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史学理论研究——陈启能学术访谈录

一、从“作家梦”转向“史学梦”黄畅:陈先生好!请您简单介绍下您的求学经历陈启能:我1934年10月出生在上海,祖籍浙江上虞。我从小喜欢文学,自幼就有“作家梦”,特别喜欢看小说,小学时主要看武侠小说,初中时开始看侦探小说,高中时沉迷于现代文学和翻译小说。我不仅爱看小说,自己还动手写侦探小说并制成手抄本。

关于召开第26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通告

第26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拟于2024年10月中旬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为“全球化与技术化挑战下的史学理论研究”。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包括:1.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当代发展;2.全球史与跨国史的传统与开新;3.中外古典史学理论与当代史学;4.新技术挑战下的史学理论研究;5.全球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

世界上的民族因文化而生,因文明而兴。世界上的文明因多样而存,因互鉴而充满活力。长期以来,西方关于文明理论的作品很多,滥用“文明”的现象也很盛行。“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文明冲突论”就是滥用“文明”的重要表现。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文明的内在逻辑,提出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文明观,为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注入强大的中国力量,是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

求真致用 砥砺奋进——苑书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访谈录

一、早年求学经历及太平天国史研究。董丛林:苑老师您好!1945年日本投降时,您在敦化中学念书,不久转到解放区吉林省立延吉第一中学,在那里念到高一。您能否谈一谈在中学的学习情况?解放区教育与日伪时期有什么不同?在这一时代转变中,您印象最深的变化是什么?

社会质量: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新维度

研究改革开放史是历史学的一项重要工作。考量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质量是一个独特的研究维度,这是改革开放时期社会发展的特点和人们的价值追求决定的。社会质量是指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具体事象的发展状态及被人们认可的程度。以社会质量为切入点研究改革开放史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观察改革开放时期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观察社会存在的问题,感受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及不足感和困惑感,从中获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新时代中国近现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的初步思考

从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到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再到2019年6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史学界围绕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发表了不少论著,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成果。随着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研究蓬勃发展,如何避免该研究的泛化、虚化和碎片化现象,如何从理论与实践上真正推动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走深走实,值得深入思考。

“双向转型”视野下的明代社会结构变迁

“双向转型”这一概念,源于21世纪初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晚明社会变迁研究”,当时研究的定位,是对晚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现象与社会结构重大变化进行探讨。除了撰写绪论,笔者以“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为题,进行了研究视角的全面转换,探讨前贤未涉及的白银货币化过程,认为晚明社会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或全球化的开端)相联系。

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与外部推力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中正式提出的。这里所称的“三大体系”,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简称。“5·17”重要讲话发表后,学术界和理论界围绕如何开展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也随之提上重要日程。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契机,即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既向广大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期望,也直接加快了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步伐。

中国特色史料学知识体系建设

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和基本依托。对于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建设问题,近年史学界已进行了广泛讨论,取得了多方面成果。①这些成果对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建设目标、实现路径甚至具体操作多有论列,其中特别关注“话语体系”。②人们不但高度关注“话语体系”的理论构建,批判反思“西方中心论”,而且对民族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经济史、中国城市史等“话语体系”的构建深入讨论,以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话语体系。

英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的传播进程较为缓慢,这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相关。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进入黄金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也顺势而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英国的兴起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英国社会史论战关联密切。英国社会史论战聚焦英国内战,围绕英国内战前后的社会形态、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分期等论题展开激烈讨论,塑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独特品格。本文尝试探讨20世纪40年代初期英国社会史论战及其学术贡献,以展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英国传播的特性。

百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转向理路

在美国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无疑是美国激进主义史学传统的典型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前后经历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谷。总体而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高潮期,而“和谐一致论”史学盛行的50年代和苏东剧变的后冷战时代则无疑成为其发展史上的低谷期。在此过程中,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转向,对美国史学研究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厘清百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转向理路,有助于理解与认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旨趣及其深远影响。

“境地”、周期与文明特性——布罗代尔历史理论刍议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史学研究非常注重空间、时间以及二者的关联。克里斯蒂安·阿玛勒维称其为“时间与空间中的航行者”。⑤谈及他的时间观念,人们通常会想到著名的“三时段”理论,并将“长时段”作为其最重要的史学遗产。⑥其实,关于周期问题的讨论也蕴含了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观以及他对于“历史进步”观念的认识。他对空间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其作品中的“境地”研究和“经济世界”的划分。他将不同文明置于特定的时空结构中思考其根基与特性,并重视历史演进的多重周期与总体趋势。

近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历史进步”观

2023年,伴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世界仿佛进入了新阶段,人们开始对未来产生一种不确定性的焦虑。在这样一个迫切需要从整体思考人类历史走向的现实面前,而思考相关问题为已任的西方历史理论界却稍显信心不足。

论清代边疆治理

《礼记》中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历朝历代统治者奉为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圭桌,清代亦不例外。清初以因俗而治的策略把边疆地区纳入版图,真正实现了“大一统”格局,体现治理中妥协的智慧;清中叶边疆地区日渐稳定,朝廷逐步谋划“修教齐政”之策,通盘考虑边疆和内地治理,把中央权力进一步渗透到边疆地区,实现全国地方教化与治理的一体化发展,达到稳固统治的目的,形成治理的联动效应,体现治理中改革的智慧。“因俗而治”和“修教齐政”思想及阶段性实践是清朝边疆治理的核心逻辑所在,清朝通过“因俗而治”达致“修教齐政”,“修教齐政”是最终目的,“因俗而治”是达到“修教齐政”的桥梁,这一治理逻辑前后呼应,上下联动,形成“清朝方案”,成为边疆治理的宝贵历史经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度总结。

明清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明清史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理解明清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随着学界研究的日益推进,有必要思考这一问题背后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并在史学理论层面进行深入考究。本文希望从结构与推演的角度整理相关问题,以期与同仁一起推敲。

科举交往史:由关系视角下移的科举史

科举交往史是与科举交往活动相关的历史,是不同学科交叉形成的研究新领域。从学术源头上看,它是科举活动史的重要分支,也是对科举活动史研究的深化与拓展。科举交往史研究从“具体人物”入手观察“多彩世界”,试图追寻科举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联。展开科举交往史研究,在网络搭建上,应编织研究对象的人际关系网络,回归科举交往场域;在史料搜集上,应注重多元化的史料来源,树立大史料观;在方法选取上,应突出问题取向,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语言表现上,应采取叙事的表达方式,增强文字的可读性。科举交往史研究不仅能够丰富科举活动史的研究内容,完善科举学的研究体系,也有助于从历史反思现实,为当今社会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文明”叙事

20世纪初,源自西方的“文明”叙事与“进化”思潮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清末民初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亦受到“文明史”编纂方法的深刻影响。“文明”叙事蕴含的推动思想变革和为西方列强殖民侵略辩护的矛盾面相,同样延续至历史教科书之中。一方面,历史教科书被“文明等级论”和“生存斗争”渗入,客观上有为西方列强殖民扩张背书的可能;另一方面,在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族独立和文明自觉的主观努力下,历史教科书不仅限制了“生存斗争”的作用范围,还强调了中华文明精神传统的连续性与“复数文明”的世界图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叙事,也正是由此开始成为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有机组成部分。

汤重南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日本史研究

汤重南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学者,是中国特色日本史研究的先行者、参与者和贡献者。其学术轨迹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本史研究发展的缩影,大致以200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对科学性的执着追求,以及与时俱进的显著特征。汤重南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为中国日本史研究定向把舵;二是为中国日本史学科建设和发展弹精竭虑,呕心沥血;三是聚众人之智、成非常之功。

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的灵魂

历史研究既是一种人类文化活动,也是一种文明创造,更是全世界、全人类不可或缺的文化实践。从本质属性上讲,历史科学是一门理论学科。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也只有理论思维,才能为历史研究插上智慧的翅膀,更充分地体现其社会功能和发挥其文化影响力。理论思维是人类特有的、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思维形式和方法,是人类推动文化发展、积累文明成果的重要支撑,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人类、研究历史、昭示未来的思想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根本要求。理论思维既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兴盛发展的精神脊梁和文化支撑,也是中国近代史学变革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更是中国现当代史研究进步的根本保障和创新依据。每一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和主题,都要求历史学家拿起史笔、创新史识、展示才华,厚积家国情怀,弘扬主体精神,体现历史研究的思想穿透力。历史研究者只有具备强大的理论思维,才能抒发嗪亮的思想声音,做有思想穿透力的历史研究,从而推进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

论清代历史地位

重塑“大一统”政治文明是清代历史地位的集中体现。与汉唐元明相比,清代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在版图扩展、政治管理机制的稳定性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一政治格局深化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保证了中国在文化上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而且,清代在思想上突破了“华夷之辨”的限制,通过确定中国版图边界,强化了“中国”意识。同时,清代中国保持着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但对朝贡贸易的态度更加务实,并在与亚洲、欧洲国家关系的处理方面也更加具有现代国家的特征。从这些角度,我们能够看到清代对中国“大一统”政治文明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