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础的多维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就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础实现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物质基础实现从实体经济基础向数实融合的经济基础的转变,产业基础实现从工业产业体系向数字化产业体系的转变,技术基础实现从工业技术创新向工业技术创新与数字技术创新结合转变,以及在制度基础方面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完善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要最大程度发挥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技术基础的转变,进一步促进产业创新,实现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培育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优势。

区域国别法学的理论内涵与体系架构

区域国别法学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在新时代法学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学科地位和时代价值,我国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在厘清该学科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该学科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进行研究,探究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的运行规律,从整体上把握该国或该地区的法律特点和法律发展方向,进而探寻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念与契合点。区域国别法学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外交思想,服务于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并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作出贡献。该学科的人才培养,要打破常规,走跨学科、跨院系的协同创新之路,构建国别法律人才“双协同”培养机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否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正反向融合度的非线性检验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依托数字技术与设备实现核心领域突破性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编制我国非竞争投入产出表,从供需双层面和广义狭义双范畴,可构建并测算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正、反向融合度,探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对实体企业创新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融合度对实体创新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正向融合度整体提升实体企业创新质量和效率,这与技术吸收能力强化相关;反向融合度处于合理区间时才能拉动创新增长,否则将因成本效应和适应性不足降低实体工业创新质量和效率。

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基于此,分析检验当前亲清政商关系构建会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2016—2020年中国A股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观察数据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政商关系越亲清的地区,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导向效应”和“资源供给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主要是政商关系的“亲近化”而不是政商关系的“清白化”助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且亲清政商关系能够降低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

高质量发展引领下ESG信息披露的规制优化

ESG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高度契合。当前,我国ESG信息披露规制领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政出多门不成体系、披露比率偏低、披露标准不统一、披露内容不全面、“漂绿”现象比较严重等。从ESG信息披露规制的发展趋势及特点来看,各国(地区)对ESG信息披露的规制趋向严格,规制方式多以硬法为主、软法为辅,比例原则得到重视和适用,全球可持续披露准则加速统一。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与国际标准相接轨,新形势下我国监管机构应当软硬兼施优化ESG信息披露的规制方式、明确ESG信息披露规则的实体内容、采取多元化的监管方式以及引入第三方强制鉴证机制。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价值底蕴与逻辑理路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经历了从救亡图存到自立自强再到民族复兴和最终走向民族辉煌的历史考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教育认识的不断深化,具有理性化、主体化、民族化、特色化四个典型特征。理性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点,展现了中国教育变革从实用性向本体性的转变,是教育现代化外生性逻辑的必然结果;主体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键,展现了中国教育变革从依附性向独立性的转变,是教育现代化内在逻辑的要求;民族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展现了中国教育从模仿性向创造性的转变,是教育现代化实践逻辑的必然反映;特色化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展现了中国教育从继承性向创新性的转变,反映了教育现代化的理论逻辑,旨在实现对西方教育模式的超越。理性化、主体化、民族化和特色化的不断递进,构成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展现出外生型、主体性、本体化和独创性特质,推动了中国教育创造性转化。

创新赋能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和支撑力,而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特征,是否以及如何赋能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盈余公告后的漂移视角,可探究创新产出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尝试厘清创新产出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创新产出能够显著缓解盈余公告后漂移,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而且创新产出的突破性程度越高,其影响作用越强。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创新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提升主要缘于:创新水平高的企业具有高的盈余持续性以及较低的信息不确定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创新产出对盈余公告后漂移的抑制作用主要发生在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多、媒体报道较多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较高的企业;而且,相对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四大”审计的公司的创新产出对盈余公告后漂移的作用更为突出。

教育现代化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

当前,教育现代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关注焦点,也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与国际经验相比,在教育现代化的起点动因、路径选择、目标导向三个维度,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都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开端与发展受到内因与外因的共同驱动;践行自然生成与整合催生相结合的综合型教育矛盾分化机制,并通过跨越式发展模式对其加以整合;教育现代化目标具有主体性、全局性特点。展望未来,我国应发掘与现代化相适配的文化传统基因,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构建结构化、先导性的目标体系,在发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特色的同时完善其路径,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与民众需求。

地区空气污染的“压力”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基于城市PM2.5和公司并购的实证发现

地区空气污染会影响域内各类市场主体行为,包括微观企业决策。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要求各地加强空气污染治理,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而绿色并购是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利用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的污染企业发起的并购为样本,并手动搜集整理确定绿色并购样本,实证研究地区空气污染对域内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会提升域内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意愿。在此基础上,通过并购前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社会责任承担变化,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下的企业绿色转型并非源于自主绿色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多是外部“压力”下的“工具主义”行为。从影响路径来看,地区空气污染引致的压力会通过行业竞争和融资约束这两个途径影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最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地区空气污染加剧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逻辑与实践构想

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调控所形成的城市格局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城市发展进程以及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部分城市的行政区划设置并不完全符合宪法的具体规范与法治化要求。为了满足现代化的城市治理需求,城市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的法治化已成必然。当前城市行政区划在区划建制、行政区域划分、行政层级设置等方面存在的规范问题,应当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法律为具体支撑,在法治轨道上进行优化调整的实践构想,以期实现行政区划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城市治理的高效,更好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深度伪造辩护”对刑事诉讼的挑战及其应对

深度伪造辩护是在深度伪造技术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基础之上出现的一种刑事辩护方法。深度伪造辩护的出现,可能消解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信任基础,同时可能导致在刑事诉讼中出现“说谎者红利”的情形,甚至可能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面临人工智能时代“深度伪造辩护”对刑事诉讼的冲击,必须适时对刑事诉讼辩护制度进行改革。在程序法方面,需要由证据真实性审查,转向程序规则之限制;在实体法方面,应增设相关“深度伪造辩护”的罚则;在律师执业纪律规范方面,应将行政性监管罚则进行具体化。

共同体视域下两岸融合发展话语体系分析

两岸融合发展话语不仅是表现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话语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组成和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共词分析的方法,共同体视域下两岸融合发展话语体系呈现出从抽象到具体的话语发展逻辑,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话语演进路径。整体来看,两岸融合发展话语的建构以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为指引,结合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两个话语层次,进而立体、全面地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两岸融合发展话语作为共同体理论在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方面的话语应用与实践,不仅进一步延伸与发展了两岸融合发展实践,同时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益的借鉴。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进路

法院调解一直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要的解纷方式。近年来,法院调解率的不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念固化以及制度创新不足的窘境。一方面,调解未能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案件压力;另一方面,调解协议的自动履行率偏低常致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及时保障的预期落空,如果调解无法真正内化为法官、当事人及律师的自觉选择,便难以催生出真正意义的现代调解。因此,在当前法院日益严峻的“案多人少”背景下,如何使调解真正助益案件分流且能够实效性地疏解法官的审案压力,并尽可能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兑现,在实现诉源治理目标的同时逐步克减执行案源,将是法院调解必须面对的挑战。而通过理念的更新及制度的优化,包括建构真正由法院主导的附设调解机构、确立强制调解制度并厘定调解前置的案件范围、协同保全制度促成调解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等,将有望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重新焕发生机。

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享与共同养老金制度设计

落实以全民所有制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现实具体的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享机制,让全体人民分享归他们所有的国有资产收益。将部分国有资产收益用于建立共同养老金制度,平等地为达到一定年龄(依据国家一般退休年龄确定)的全体老年人发放一份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养老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享的可行方式。以国有资产收益建立的共同养老金制度具有国有企业产品消费倾向增长效应,不仅为老年人提供可持续、均等和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还能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证其自身的可持续性。并且,与直接动用国有资本补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比,建立共同养老金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基本养老保险的给付差距问题。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合养老保障体系,即共同养老金和基本养老保险相辅相成的新型养老制度,提出新思路。

市场化、社会阶层与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变迁

教养观念不仅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还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01—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探讨中国民众教养观念的阶层差异及市场化情境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省份层次的市场化水平和以高教育为代表的优势阶层地位对民主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专断型教养观念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高阶层群体专断型教养观念的概率呈上升趋势,民主型和权威型教养观念的概率逐渐下降。这些发现表明,中国民众的教养观念是现代化力量、传统文化和国家发展政策相互形构的结果,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相互融合的综合特征,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面向。

延迟退休政策的功能替代、系统拓展与协同治理

传统延迟退休政策的思路在国际实践中已遭遇瓶颈,且日益不适应中国延迟退休的推进目标,昭示着应跳出既有政策思维定式,寻找政策设计的新突破。延迟退休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推动劳动者生命历程重构,应以公平清晰的养老金制度设计来替代养老金延迟领取,以老龄多元就业代替职业生涯的固化延续,建立延迟退休政策推进的新思维。需要从养老金制度的保障性和清晰性、生命历程的纵贯性和交叉性、退休阶段的适老化和过渡性出发,对延迟退休政策进行系统化拓展及功能分解,推动养老金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的协同优化,强化老龄劳动能力提升和老龄多元角色协调。通过延迟退休政策的系统拓展和协同推进,可以探索延迟退休政策从消极被动走向积极有为的可行路径。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规范性与阶级利益——兼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公平”等的论述既具有描述性特征,也具有规范性特征。当在描述性语境中阐述其道德观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说明道德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关系、道德的历史性、道德的阶级性、道德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等内容。而在规范性语境中,他们也确实对资本主义作出了道德评价,认为其是不正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来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的迫害。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无产阶级道德观比资产阶级道德观更为合理。他们比较各阶级道德观之合理性的标准不在历史之外,而是由历史本身来提供的,即何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实现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何者就具有合理性。

组织内部的资源配置行为识别研究——来自会计师事务所的经验证据

探究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以实现组织目标是打开组织内部治理与经营黑箱的关键环节之一。以会计师事务所这一知识密集型组织为切入,实证研究发现:首先,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投入与会计师事务所客户组合中的大客户显著负相关、与小客户显著正相关,说明会计师事务所会根据客户在其客户组合内的相对重要性而差异化地配置审计资源。其次,区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客户组合大小发现,在非“四大”、客户组合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中效应更强。最后,区分客户的产权性质、公司治理水平发现,在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弱的客户中效应更弱。

大数据驱动的税收征管与非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于创新行为的研究视角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非上市公司创新行为是社会技术进步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利用独特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以金税三期工程在我国各省市的逐步试点作为政策冲击,探讨大数据驱动的税收征管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非上市公司的创新行为。实证研究发现,在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实施后,非上市公司加大了创新投入。机制检验发现,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大数据税收征管的公司治理效应和信息质量效应获得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对非上市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与金税三期工程实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以及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密切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实施后,非上市公司的创新产出有了明显提升。

论中国传统法典立法技术的发展——以唐明律计亩论罪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传统立法沿革表明,其法典立法技术在不断进步,而唐明律计亩论罪量刑方式则较为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变化。其立法技术沿革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侵犯他人田土使用权和所有权的犯罪,罪刑虽然有所改动、整合,但传承关系明显;另一类与土地分配、赋役征派等基本国策相关联,因政策调整,犯罪类型差异大,但其部分刑等设计却随刑罚体系传承下来。计亩论罪与计赃论罪的原理不同,不能简单视为实物计赃,其行用与犯罪不符合盗罪构成有关,也是国家财政方针在法律中的如实反映。唐明两朝计亩论罪呈现出量刑从公私不分到区分官民、刑罚偏轻且具备体系性的鲜明特点。与唐代相较,明代更加重视官有财产保护以及体系内各罪刑罚间的联系,其立法技术更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