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对“禁止性别歧视”的解释与发展

禁止性别歧视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前提和基础,具有独立的价值。联合国核心人权条约几乎都包含禁止性别歧视的条款,各条约机构通过不定期发布意见、建议的形式,对禁止性别歧视的内涵和外延作出与时俱进的解释与发展。其中的性别不仅指生理性别,更指向社会和文化构建的对男女角色的陈规定型观念。对于歧视,除直接歧视、间接歧视之外,条约机构敦促缔约国识别系统性、结构性歧视,强调解决交叉歧视的重要性。为加速实现实质平等而采取的暂行特别措施、保护母性的特别措施不构成歧视。根据条约机构的解释,禁止性别歧视是一项即时义务、一项不可克减的义务,缔约国禁止性别歧视的义务及于公共和私人的各个领域,这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保证男女在实质上平等享有各项权利。

性骚扰构成要素的类型化分析——兼评《民法典》第1010条的法律适用

在悉尼举行的2023年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颁奖典礼上,西班牙足协主席强吻女球员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关注。本文针对此次事件引发的性骚扰问题进行讨论,通过对性骚扰构成要素的类型化分析,即在不同类型的性骚扰中分析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两个条款的构成要素和法律适用问题,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建议在完善我国性骚扰相关立法时,以私权救济为理念,以《民法典》第1010条为基础,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性骚扰立法和判例方面的经验,根据不同类型性骚扰的性质和构成要素以及规制的宗旨,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保护受害人、净化工作环境和社会公共环境提供更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美国残障人支持性就业的法律保障及启示

残障人支持性就业的实践与立法始于美国,在其推行过程中,形成了以法律为基础的方式。立法机构将支持性就业确立为就业制度,围绕其实施进行了相关立法;行政机构对支持性就业给予优先地位,采取了扶持措施;司法机构对阻碍支持性就业实施的行为予以制止和惩罚。我国应将融合就业作为残障人就业的发展方向,围绕支持性就业各环节构建法律制度,将支持性就业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在采取行政倾斜保护措施的同时,通过反歧视法加强司法救济。

《反歧视评论》征稿启事

《反歧视评论》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主办的国内首个以平等权和反歧视为主题的学术集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旨在汇集反歧视研究的前沿理论,展现反歧视实践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推动反歧视的法律和制度变革。自2014年以来,《反歧视评论》已连续出版11辑,现就《反歧视评论》第12辑公开征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性骚扰防治法(项目建议稿)

目录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职场性骚扰防治第三章校园性骚扰防治第四章性骚扰的法律责任第五章附则第一章总则第一条【立法目的】为预防和制止性骚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性别平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第二条【性骚扰的定义】本法所称性骚扰,是指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的与性相关的行为。

卷首语

《反歧视评论》第11辑如约而至!正如您看到的,本辑《反歧视评论》内容丰富、视角独特,充分展示了反歧视研究的内在多元性。我们认为现代世界的可贵之处正是基于对多元性的认可,世界不只有一种颜色。理解、尊重并促进多元性,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和繁荣的文明世界。与之相反,如果试图以特定的模板或标准去判定唯一正确、框定自身与他者并进而改变他者,必然会滋生歧视、制造对立,甚至引发动荡。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的新举措和新进展:以北京市为例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对于保护妇女平等就业权和人格尊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北京市为例,观察其近年来在消除就业性别歧视方面的新做法和新进展。北京市在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采取多项具有创新性的积极措施,致力于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不过同时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建议北京市率先立法先试,制定消除就业歧视的地方性法规;完善司法政策,在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中贯彻“有利于就业者”原则;积极有效执法,准确适用《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涉及妇女权益保障法部分)》,以期进一步促进妇女平等就业权的实现,建成就业性别平等的首善之区。

作为财产的“潜在生命”——一个选择法律范畴的关系性方法

通过运用将权利视为构建“关系”的方法,可以超越将财产作为自主性来源抑或剥削工具这两种观点笼统的二元对立,从而基于某种权利可能促进的特定关系来选择法律范畴。如若将生殖技术培育的“潜在生命”(冷冻胚胎)归类为财产,则意味着预设一种自由市场,并放任自主性以不平等的方式存在。这种归类方式反而会加剧妇女剥削、商品化与身体异化,并扭曲社会与儿童之间应有的关系模式,无益于促进性别平等、儿童保障与自主性增强。法律所应尊重和保护的是“潜在生命”与父母之间的依恋关系,而非类同对于财产的占有、控制与决定性权威。这种依恋关系可以在不适用财产法律范畴的前提下直接得到保障。

什么是性别平等促进型立法?以国际法为基础制定有利于妇女的劳动、生殖健康和税法基准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呈现多种促进妇女权利的立法、政策和实际干预措施。然而,至今尚未有国家从根本上实现男女平等。在承认《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对男女权利采取二分法的局限性的同时,文章旨在从生殖健康、劳动和税收三个领域,分析将国际法标准纳入国内性别平等立法的策略,并提出阻碍型到促进型性别立法的具体基准和示例,以期为立法者制定对妇女有利的国内法律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政策工具。

论战后日本针对部落民的肯定性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减少部落民歧视,日本政府对部落民采取了基于属地原则的肯定性行动。通过改善部落民的生活环境、提高经济地位、促进就业与教育公平等方式减少物质层面的不平等,打破贫困与歧视的循环。基于属地原则的肯定性行动有利于淡化歧视的身份色彩,兼顾其他居住在相同区域普通民众的利益,并且能够更好地对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在合适的时机实现肯定性行动的终结,并过渡到一般性人权保护的范畴。

中国同性性倾向相关婚姻家庭纠纷司法案例研究报告

在中国,同性恋者“骗婚”是备受争议的,由于多元性别议题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模糊地带,相关议题和社群也时常因此陷入法律困境。通过对同性恋者涉嫌“骗婚”的192个婚姻家庭纠纷司法案例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当前缺少“同性恋”概念的法律体系下,相关司法认定不统一、不科学,也存在对同性恋者的刻板偏见,并使得被“骗婚”无过错方亦难以获得有效救济。基于此,研究建议,将多元性别视角引入当前的法律规范中,在立法和司法中充分考虑相关群体的实际需求,以保障其平等权益。

中级人民法院“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成员”的数据统计与提升路径

《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国家机关有适当数量的妇女担任领导成员”的规定实施近20年。“有适当数量”法律规则的内涵动态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干部管理制度相适应,是宪法男女平等的规定在国家机关领导成员中的体现。119家中级人民法院女性主要领导成员的平均比例为22.22%,是“有适当数量”的法律规则的实践。中级人民法院女性主要领导成员在数量比例与所任职务种类上具有改进空间。有必要以男女平等的宪法思路为指引,优化女性领导成员的培养、选任机制,在制定和实施层面提升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具体性,推动中级人民法院女性主要领导成员转任其他党政机关主要领导职务,促进中级人民法院女性主要领导成员比例适应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大数据侦查歧视及其法律应对——以程序正义为视角

作为大数据侦查中的核心技术,数据挖掘是一种寻找模式与规律的侦查行为,天然具有歧视倾向,可能将区别对待和区别影响融入各个环节之中。侦查中的歧视的错误性在于其会影响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所以有必要限制侦查权这种“必要的恶”以及实现侦查权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在程序正义视角下,应当借助于技术性正当程序理念,针对大数据侦查中数据挖掘存在的问题,通过提高算法透明度以及进行司法审查的方式应对这种歧视难题。

中国法院性骚扰案件研究(2018—2020年)

本文旨在探讨2018年至2020年争点为“性骚扰是否发生”的83起民事案件。按照案由这些案件可以划分为三类:性骚扰损害诉讼、名誉权诉讼和劳动争议诉讼。在这些案件中,只有7起为性骚扰损害诉讼,而其余均是由性骚扰被指控方对指控方提起的诉讼。此外,法院只在37起案件中认定存在性骚扰行为。性骚扰指控方在法庭上面临诸多障碍,包括在三类案件中均须承担举证责任并满足“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且法院对言词证据的采信度较低,并过度依赖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

精神障碍女性性侵害问题成因分析及对策路径探索

精神障碍女性比其他非精神障碍女性更容易遭遇性侵害,并且案件特点、行为人类型等都与非残障女性面临的大不相同,但由于其边缘化的社会身份以及特殊的残障类型,精神障碍女性受到基于多重身份的交叉歧视,社会、司法、学理三重原因导致该问题始终难以遏制并获得有效救济。以上问题背后最根本的歧视在于对精神障碍女性性自主权的剥夺,各国现有的制度依然是采取保守的幼稚化框架保护精神障碍女性以防止其受到性侵害,尽管少数情况下愿意考虑女性的性自主权,但如果没有安全的环境来让其行使性自主权,性自主可能是一个空洞的价值。可以说现阶段无论是家长主义的保护还是尊重性权利的自治,本质上依然是二元对立顾此失彼的。应当尊重精神障碍女性的自主权,摒弃幼稚化保护的倾向而转向为精神障碍女性赋权,搭建社会支持网络,将进行决策的权利从法定代理人手中交回精神障碍女性本人。同时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力图消除残障的社会模式,由此方能有助于实现精神障碍女性群体的去边缘化,解决其性侵害问题。

美国跨性别学生使用学校公共设施的争议及其解决

近几年来,跨性别学生的权利保障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热门话题。在美国,不同时期的政府对跨性别学生的保护力度不同。虽然目前已经确认跨性别学生属于《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的保护范围,但在学校公共设施的使用问题上,美国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解决方案,其中,跨性别学生是否有权按照其所认同的性别来使用学校的公共设施,成为争论的重点问题。关于该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为赞成其按照自认性别使用,另一种为反对其按照自认性别使用。要解决跨性别学生使用学校公共设施的问题,需要淡化原有的社会性别意识,在此基础上,寻求合法保障各性别学生权利之路。

《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六年来回顾性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3月1日实施以来,各地因地制宜,采取多机构联动整合资源等措施,有效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尤其在保护令核发、庇护服务,以及数字化反家暴方面成效显著。本研究回顾了2016~2022年各地《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情况,侧重纳入西北省区的反家暴情况,识别存在的挑战,提出对策建议。

联合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机制

联合国对于性骚扰问题的重视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此后联合国对于职场性骚扰的规定不断系统化,还由专门的调查机构针对职场性骚扰投诉进行内部调查,通过以事实为中心的调查制度和以受害者为中心的调查方法,为处理职场性骚扰案件提供依据。尽管性骚扰事件中机构变动的职场政治及权力动态,给内部调查带来了取证、保密和及时性等挑战,但在规制性骚扰这一问题上,联合国不断构建完善包括从政策到培训、投诉、调查、救济的机制,为职场性骚扰的预防、调查和处理提供了有益经验。

跨性别者反就业歧视分析与展望

当歧视与就业交汇,跨性别者的处境更加艰难。我们应当保护跨性别者的平等就业和不受歧视的权利。本文以社会性别理论为起点,以我国典型的跨性别者与当当网劳动争议案为切口,通过交叉视角分析跨性别者的就业困境现状,探寻支撑跨性别者反就业歧视的理论依据,通过国际视野吸收有益经验,从而推动我国完善跨性别者反就业歧视的法治路径,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不让任何人掉队”的目标,促进人与社会的长足进步和多元发展。

美国反就业性别歧视救济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在反就业性别歧视救济方面是先行者。本文一方面选取'特纳'案从反就业歧视立法、行政执法、司法等多个层面来介绍美国反就业性别歧视救济机制。另一方面选取2013年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的'曹菊'案、2014年浙江性别歧视案'黄蓉'案来分析中国在反就业性别歧视救济方面所存在的立法、行政执法以及司法救济等层面的问题。最终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以期为完善中国反就业性别歧视救济制度方面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