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探赜

世界上并存着数千个民族,这些民族在与环境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建构了自己的民族生境,形成了与之适应的传统生态知识,这样的知识在维护自身民族生境稳定的同时,也使得其他区域民族从中受益,建构了全人类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这样的和谐被打乱了,工业文明的发展不仅给自身生境带来诸多“生态灾难”,而且还危及其他民族的生存。因此,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球范围内重树人与自然和谐共荣关系的新格局,还得借鉴、消化与吸收各民族的传统生态知识。故充分发掘和创新利用好此类知识,对今天生态文明建设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从生活品到商品:海南黎锦手工艺遗产的嬗变研究

在传统社会中,手工产品的交换或买卖主体为地方人群或地域人群共同体,呈现出遗产持有者的主体间关系;在消费社会中,以商品形态为主导的手工产品的买卖主体为地方人群共同体和外来消费群体,构建了遗产持有者与消费者的客体间关系。手工艺遗产具象化的生活品与商品既造成了对手工艺遗产认知的混乱,又对手工艺遗产存续产生了误读。从主客位角度去考察抽象化的海南黎锦在不同主体诉求下的具象化形态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认为手工艺品的生活态与商品态均为手工艺遗产以其所依存的社会场域为基础,以遗产持有者与社会群体需求为动力而形成的形态链,手工艺遗产不同形态的多元一体是其在消费社会中的应然态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及其重构研究——以江西傩文化为中心

纵观我国傩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公共性”的缺失和重构问题影响着傩文化在当代的发展与传承。在考察江西省傩文化属性和生存状态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结合民俗文化学、传播学,以公共性理论为切入点,研究以江西傩文化为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特征及表现形式,并从江西傩文化公共性的演变来探究其在当代非遗语境下公共性的重构。

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雷山县三个苗族村落为例

探索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对非遗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扎根理论提炼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并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关键因素有综合利益、社会力量、理性权衡、情感联结、道德规范、政策支持和感知行为控制。综合利益、社会力量通过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的理性权衡和情感联结间接影响其非遗责任行为,社会力量还通过道德规范间接作用于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的非遗责任行为;政策支持是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强化因素,影响前置因素与非遗责任行为之间关系的方向和强度;感知行为控制直接影响民族旅游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实施。研究结论不仅为旅游情境下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民族旅游地区引导社区居民非遗责任行为的实施提供一定的管理启示。

高速铁路与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基于贵广高铁榕江站的考察

随着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建设与运营,高速铁路已经成为城镇化发展的助推器。通过田野调查分析贵广高铁建设对榕江县城镇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速铁路的修建造就了城镇发展的创新模式,扩大了城镇经济规模,促进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聚集。高速铁路与城镇发展之间存在多方位、多层次的促进关系。然而高铁站点具有重要的“节点效应”,未设站的沿线区域大多面临“过道效应”,并不能从中获益。如何避免高铁修建带来的负面效应,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亟须深入探讨的问题。

半城镇化:牧区城镇化的新特点

近年来,随着牧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新疆牧区形成了“择新地,建新城”与在经济中心边缘“建新区”两条城镇化路径,成为当代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新路径。调查发现,牧民选择了“以工为主,以农(牧)为辅”的生计策略,充分调动了城乡资源,实现了在城镇的扎根和发展。牧民的社会关系表现出了城乡“互嵌”的特点,一头已经扎入了城镇社会之中,但另一头尚未从牧区社会中“脱嵌”。文章认为,牧民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城镇化”状态,将对牧区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产生深远影响。

地方知识赋新饮食品牌——以云南“乍甸鲜奶”为例

在当前城乡融合背景下,都市空间的不断扩大使得城乡空间产生了重叠与交织,这必将带动农村文化向更高层次、更多元、更加包容的方向演变,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如何在都市得到发展是值得关注与探究的问题。以个旧乍甸鲜奶及其产物——鲜奶吧为切入点,通过人类学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试图对个旧乍甸鲜奶的饮食文化品牌营造中地方知识赋新与消费认同进行分析,总结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创新,认为农村文化传承创新仅凭内在资源很难实现,必须要有协调性、整合性、资源性的文化空间环境才能激活传统文化的自信进一步实现文化的续用。

再论中国社会的乡土性--阅读《乡土中国》的新探索

在我们重新去阅读费孝通半个多世纪以前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时,当是以深入认识此书背后作者的写作方式为开始的,借此而成为理解乡土中国自身发展历程的一种独特方式的新发现,并寻求一种在观念中存在的乡土中国来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知识探索的独特性路径的梳理。还需要从清楚地析分出《乡土中国》一书的剖面图而去追溯此书背后所隐含着的可能的人类学原理,而这种原理的核心的核心就在于其对乡土本色的发现和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要从一种变化的语境之中去探索乡土中国自身的文化转型的发生,这自然也体现出了日益融入到了世界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意识也正是费孝通一生之中从《乡土中国》一书为开始而一以贯之地试图要去予以揭示的。

游戏人间:“荡秋千”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研究

荡秋千是中国传统民间游戏的重要类型,凝结中华民族的生活智慧与家园意识。荡秋千不是单纯的游艺娱乐或竞技运动,而与多民族人民生活实践和精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多民族秋千文化寄托中华民族共创共享的生活传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对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秋千超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而与多民族传统节日生活相联系,构成中华民族秋千民俗生活谱系。中华各民族共享秋千游戏,传递共通的文化思想,凝聚共同的精神禀赋,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岭南与长江中下游:跨区域贸易背景下的徽商活动与皖南古村落

本文通过整理黟县卢村的相关书信,探讨清代徽商活动对徽州村落社会的影响。从中可见,至迟从盛清时代开始,黟县的经济就与跨区域之贸易活动密切相关。岭南的广州及长江中下游之汉口、九江和大通等,都与僻野山乡的卢村发生了颇为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茶叶经营中,从茶叶生产到销售过程的诸多环节上皆充满了竞争,理性的商人根据汉口、广州的茶市行情,精心策划营销策略、拟定购销规模,以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从频繁的茶叶贸易中获取的利润则源源不断地流入皖南,促进了徽州村落社会的发展。

内生型特色农业发展中的市场吸纳与产业秩序建构

特色农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基于浙西山区特色农业发展实践,探讨了内生型特色农业发展中的市场吸纳与产业秩序建构。研究发现,内生型特色农业有其发展的资源基础、劳动力优势和市场动力,表现出强市场导向、收益导向和农户强自主性特点。特色农业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嵌入到村庄社会,更需要产业链不同环节主体具备吸纳市场的能力。农产品经纪人利用嵌入在熟人社会的优势建立与农户的长期信任关系,建立稳定的市场渠道,成为其有效吸纳市场的具体策略。基层政府则通过保障区域农产品品质,提升市场公共竞争力间接吸纳市场。特色农业发展中形成小农户、农产品经纪人和基层政府共同吸纳市场的格局,才能有助于自下而上小农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路径建构。

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为何、何为与可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是致力于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发展规律和完善机制的一门新兴学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学学科的中国化时代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具有跨学科性、综合性、实践性、时代性等特征。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过程中,应以史料体系为基础,注重多语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深入挖掘历史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广泛开展史料论证,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以话语体系为工具,汲取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元素、提倡符合时代特征的话语表达,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本土话语,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以理论体系为指南,注重“两个结合”,深化理论体系研究内容,整合相关学科理论,鼓励多学科共同研究,拓展理论体系研究方法,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强化理论体系研究人员培养,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山地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出路——以加榜梯田考察为例

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源盘活及资源价值的变现,而资源盘活是发展的问题起点。拥有丰富资源却缺失让资源价值得以变现的产业植入,必然导致资源闲置或资源低效益利用。从江加榜梯田的个案表明,山地生态农业目前还存在产业单一、技术含量低、生产劳作条件差、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致使劳力不足以及农产品价格低,市场空间窄小等不利因素。面临这样的发展困境,只有对山地生态农业产业链进行升级打造,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才能发挥以梯田为代表的山地生态资源优势,进而为山地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找到可行的路径依托。

社会转型视域下明代书法的内在演变

若是将书法置诸社会转型的视域之下加以考察,揭示其各自阶段的艺术风格及其特点,显然更能凸显一种“活的”书法史。与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相应,明代书法的内在演变可以析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程朱理学一统与馆阁体书法的盛行;二是“王学”崛起与文人书法的勃兴;三是晚明社会危机与书法史的转向。明代书法的演变,既与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若合符节,却又有独特的内在变迁规律。

快手“神调”:基于短视频媒介的东北萨满文化变迁

在外部社会和内部传承的影响下,东北萨满信仰形式与内容正发生变化。在城镇化、现代化、信息化的影响下,东北萨满文化以影像新形式在“快手”上传播,其功能也在悄然转变。使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发现“快手”平台上的萨满文化呈现宗教语境的平面化展演特点,作为一种东北地域文化的象征符号,给远离乡土的东北村民带来地域认同感与情感满足。此外,“快手”并非专门为传承民俗文化而设计,但其文化变现机制却促成了萨满“神调”与二人转艺术的新融合,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正在兴起。然而利益创收的驱动力使得“博流量”的劣质内容出现,影响了东北萨满文化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原真性文化传播。如何对于这一类短视频与直播间进行规范与引导,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学界与媒体平台共同进行反思。

人类学视域下数字符号的内涵、类型及文化意义

数字是人类一份特殊文化遗产,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现了人们的宇宙观与价值观。人类学视域下数字符号的内涵丰富,类型多样,其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朴素的阴阳哲学观、传统生活数字文化智慧、解决问题思维模型以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多个方面。调查与研究既定区域的数字符号及文化意义,是深入研究文理交叉的数字人类学的重要基础,揭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鲜活的多民族融合案例。

传统村落内生能力培育的内涵、要素与机制

面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激活传统村落内生能力建设,已成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特色乡村福利实现的新着力点。当前,无论是对高质量发展还是内生式发展的研究都很丰富,但以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来完成两个理论间的融合还较欠缺,亟需系统性框架来提供实践指引。为此,文章首先整理推导出旅游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传统村落内生能力概念及内涵。继而运用Nvivo文本质性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提炼出特定情境下内生能力的三大要素,即“旅游产品供给能力—旅游产业参与能力—旅游产业发展基层组织能力”。在此基础上,从旅游高质量发展中的“资源-市场-组织”角度探讨了与内生能力三维度之间的互馈机制,尝试分析新时期我国传统村落内源式发展的使力方向。结论可为增强乡村内生动力、助力“共同富裕”提供特色产业发展视角下的路径方案。

非遗传承人群体生命史的学术张力——基于数位赣剧传承人口述史的再研究

生命史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接通历史、社会、个人的文本阐释通道,是非遗传承人研究的重要利器。赣剧非遗传承人群体作为赣剧艺术话语体系的建构者,为赣剧艺术建立了鲜活的生命档案。通过对赣剧传承人群体深入访谈,将数位代表性传承人的艺术生命予以裸呈,探究其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以及个人创造和文化体验,并从其文化身份构建中透视非遗传承人群体生命史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群体生命史研究从群体叙事角度,关注群体的主体间性与共同主体性,突显集体记忆在群体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以通宏洞微的学术张力揭示文化群体的生命意义和社会语境的深度融洽,突破了以往个体生命史叙事的单一性和局限性,为非遗传承人群体的保护和传承注入不竭动力。

从悬置到加速:近代上海城市殡葬中的用时制度及其伦理意涵

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丧葬用时变迁的梳理,分析地方丧葬向城市殡仪转变的社会成因,以及这一由科学和“进步”理念所带来的变化对现代上海殡葬体系的影响。从近代至今,上海城市丧葬实践的时间系统始终处于加速状态。自开埠以来,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在上海逐渐形成,人口处于增长与流动之中,社会高度分化,社会组织各擅其事。基于汉人社会的丧葬传统,客死他乡而无力返葬的人,得到了会馆的照料,遗体依然被社会标记,保留生前的个体特殊性与社会文化属性。会馆为死去的人建立特有的社会空间,在客居者漫长的待葬过程中,地方性的文化体系得以重申,发挥着凝聚与整合的道德力量。随着近代西方公共卫生学在日常实践中的介入和社会医疗化程度的加深,关于“死去的人”的理解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在都市化进程中,人的生命被视作线性的时间过程,死亡被客观化为生物性的变化,通过技术的干预加以规范。这一在进化论和生物医学双重冲击下发生的观念变化,型塑了现当代城市丧葬实践:在人死后,死亡作为“科学”事实被快速确立,并被纳入到加速的组织流程与控制流程中。人们在快速和精细分割的丧礼过程中,如何排遣恐惧、痛苦、忧虑等面对死亡所产生的复杂情感,将成为一个需要长期观察和讨论的问题。

西南山地民族传统生态观的多维实践及当代价值——以基诺族为例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充分挖掘西南少数民族生态实践中蕴藏的生态伦理与生态智慧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以西南山地民族基诺族为典型个案,从自然互动、社会生活、社群互动三方面探讨当地民众具体的生态实践,在此基础上从生态农业、生态教育、生态经济三维视角阐释传统生态实践的当代价值,以期为西南民族地区推进生态振兴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