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2024年“二合一”选举结果及影响分析

台湾地区2024年“二合一”选举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两岸关系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举行。各主要政党展开激烈竞逐,打破岛内传统政治生态格局。民进党赖清德以未过半的相对多数票当选,立法机构呈“三党不过半”新局,折射出加速分化的岛内民意以及多元竞合的政党政治新态势。未来4年,岛内政局将在民进党当局“三重少数”执政下以立法机构为重心展开角力,政局恐将动荡不安。两岸关系的对抗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内地发展进步将持续增强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民进党继续执政无法改变两岸关系发展基本格局。

台湾地区“大法官释宪”对警察权转型的影响

从1990年至今,台湾地区“大法官释宪”制度在限制警察权和保障人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保障方面,“大法官”议决坚持法官保留、正当法律程序、法律明确性和比例原则,使威权时期极度扩张的警察权受到严格规范和制约,进而实现转型。近年来在警察执法的隐私权保护领域,“大法官释宪”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台湾地区“大法官释宪”制度的升级,将继续影响台湾地区警政制度的发展与走向。

接收台湾地区过程中美国军人艾文思侵占黄金案钩沉

抗战胜利后,协助接收台湾地区的美军联络组中校艾文思以职务之便侵占了属于中国的黄金。中方发现后提出引渡艾文思来华受审,为美方所拒绝。中方研判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由美方审理更为有利,同意移交美国审理此案。在美国法庭审理过程中,中方积极协助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提供证据,但艾文思巧妙利用美国的陪审制度漏洞而逃脱惩罚。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的背景之下,中方通过外交渠道重启审判的努力也无疾而终。本文运用档案资料揭示美国军人侵占中国黄金案件的经过、在美国法庭审理进程及结局,钩沉此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三大体系”建设视域下台湾地区研究的知识困境与出路探寻

台湾地区研究领域具有知识发现与应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因现实中存在“市场需求”与“生产供给”两方面的诸多结构性障碍,导致台湾地区研究陷于知识困境,严重影响其知识发现与应用的效率以及实践指导价值的发挥。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建设为契机,通过推动台湾地区研究领域的交叉学科建设和学术体系建设,依托学术期刊推动自主话语体系建设,可望切实提升知识生产能力与知识传播效能,并最终建构台湾地区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从“转型正义”到“记忆台独”:民进党当局推行“记忆民主化”的途径、目的及后果

作为民进党当局推行“转型正义”的着力点,记忆问题是《“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任务总结报告》的重要议题。在记忆政治视角下,民进党当局使用政治权力深入记忆领域进行“记忆民主化”,通过限定记忆方式、扩大记忆主体、拓展记忆载体三个途径,变更台湾地区社会集体记忆的内容、框架、性质,意图实现“深化民主体制”、促进“转型正义”、凝聚“共同体意识”等目的。就其实际后果而言,“记忆民主化”不仅造成台湾地区社会集体记忆混乱、导致社会撕裂,而且发展为民进党当局的“记忆霸权”,侵蚀台湾地区民主体制。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重新定位台湾地区历史、割裂两岸记忆联结等塑造“台独记忆”,最终服务于其“记忆台独”的图谋。简言之,民进党当局在“转型正义”名义下推行的“记忆民主化”空有正义与民主之名,实际成为其打压国民党等政治力量、谋求“台独”的政治工具,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对台湾地区社会集体记忆的粗暴干涉。

两岸相互认可法院民事裁判实务的非均衡性研究

在对两岸相互认可法院民事裁判的司法实务,包括两岸相互认可法院裁判的基本情况、申请认可的裁判文书种类、法院裁判结果及裁判理由等进行系统考察后可以发现,两岸相互认可法院裁判实务呈现较法律规定更明显的非均衡性:内地人民法院展现了较法律规定更为宽松和开放的态度;台湾地区法院对于法律规定模糊、存有较大裁量空间的事项,采取或限缩或扩张解释,对认可人民法院裁判秉持严格和保守立场。非均衡性的根本成因在于两岸互信失衡和目标相异,台湾地区司法人员立场纠偏和内地司法品质持续提升是可能的矫正路径。

论新时代台湾地区民情研究的形势、任务和路径

新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变化向涉台研究界提出了研究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新形势主要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国对抗中国,竭力阻挠两岸统一;岛内政局蜕变,两岸统一的社会基础亟待补强;民进党当局构筑“拒统”藩篱,阻断两岸互动交流。主要任务有:探讨如何争取台湾地区民心,携手促进国家统一大业;探讨如何争取岛内民众的支持,共同反对“台独”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内地涉台研究界在台湾地区民情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新时代向涉台研究界提出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本质研究、合理开展调查研究等十个基础路径。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地左翼话语中的台湾地区革命探析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人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地区同胞命运的日益关切,内地报刊发表的涉台文章数量不断增多。这些文章不仅深度有明显提升,形式也更加多样,还出现了不少小说、话剧等体裁的作品。涉台的文学类作品,大多具有明显的左翼倾向,背后还可见中共及左联的影响。中共延续了大革命时期对台湾地区革命的关心,除了指导台共的成立,还体现在左联为首的左翼作家对台湾地区革命的书写上。内地左翼文坛以“阶级斗争”为基调,关注台湾地区工农阶级的命运前途,丰富了中国内地的涉台书写与关注视角。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内地左翼响应中共组建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淡化话语中的“阶级斗争”色彩,以“弱小民族”为话语桥梁,在阶级与民族之间架起了书写台湾地区革命的新空间。

台湾地区安宁疗护立法的改革与启示

历经近30年实践,台湾地区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安宁疗护立法。为克服改革前“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适用困境,2019年开始在岛内施行的“病人自主权利法”通过扩大安宁疗护的适用范围、明确病人最新医疗意愿的认定依据和设定安宁疗护决策执行中的医方免责情形,支持特定临床条件下的非末期病人预先做出安宁疗护决策。从实施效果看,改革后的台湾地区安宁疗护立法在保障病人善终权益、促进医患关系等方面更具优势,但在可行性上仍有不足。以台湾地区制度实践的得失为参照,中国内地应在患者权利保护法的框架下推进安宁疗护立法,并在立法理念上强调以协助决定范式促进临终患者医疗自主的实现。以此为基础,中国内地立法原则上应将安宁疗护的适用对象限定为末期患者,承认患者的拒绝维生医疗权,在患者安宁疗护意愿的认定和执行环节体现对医方专业自主的尊重,并结合监护制度完善安宁疗护的替代决策规则。

杨云萍诗歌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政治

兼有诗人和历史学者双重身份的杨云萍,在诗集《山河》《山河新集》里将历史意识融入诗歌创作。由于深受儒家思想浸染,杨云萍在诗歌中拟写“遗民”的心态情状,其诗集具有“士人心史”特质,呈现自我批判与反抗绝望的精神历程。他以乡土风物和民众生活入诗,对风土民俗的“诗史记录”与台湾地区民俗保存运动、“外地文学论”构成对话,恢复了台湾地区乡土与祖国内地的文化联系。在诗歌创作中,“诗人的性灵”和“史家的眼光”形成“看/被看”的结构,杨云萍借此以超越性的历史意识来审视台湾地区社会,隐晦地批判殖民话语和战争意识形态。

《反分裂国家法》非和平方式条款的规范释义

《反分裂国家法》是集反“台独”、反干涉、促和平于一体的法律,在“台独”分裂分子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渐进式台独”的新情势下,对《反分裂国家法》非和平方式条款进行解读具有现实意义,具体而言,实体要件方面,基于原则性与灵活性考量,需厘清“台独”分裂势力的内涵与边界,同时结合《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的法律文本,释明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启动要件;程序要件方面,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军事法的体系解释,明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应急处置权的联合属性,并强调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导地位。

乡贤圭臬与民族英雄:台湾地区福建同乡会对郑成功形象的双重阐述

台湾地区光复后,闽籍人士陆续在台湾地区成立同乡组织、创办同乡刊物。截至2021年底,台湾地区共有84家福建同乡会,创办31种福建同乡刊物。这些同乡组织积极展示郑成功相关史迹,视其为乡贤圭臬,还举办郑成功诞辰纪念活动、出版纪念专刊,颂扬郑成功收复中国台湾的丰功伟绩,奉其为民族英雄。在台湾地区福建同乡心目中,郑成功兼具福建乡贤和民族英雄的双重形象。

适应、融入与认同:在陆台湾青年社交媒体使用研究

探索社交媒体对于在陆台湾地区青年适应、融入与认同内地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对促进台湾地区青年祖国认同和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社交媒体,台湾地区青年在内地经历了逐步适应、融入以及认同的过程。首先,在陆台湾地区青年运用社交媒体建构适应与融入内地环境的社会关系网络,降低日常情境中的沟通成本,避免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负面效应,为融入与认同内地社会打下基础;其次,在陆台湾地区青年在两岸社交媒体使用中面临信息和认知冲突,主动进行调适后逐步建立对内地的认同;最后,随着在陆台湾地区青年对内地接触和认识的逐步加深,他们在社交媒体的自我展演与互动中积极传播对内地地区的情感认同,架构起两岸沟通的桥梁,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

1948年香港会议与中共中央对台革命工作部署的调整及其影响

台湾光复后,中共组建了中共中央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台革命工作。之后,台湾革命事业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存在党员数量过少、新老干部不够团结等问题。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演进,为总结经验与教训,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发展,1948年夏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地区召开了中国台湾地区干部工作会议(香港会议)。会议对台共的历史问题作了初步整理,起草了决议《关于台湾工作》,分析了台湾地区社会的特点,明确了中国台湾地区的革命任务,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为着力点推进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香港会议后,中国台湾地区地下党调整了工作策略,在支部建设、武装工作、职工运动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省工委还根据实际需要对香港会议的部分决议作出修改,以农村地区为工作重心,重整了武装工作,更强调隐蔽潜伏的重要性。香港会议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的重视,对中国台湾地区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历史进程、互动关联与现实启示: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统一的实践探索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各时期探索与调整实现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方案,牢牢把握现代化和国家统一的主导权,从而开辟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国家统一进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统一之间的互动关联。推进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本保证、彰显中国特色、阐明时代价值、提升国际声誉;同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为推进国家统一发挥制度优势、指明前进方向、奠定物质条件和拓宽发展道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守以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好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深化好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推进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运用好两手准备、两手都要硬的手段,必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大一统视角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

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明的过程中,大一统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记忆,并在思想意识、国家建构、治国理政等方面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台湾问题、完成港澳回归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大一统思想,妥善处理内部问题与外部干涉,积累了和平谈判、稳固政权、实行地方自治的丰富经验,为“一国两制”台湾地区方案构想奠定了坚实基础。把握大一统思想的核心精神,有助于“两制”台湾地区方案在设计和推进过程中超越昔日束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清理的“外部性”问题

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曾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的规定,对1949年之前国民党政府签署的旧条约进行了清理。然而,清理结果并未正式对外公布,导致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美国政府等都认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旧条约依然“有效”。我国有必要尽快在法律上公开对此旧条约的清理程序,宣布此条约无效,并将清理结果告知国际法院,敦促国际法院适用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改变其对“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既有立场。

群际接触影响两岸青年合作的文化机制研究

群际接触是促进群际和谐与改善群际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两岸青年的群际接触有助于深化两岸青年群体融合发展。以群际接触理论为依据,对414名台湾地区青年开展社会心理学实验,在探究群际接触对两岸青年合作行为影响基础上,比较不同文化取向台湾地区青年群际接触效果的差异,并揭示文化情境的启动效应。研究发现:(1)文化取向发挥调节作用,积极群际接触对两岸青年合作行为的影响受到个人主义水平的调节。越推崇集体观念和人际联结的台湾青年,积极群际接触越积极,表现出的合作水平越高。(2)文化情境对台湾地区青年的文化取向有启动效应,文化取向模糊的台湾地区青年发生个人主义—取向模糊—集体主义之间的梯度变化,对两岸青年合作产生积极影响。从群际合作研究的文化维度探究群际接触影响两岸青年合作行为的文化机制,证明了通过文化进一步提升两岸青年交流合作质量的学理依据。实践上,在两岸现有接触条件下,聚焦台湾地区青年群体内在文化特征,从推崇集体观念和人际联结的台湾地区青年群体着手,夯实两岸青年的中华文化意识,有助于优化两岸青年群际接触效果。

赖和文学实践与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士人精神的嬗变

赖和既是台湾地区新文学形式的重要创建者,同时又终生不离传统汉诗创作。异族殖民统治与世界民族自决思潮,激发出赖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他既借鉴传统士人的出处进退方式以安顿身心,也以天下情怀投入台湾地区社会运动,推动台湾地区社会文化秩序重建。其新文学实践以断裂方式继承中国士人精神传统,既透露出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递嬉流变,同时也反映这种变化与中国士人传统有深刻的联系。日据时期,赖和虽以台湾地区为其文学实践的主要场域,但其文学实践的主体精神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台湾意识”,而是融合了遗民气节、现代启蒙思想与抵抗殖民意识的新型士人精神。

英国对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的认知

中日复交前后,钓鱼岛争端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自近代以来英国长期是东亚地区的重要角色,通过解读英国外交档案关于中日复交前后的钓鱼岛问题等内容,可以发现:一是英国积极关注钓鱼岛争端;二是英国以“避免介入”钓鱼岛争端为立场;三是英国对“搁置争议”的看法反映出中国政府在特定时期内暂时“搁置争议”策略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中引入英国因素,将该研究置于更宽广的场域中,从旁观者角度审视钓鱼岛问题,有助于扩展对钓鱼岛争端的历史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