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样本的分析

基于2012-2021年长三角地区的相关数据,构建数字贸易、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贸易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推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直接的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助推数字贸易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为数字贸易发展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影响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撑和参考,对长三角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秦汉行政报告中的“请”与“报”

秦汉行政报告的“请”与“报”制度是维护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政治法律制度。秦汉依法对行政请示报告的类型、办理程序、审批答复、处理和利用等方法和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相应的行政申请报告呈报和批复的体制机制,为行政请示报告工作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律制度,加强了对行政的监督和检查,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技术与法学共视下人工智能体的角色定位

当前人工智能体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整体上仍限于刑法学,应在技术和法学共视下展开一体化探讨。在技术原理上,人工智能体属于机器,不具有自我意识,因而不具有类人般的智能性;认可人工智能体具备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刑法学观点,属假设性理论构想,当前缺乏技术原理上的现实基础。在技术视野下,人工智能体之“刑罚措施”等同机器处置,逻辑上不具有可行性,近乎幻想。人工智能体的刑法定位应归结为对人工智能体的开发者和使用者进行规制,从而保障人工智能在各种应用场景下的安全使用。

“枫桥经验”与诉源治理法治化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时代的系列治理问题,逐渐发展为党领导基层治理的重要经验。当前我国基层矛盾纠纷仍呈高发态势,法院面临的“案多人少”问题依然严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化解和多元综合治理相结合的诉源治理,是防止我国成为“诉讼大国”的有效途径。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构建诉源治理大格局,形成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体系,推动矛盾调处机制法治化、智能化发展。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司法推进

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意味着必须推进公正司法,二者间是目标与方法的关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司法推进是指司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以公正司法和人民司法为价值坚守,通过司法政策、司法制度、司法理念和司法实践的革新,全面作用于立法、执法与守法,最终“四力合一”形成“四驱动力”推动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其基本特征是:在领导制度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引领;在推进方略上实行司法政策、司法制度、司法实践和司法理念的“四维联动”;在价值目标上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司法推进以期改革成本、实践性能和制度供给上的实践优越性,深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理论适洽性,彰显了中国的司法智慧,演绎了司法文明的新形态。未来的司法推进应始终将“以党为舵”“以民为本”“公正为魂”及“科技为用”融贯司法活动的全过程全领域,谱写法治文明的新篇章。

《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商法属性解释论

《民法典》第388条对功能主义担保立法模式的引入,使动产和权利统一担保体系具有了较为鲜明的商法属性。但囿于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商事元素大多隐藏在民事规范之下,不得彰显。现行担保体系对商事担保的特殊性及商事交易实践需求不能及时作出回应,对商事交易实践造成影响。故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需通过法律适用在实质上实现一般化一体规制,特殊化区分规制的立场。对此,商法视角的引入极为必要。商事担保以效益优先为价值理念,以功能主义为底层逻辑,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更多的商事元素。利用区分原则,对担保体系中的民商事担保规范进行区分、整合,以形成担保体系“形式民商合一,实质统分结合”的体例。同时,商法思维的适用应兼顾商事规范的个性及民事规范的稳定,从而对动产和权利统一担保体系的商法属性作出回应,以期促进商事金融的发展创新。

以“一件事一次办”为突破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件事一次办”是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要义,其实质是以公众诉求为导向,重塑政府流程,提升政府整体效能与公共福祉。借助制度经济学和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整体治理理论,以“一件事一次办”政务服务改革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大数据赋能打造透明高效的“数智”环境、持续优化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和互利共赢的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充分释放行政改革集成效应。

口述史:不必苛求绝对的真实

学术界多以真实性问题质疑口述史,其实人类的记忆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原貌,不必苛求口述史要绝对真实,而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造成不真实原因的分析、对口述者过往经历的进一步了解以及如何减少或抵消其非历史内容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传统史学同样存在真实性问题。历史学与生俱来就要与主观性、片面性共存。史学不仅要求真,还要致用。致用离不开求真,同时史学又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真相。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是历史的辩证法。口述史学将始终在求真与致用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行。

南阳汉画所见汉代丧葬观念与宗教文化特征

南阳汉画中有大量涉及宗教信仰的题材内容,是反映汉代宗教文化最直观、最全面的资料。南阳汉画本身就是具有宗教色彩的丧葬艺术表达形式,是汉代丧葬观念意识的生动体现。它以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为目的,展示了汉代人为死后世界臆造的一系列虚幻的宗教意象,是一种“天国的幻想”。其具备的多神崇拜和兼容并蓄的多元化特征,既反映了汉代宗教对原始宗教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又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南阳汉画对于了解汉代宗教文化的时代特点和发展演变以及汉代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智能制造产业基础能力解构:一个HCPS的分析框架

作为未来制造系统的主要形态,HCPS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竞争的关键,甚至会根本性地改变自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生产制造模式和技术经济范式。HCPS技术体系架构主要涵盖感知层、配置层、设备层、网络层、决策层,与这五层技术体系架构相对应,智能制造的产业基础能力包括智能制造数字映射能力、智能制造价值增值能力、智能制造资源调适能力、智能制造网络集成能力、智能制造数据解析能力。针对我国智能制造产业基础能力提升面临的困境,应从技术层面(深度推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有效突破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设施层面(全力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夯实智能制造产业基础的发展根基)、基础层面(强化智能制造基础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工业六基”的突破和升级)、生态层面(大力支持产业链龙头企业发展,高效引领和整合制造业生态环境)、支撑层面(全方位推动“要素-平台-制度”的支撑力度)着手努力。

我国民事再审审查程序的反思和优化

民事再审审查程序是民事再审审理程序的前置环节,对于保障当事人、案外人申请再审权,过滤不符合再审条件的申请再审案件具有重要价值。当前,虽然我国立法已从管辖法院、审查方式、申请再审事由等方面对该程序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仔细审视,民事再审审查程序仍存在再审申请的管辖法院不利于发挥各级法院应有职能、申请再审原则上免交案件受理费不利于控制再审审查案件数量、以书面审查为主的审查方式不利于保障申请人程序参与权以及“新证据”的认定标准不利于统一再审审查的结果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民事再审审查程序,正确定位四级法院的审级职能,应将再审申请的管辖法院统一规定为原审法院,完善申请再审案件的受理费交纳规则,提升询问、听证等审查方式的适用频率,并正确把握再审审查阶段“新证据”的认定标准。

论百年来男诗人构建的巧怪语体

现代汉诗是重视语体、诗体、想象和意象的现代汉语艺术,需要通过语体的现代性建设完成文体的现代性建设,完成培养国人现代意识和张扬现代精神的文体功能建设,完成从古代汉语的“诗家语”到现代汉语的“诗性语”的现代性转换。百年来,一些男诗人在新诗的文体创新意识和人的自由精神影响下,追求语体上的巧与怪,较好地完成了这种现代性转换,为现代汉诗语体的现代性建设提供了榜样。“诗体重建”运动中的诗体规范会束缚诗人的创作自由,有必要通过语体的解放来弥补。新时代的现代汉诗及现代中国都需要这种创新意识。

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国论及其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究资本主义走向和人类解放进程时,对东方世界的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进行过比较精深地剖析,深度分析了鸦片战争的实质及其对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重大影响,强烈谴责了英国等列强侵略中国的无耻行径,热情颂扬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世界意义并深刻分析了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经典论述,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要坚持人民立场、胸怀天下,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稳走好,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提升经济质量,要坚持全面扩大开放,要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先秦儒家理论中“文”字的思想内涵

“文”字是先秦儒家理论中的“文”“文学”“文章”等概念的理论核心。殷商甲骨文中以“文”作为美称来赞美先王,西周初年沿袭“文”字的这种用法,并以有礼为“文”,以有“文”为德,大力提倡明德精神,提出“文德”概念。春秋时期,以个人道德操守、个人品行、文化素养与言辞文采为“文”,同时认为《诗》《书》等典籍的学习可以培养这种品性,“文”概念的礼仪与文化的思想观念有了分化趋势,《论语》中提出的“文学”概念是礼的范畴,是孔子授徒课业的主要内容,《论语》中多以“文”指代这种课业中《诗》《书》等典籍学习,以“礼”字指礼仪学习,“文”概念理论内涵分化趋势更明显。战国时代,“礼文”与艺文被区分开来,以“文章”指礼,以“文学”指学子课业的《诗经》《尚书》等典籍,“文学”概念就逐渐脱离了礼学的理论阈限,特别是《荀子》一书中,“文学”直接与《诗》《书》经典相关联,为后代文艺理论的文学概念的提出,开创了理论源头。

敦煌词《山花子》词调归属献疑——兼论词调归属判断的若干原则

《山花子》(去年今日长相对)为敦煌词中不可多得之作。70多年来,有关敦煌词《山花子》词调归属的处理,可分为三派,其中任中敏认为敦煌词《山花子》与传统《浣溪沙》不同,并提出四点依据,此后,因循者甚多,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总的来看,任先生所析理由,看似言之有据,实则多难成立。大抵而言,同一词调而兼叶平、仄韵,本唐宋词调固有之现象,传世《浣溪沙》即有之;同一词调既有平、仄韵两体,所用平仄句式必多相异,且传世《浣溪沙》也有上下片格律完全相同者,不独敦煌词《山花子》为然。《教坊记》并载《山花子》《浣溪沙》二名,依此书体例来看,不无异名同调之嫌疑,即非如此,《教坊记》与敦煌词所署《山花子》也有同名异调之可能。以上论断,不仅适用于敦煌《山花子》词调归属的判断,对于古今众多词调的调属鉴别也能成立。

论宗璞《野葫芦引》中的古典诗歌

在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中,宗璞精心创作了“序曲”“间曲”“终曲”共11首散曲,它们饱含深沉浓郁的家国情怀,提示故事情节发展,寄寓作家的当代立场以及对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民族精神的理性思考。这些古典诗歌与正文情节相得益彰,显示出情理交融的、可靠的叙述视角;古典诗歌的摘录与创制符合人物性格、心理,实质性地融入了人物活动,塑造出生动真切的人物形象,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古典诗歌渲染氛围、营造意境,言近旨远,使小说艺术风格典雅凝练,体现了宗璞坚守诚雅的艺术追求。《野葫芦引》将古典抒情传统融入当代小说叙事,提供了一种现代与传统融合的可能性。

消费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理论检讨与实践辨正

在消费公益诉讼当中,判处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面临着法理、事理、情理三重质疑。就法理层面而言,我国法律始终将惩罚性赔偿定位为一种私人执法手段,只有消费者个人才有权提起此种诉讼请求;就事理层面而言,惩罚性赔偿并不符合公益诉讼的设立目的,起不到通过激励私人执法来弥补公共执法不足的作用;就情理层面而言,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已经足以体现对被告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而且消费者可以自行通过私益诉讼求得惩罚性赔偿。此外,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管理与使用,各地做法极不统一,无论上缴国库,还是发放给受害人,抑或纳入专门基金,均非万全之策。故而,此项制度应当缓行,有待检察公益诉讼法构建专属于公益诉讼体系的惩罚性赔偿。

民营企业家早年外企工作经历与企业出口表现

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家外企工作经历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有外企工作经历的民营企业家其所在企业的出口参与概率相对更高,出口规模相对更大。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采用代理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效应模型等方法进行处理,结论仍然稳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外企工作经历使得民营企业家积累了社会资本,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出口。进一步分析发现,外企工作经历的出口效应主要存在于外企负责人经历,而外企一般员工经历对企业出口不存在显著影响;相对于外企工作经历,企业家的港澳台企业工作经历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外企工作经历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企业家才能的激发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支撑。

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述论

韩成武先生是国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数十年来在杜甫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他通过系列学术著作《杜甫诗全译》《少陵体诗选》《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杜诗艺谭》《杜甫新论》《杜诗诗体学研究》,构建起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其洞幽烛微的杜诗艺术研究、雅俗共赏的杜甫传记、深入细致的杜诗诗体研究,对认识和理解杜甫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成就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韩先生的杜甫研究往往将扎实的文献考据与细致的艺术分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事空谈、严谨精审、浑厚细腻的研究特色,为当代杜诗学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进行深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