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良主教约纳斯《王者之规》中的孝父劝诫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舆论战

约纳斯在《王者之规》中提出孝父的劝诫话语是由其本人忠于虔诚者路易的政治倾向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父权主义者,笃信孝父的价值观。加洛林时代许多思想家、道德家都十分提倡孝父的伦理思想。在加洛林时代许多敕令、誓言和条约中也存在着宣示加洛林王室内部慈孝博爱的舆论话语以及在政治斗争中将孝父伦理作为舆论工具加以利用的行为。但由于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原因,孝父伦理在加洛林王室内部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有的思想家在舆论战中还试图以基督教神圣秩序的理论克制孝父伦理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东升西降的帝国——《拜占庭帝国大通史(610—1057)》解读

拜占庭帝国是古代世界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它不仅经受住了罗马帝国种种危机的考验,还以其独特的韧劲将拜占庭文明延续千年之久,成为连接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运动的纽带。由著名拜占庭学专家陈志强总主编的《拜占庭帝国大通史》(以下简称《大通史》),是中国拜占庭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罗马规制”与古代晚期的丝绸之路

由陈志强教授担任总主编的《拜占庭帝国大通史》始于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庭帝国历史文化”的立项(总负责人陈志强教授),历经九载寒暑,终于顺利出版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作为重大项目子课题“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的负责人,我与同组的武鹏、董晓佳、刘榕榕一起探讨了早期拜占庭帝国发展进程中值得倾注心力的研究主题。

甲午战争中的亡者与战俘

在甲午战争一百三十年祭的今天,除了宏大叙事的定性论外,人们更倾向于关心那场战事的细节问题。本文试图在先行研究和追怀的基础上,依据中日两国的原始资料和当下成果,就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和被俘者命运问题小事发掘,亦希望能通过远离冰冷政治符号的方式还历史以应有的温度。

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定位

一《拜占庭帝国大通史》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4ZDB061)资助的最终成果,是全国三十多位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专家多年来共同努力专研、携手完成的学术精品,也是我国年富力强的两代专业拜占庭研究者从2013年底开始研讨策划到2023年底合作十年,潜心专研、出版问世的结晶。

论元代国家祭祀礼制与政治文化

元代国家祭祀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根据实证研究,可归纳元代国家祭祀的体系特征是以蒙古礼俗为尊,以中原礼制为主,兼容多元文化。元代文献中的“国礼”,主要指蒙古传统礼俗,但实际上随着政权逐步发展,经历了不断构建和演变的过程。各种礼仪按照不同的层次,起到构建圈层式族群认同的作用。在蒙汉二元文化交会碰撞过程中,中原吉礼制度的本质因素显现为宗教功能、政治策略和文化建设。元代国家祭祀的多元文化因素,是从草原游牧政权向大一统王朝转变的结果。在大一统背景下,择取与糅合多元文化因素,创造新的礼仪,是元朝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甲午中日战争的“图像史学”:历史呈现及其“虚无主义”叙事批判

随着“读图时代”和“视觉转向”的来临,以前曾秘藏或私藏于图书馆、美术馆和个人的甲午战争相关图像史料也渐次被披露和展出,为推进甲午战争研究开辟出了一个新的面向。甲午战争相关摄影写真和锦绘版画,既是对甲午战争之史实的一种记录方式,其本身亦为甲午战争历史本身的组成部分。通过对甲午战争相关锦绘版画的生产和流通之考察,对其历史呈现方式、图像叙述的“文明”逻辑以及“虚无主义”表象与本质予以解櫫和批判,以使得“甲午战争史像”之呈现愈加具体、生动、丰富、立体和多元。

竹生南国:清中叶的篾匠、篾物与篾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本文尝试从人与物质的关系入手,探讨社会史特别是日常生活史。清中叶篾匠开店经营甚或出租,与邻居、租房者、房东产生关系。篾匠与他人也有借贷、典地经济纠纷。刑科题本记载的篾物有竹编的席子“篾簟”,竹制拉船的纤绳“篾”,竹制箩筐篓等盛具也广泛使用。竹篾也用于篱笆与搭棚上。许多刑案发生于人们劈篾过程中,因此篾刀就成了凶器。四川的事例表明,劈篾的地点有的在院坝、门首、门外,其他地区也以这些地点为多。四川、浙江的案例中出现过竹园。一些刑案的凶器是顺手使用的篾刀,说明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篾刀劈篾,故随身携带,别在腰间备用,或许也为了护身。有关篾的案件以四川最多,浙江的事例反映出当地竹文化的流行。

秦汉县廷佐、史的供职方式与身份流变

秦汉时期县廷佐、史分别选任自“壮”而有爵及能史者,佐一般服务于县廷诸官,协助主官处理事务性工作;史则依凭其知识技能处理文书。佐、史的供职方式分为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两种,常态下的佐、史长期供职于县廷,按月领取薪俸,视事日计入功劳作为迁转的根据;非常态下的“冗佐史”或是被官府除任后直接派往新地或远地任职,或是因过错徙署他处,都规定有一定的任职期限,但视事日不计入功劳。通过积累功劳与定期考课等方式,普通的佐、史可以担任斗食吏或令史等,但大部分佐、史仍属低级“少吏”身份,很难突破僚属的范围,最终只能随着基层吏员职役化的过程而被“吏役”所取代。

甲午战争爆发后明治日本的“战争宣传”探析

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明治政府公布《对清国宣战诏书》,日本社会各界随之出版了大量“日清战争实记”,它们除了向日本民众介绍战争进程之外,更是将战争爆发的罪责全部推给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利用《万国公法》将其对朝鲜事务的干涉美化成“帮助朝鲜独立”,把自身塑造成“文明”“和平”的国家形象,贬低中国为“野蛮”“落后”的国家。同时,日本学者还大肆宣扬“郑成功反清”之事,称甲午战争为“反清”义战的延续,并将中国台湾作为侵占对象。这意味着,日本从“战争宣传”的层面力证其被迫应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中明显存在歪曲事实之处,但随着日本在战争中不断取胜,“战争宣传”中的内容与丰臣秀吉的壬辰战争、江户中后期的对外扩张设想相关联,使日本民众意识到丰臣秀吉未完成的“事业”正逐步实现,进一步增强了日本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加速了日本的侵略进程。

明代朝鲜宦官郑同考——一个东亚史的视角

本文以明代朝鲜人宦官郑同为个案,对他的入明经历、交往圈层以及六次出使朝鲜进行个人生命史的考察,可以看出自周边属国入侍中原的阉宦,除了向皇帝表达忠诚以邀宠固位,更把“用夏变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作为一种文化自觉。而且,在明的朝鲜宦官群体内部显示出一定的新老交替、权力更迭的特点,明初期仍以沟通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为主要使命,到中期以后方逐渐融入明朝本土的政治生活。同籍宦官间建立起来的交往圈层,更多显现出因地缘建立起来的同乡感。

波斯帝国御道与邮驿体系功用探析

波斯帝国的疆域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对国家治理构成了严峻考验。为了治理辽阔疆域,波斯帝国在近东道路基础上修建了系统的御道网络,形成了成熟的邮驿体系,从而构建了道路交通的基础设施。而御道与邮驿体系则发挥了其应有功用,确保了波斯帝国掌控信息、军事和赋税等关键资源,从而维持了帝国的长治久安。与秦汉王朝相比,波斯帝国因缺乏系统的官僚体制支撑,其利用御道和邮驿系统治理地方的能力仍然较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超级基金法》对棕地房地产的影响与调适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为回应公众因危险物质对公众健康和环境造成污染的不满,出台了《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即《超级基金法》,该法在美国环境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法规定的环境责任极为严苛,这不仅限制了棕地房地产业的发展,也阻碍了棕地的重建和经济的复兴。20世纪90年代,《超级基金法》对棕地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愈发明显,对此,美国联邦和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调整措施,这些措施缓解了过于严苛的环境法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当严苛的环境法阻碍经济发展时,美国政府并未将环境保护置于优先地位,而是秉持“经济优先”的原则,适时调整环保法,使之更具灵活性,以确保经济的复兴和发展。

冷战时期的美苏卫生交流(1958—1971)

美苏卫生交流一度为冷战铁幕所阻隔。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国内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美苏开始在卫生领域频繁接触。1958年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的签署重塑了两国卫生关系。但是在冷战的影响下,美苏卫生交流的发展阻力重重。尽管如此,1958—1971年的美苏卫生交流仍有效解决了脊髓灰质炎这一世纪性难题,推动了两国卫生事业的进步,助力了两国关系的缓和。冷战时期美苏卫生交流表明,大国之间可以超越冲突与对抗,在涉及人类共同福祉的领域展开交流与对话;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卫生问题被打上了冷战的烙印,成为双方在非传统领域博弈的手段。

甲午战争中宗方小太郎的对华分离策略

甲午战争被西方国家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为了在这场势均力敌的中日首战中赢得胜利,日本在战前的军事武装和舆论氛围等方面均做足了准备工作。宗方小太郎作为日本最早进入中国的间谍之一,其在中国所刺探的情报大大增进了日军的胜算,还因此受到了明治天皇的褒奖。同时,宗方小太郎熟识中国文化,通过撰写“讨清檄文”倡导“反清复明”,借以挑拨中国人内部关系,期待从内心攻破中国人的心理防线。但是,他对华分离策略因最终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而流为笑谈。

明清时期天津城市嬗变的漕运逻辑

作为一座运河城市,在开埠之前,天津完成了由军事卫所向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转化的嬗变。天津城市嬗变是河海相通的交通运输条件、拱守京畿的区位优势与漕运制度实施相互耦合的结果,也与清朝革废卫所制改设地方行政等举措有关。漕运是天津嬗变的底层逻辑,究其缘由有三:成为漕运枢纽是天津建城的必要前提,漕运带来经济要素集聚是天津发展的基础要件,漕运孕育形成的城市文化是天津发展的深厚底蕴。本文选择1404—1840年这一较长时段,就漕运这一天津城市嬗变复杂动力机制的基础要素进行初步论析。

权利、健康与审美:19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女装改革运动

19世纪的英国女性在公共场合被要求内穿紧身胸衣和裙撑,外搭窄袖上衣和拖地长裙,层层束缚之下宛如“时尚的奴隶”。女性主义者认为长裙妨碍女性参与各种活动,指出女性也有穿上宽松长裤的权利。卫生健康专家批评时装损害健康,一方面建议女性经常更换柔软细腻的羊毛内衣套装以保持身体的洁净;另一方面反对女性用紧身胸衣进行束腰。工艺美术改革家致力于培养女性的审美品位,设计制作古典自然美的茶礼服替代矫揉造作的长裙。囿于传统道德和男性审美,女装改革阻力重重。不过,工业革命的完成使工厂女工放弃了裙撑,社会中上层新流行的运动休闲活动使裙裤和休闲套装备受欢迎。19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女装改革运动既刺激了改良服装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女性身体的解放和思想观念的转变,还为20世纪初期女装的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

布匿、希腊、罗马文明在西西里岛的传入及其共生与互动

西西里在古代并非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处于多民族杂居的状态。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分别在西西里东部和西部建立殖民地。布匿文明在西西里西部传播较广,其与希腊文明之间在战争的同时也有着多方面的文明互动,深受希腊文明影响。希腊文明对腓尼基人、迦太基人以及西西里土著居民都有明显的影响,成为西西里最强势的外来文明,对西西里的影响时间最久,但也接受了布匿文明和土著文明的一些元素,在西西里的一些地区形成了混合型的文明。罗马文明进入西西里的时间较晚,经历了从共和国时期的非主流文明到官方推行的主体文明的嬗变过程。西西里土著文明在与外来文明的交往中,吸收布匿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同时也对对方文明有一定的影响。西西里不同文明体之间的交流互鉴,很好地诠释了地中海古代文明发展的特点,对我们认识古代文明的演进有重要意义。

从“金漆秽器”到“文献故家”:晚明士大夫家族的发展形态及其意义追求

晚明中国社会的变迁进程中,读书进学一直是家族发展的核心追求,借由科举的成功以及姻亲的连接,推动家族的成长以及耕读之家或文献故家的表达,可以折射出家族发展的内在需求。在聚居着不少进士的浙江嘉善县域社会中,万历二年进士支大纶代表的支氏家族的地位,并不显赫,在政界与世俗社会的影响也没有其他家族那么广远。但支氏家族前后约十四代的社会成长、身份重塑及其意义追求,都有关系地方社会和国家生活叙事的重要内容。透过支氏族人的生活记忆、在地声望、家世传承等,对于晚明以来王朝政治、社会变迁情势下的地方社会或家族生活的因应之态,可以有一个较好的把握,从而进一步揭示晚明士大夫家族的成长过程、社会转型及地域特质等重要问题。

异流同源:五代辽宋哀册流变小考

五代辽宋时期的哀册包括册版形、碑碣形、墓志形三种形制。简形册是汉以降的竹质哀册,历北周、隋、唐数代变革而成,竹玉之变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君臣政治伦理。碑形册是南汉对汉唐传统博采兼纳的结果,反映了汉唐以来“古礼”“今俗”的碰撞与交融。志石册是契丹濡染华风的产物,构成了宋辽正统之争的一个重要面向。五代辽宋时期的三种哀册均以汉唐文化为母体,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