牵涉数据的利用者、基于数据的消费者、数据交互利用的竞争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数据商业利用应以不侵犯相对方的合法利益作为法律边界。在数据共享层面上,数据商业利用以不侵害原始来源者的人格权或原始数据生成者的商业秘密权益为限;在数据市场流通层面上,数据商业利用以不侵犯消费者或相关市场竞争者的权益为限。

不确定性情境下的基层社会公共信任塑造——以A镇“党建引领、一网三联”治理模式为例

不确定性对基层治理构成了持续的挑战,如何利用制度优势,破解这一难题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行动情境-行动策略的理论框架,剖析A镇“党建引领、一网三联”治理模式的典型案例,挖掘制度优势在微观层面上的运行机制与逻辑,可以发现,基层社会面临着外部环境和行动主体的双重不确定性情境。基层党组织发挥党政体制的优势,通过塑造公共信任,增加非正式治理资源,运用价值引领-组织重塑-规则强化机制,探索出目标重塑与价值感召、联结吸纳与权责分配、规则激励与规则约束路径,提升了基层政府的服务性和公众的主动性,为推进基层治理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借鉴。

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自由时间指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占去,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在其中自主活动,并能够用于自我发展的时间,其价值旨向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深受工作日延长与劳动强度增加的双重挤压,不仅无法在劳动中享受自由,而且在资本的规训中丧失生命活动原有的丰富性。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当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有充裕的自由时间,并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然而,由于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化,消费主义下的空虚与不安,加上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自由时间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都面临挑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坚持数字经济赋能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保障自由时间量的增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以实现自由时间质的丰盈,引导人民群众在体面劳动中提升精神境界,创造新的美好生活。

基于深度合成技术的文化科技伦理风险识别与善治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人工智能直接参与数字文化的生产环节,既成为新质生产力,也增加了文化科技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成上导致的“幻觉”叠加深度合成在内容传播过程中的虚假效应,进一步扩展了人工智能在数字文化领域的潜在风险;即在核心内容生产层面涉及新型文化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文化内容安全风险、文化版权安全风险,在外围传播层面涉及文化数据安全风险和新型文化信息安全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文化科技伦理风险根源于智能时代文化资本的数字化、人机关系倒置化和认知方式的变化。文化科技伦理风险的善治机制亟须在全球治理体系框架下,整合核心技术研发、预见性制度规范与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形成政府、企业、公共三方的“组合拳”效应,以人机协同、善治向上的治理机制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变革。

算法推荐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随着数字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由算法推荐技术构建的算法推荐场域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地,因此可通过根本立场方向、话语解释权力、信息呈现样态和信息筛选分发模式等路径深刻影响意识形态建设。当前,多样错误价值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置换、技术中立对价值观念内核的隐藏、资本逻辑主导对人本逻辑回归的梗阻和特定信息投送对整体事实面貌的遮蔽共同呈现了算法推荐场域中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样态。针对此,必须协同构建主流价值引领机制、算法素养培育机制、算法技术管理机制和算法法律规制机制,有效防控算法推荐场域内的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转换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采用时变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可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中间品转换效应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口中间品相对比例增加是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中介渠道;对地理距离较远和进口中间品关税较高国家的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此外,中间品转换效应的内在动因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而非低价格中间品;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将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返乡能人村庄治理成效差异的演化逻辑--基于S镇返乡能人村干部任职的历时性观察

在国家不断健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政策背景下,作为发展要素的内容和资源载体的能人返回乡村并参与村庄治理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探讨返乡能人治村的成效差异及其形塑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政策价值。通过构建资源调动行动-利益关联行动-村庄治理成效的分析框架,探究了返乡能人村干部治村过程中的行动-利益互动形态及其对治理成效的形塑逻辑。再次嵌入村庄的返乡能人村干部作为村庄内外部资源的核心配置者,会主动根据治理情境变化,理性选择资源调动主导的治理行动类型。以资源配置为主导的治理行动缺乏基于乡村发展与乡村内生秩序的共同引导,易受到返乡能人村干部个人意志的影响。在静态的时间切片下,不同类型的治理行动及其行动-利益互动机制,使返乡能人村干部的治理成效产生差异化的高低之别;在动态的时间进程下,返乡能人村干部的治村行动会随治理情境的变化调整治村行动类型:从而演化出治理成效先高后低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