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路径,已经成为当前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支撑点。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链延伸、多功能拓展、生产服务智能化、新型主体培育、产业化经营来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不断完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兴旺,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为此,要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激励农业数字技术研发,完善数字农业人才体系,创新利益链联结机制。

工作态度中介下国有企业政策激励与知识员工创新绩效

理论分析了国有企业政策激励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机制及工作态度中介下的间接作用机制,基于长三角地区41家国有企业的调研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政策激励对知识员工渐进式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效应强于突变式创新绩效;工作态度的正向中介作用显著,主要表现在薪酬福利激励和环境激励对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过程中,国有企业政策激励通过工作态度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作用效应比直接作用效应更加明显。不同政策激励内容对知识员工创新绩效的作用效应存在差异,其中薪酬福利激励的正向作用效应在直接作用途径和间接作用途径中都最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来自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证据

基于我国2007—2018年2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营商环境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改善了城市营商环境,并基于PSM-DID方法以及安慰剂检验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经济发展、市场调节以及基础设施效应的机制路径改善城市营商环境;异质性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建设对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营商环境具有显著改善作用,对五线城市没有显著影响;在区域层面上,智慧城市建设对东部城市改善效应大于中部及西部城市。

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分析——基于公司治理视角

利用2007—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逆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逆向混改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机制检验表明,公司治理是逆向混改抑制非效率投资的中介变量,但是终极控制人的参与会使中介效应失效。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民营企业内外部环境对混改的正向效应产生影响,内部控制质量好和市场化程度高有助于发挥混改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效应。本文结论丰富了混改的后果研究,为推动混改、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气候风险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气候风险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对于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研究气候风险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气候风险信息披露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气候风险信息披露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环保投资、促进企业E&S表现,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气候风险信息披露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响应国家号召,加快推进绿色转型、绿色发展,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股指期权推出对期货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研究

以沪深300股指期权为研究对象,通过分别建立引入单虚拟变量和双虚拟变量的ARMA-GARCH模型,实证检验了股指期权推出在短期内和中长期内对期货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建立EGARCH模型探讨了其推出对期货市场波动性非对称效应的作用。结果显示:股指期权推出短期内加剧了期货市场波动性,中长期内其加剧程度有所减弱;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发现抗击疫情的国家政策供给对期货市场波动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但政策效果随时间逐渐减弱;期货市场本身存在波动性非对称效应,利多消息相比利空消息对期货市场波动的影响程度更大,股指期权推出进一步扩大了期货市场波动性非对称效应。

劳动力流动对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跨空间流动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对我国2007—2021年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之上,实证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提高共同富裕水平,且对富裕程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共享程度;劳动力流动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提高社会消费水平间接赋能共同富裕;从地区异质性看,东部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为充分发挥劳动力流动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应优化劳动力流动机制、引导劳动力有序回流、强化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政府补贴“马太效应”的影响分析

以2010—2020年沪深A股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政府补贴“马太效应”的影响及融通创新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政府研发补贴“马太效应”呈倒U型关系,与非研发补贴“马太效应”显著正相关;数字化转型与政府补贴“马太效应”的关系存在一定的边界条件;融通创新能够负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研发补贴“马太效应”之间的倒U型关系,弱化数字化转型和非研发补贴“马太效应”正相关的关系。研究对减少政府补贴“马太效应”、促进补贴公平分配具有重要启示,对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量与质两个层面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多元化(量)和股权融合度(质)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均具有中介效应,其中作用更为显著的是高管股权激励;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多元化和股权融合度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中央企业和商业竞争类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从提高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视角为深化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基于共同机构所有权网络视角

聚焦企业间基于共同机构所有权联结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以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网络中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网络中企业金融化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机制检验发现,基于信息获取的主动模仿和基于竞争压力的被动反应是金融化同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为外部监管较弱的非国有企业或者当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较低时,同群效应更为显著。

研发联盟、战略定位与企业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对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及国际竞争优势提升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集成电路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和PSM-DID方法对研发联盟、竞争战略定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联盟总体上抑制了成员企业的策略性创新,但提高了实施差异化战略的成员企业的总体技术创新及实质性创新水平。企业研发的外部激励增强以及企业供应链关系改进是研发联盟促进实施差异化战略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的两种渠道。依据结论提出包括关注成员企业战略定位在研发联盟组建与运行机制中的作用、加大对研发联盟的专项财政扶持等对策建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

通过股权质押融资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一种普遍现象,股权质押会对企业行为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科技行业中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以及降低企业风险投资意愿,进而抑制了企业创新产出。拓展分析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仅抑制了企业创新产出,也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只有在高质押压力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才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产出,而在低质押压力下并无显著影响。

“征高补低”:理论渊源、国际探索与税改路径

“征高补低”的个税新发展扩充了最适个人所得税理论,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个人所得征税的新实践趋势。回顾这一思想的理论渊源、比较各国的制度探索后发现:第一,在甄别标准方面,高收入个人坚持收入标准,低收入个人坚持类别标准;第二,在应税所得划分方面,高收入个人的全部所得均需纳税,低收入个人的劳动所得享有优待;第三,在税收负担确定方面,高收入个人保持有限征税,低收入个人保持有限退税;第四,在征税方式选择方面,高收入个人以比例征税方式为主,低收入个人大多复合退税。借鉴西方国家有益经验,遵循“精准征高与合理补低相结合”的税改路径是我国下一步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新方向。

ESG表现、研发费用与审计收费

ESG被视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和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对企业的长期价值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已成为许多投资者、利益相关者和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研发费用的视角出发,探究企业ESG表现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显著减少当年所需的审计费用,且企业研发费用在ESG表现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ESG表现对公司当年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资产规模较大企业、研发投入越多的企业当中具有更加显著的效果。研究丰富了ESG表现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方面的相关理论,为上市企业提高ESG表现、加强公司内控治理、合理降低审计费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破产预重整信息披露制度之构建——基于68份地方指引文件的分析

预重整程序中,各当事主体由于信息收集能力、经济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会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而信息披露制度则是平衡各方信息差异的有效途径。地方指引文件对信息披露主要围绕披露主体、披露内容、披露标准和披露规制四个方面进行规定,存在披露主体范围过窄、披露内容不明确、规制机制不健全等共性问题。未来对预重整统一立法时,建议适度扩大信息披露主体范围,由单一债务人扩大为债务人及其相关人员、临时管理人及其他中介机构、其他利益相关者三种类型,明确各主体的披露内容并矫正目前披露内容与披露主体之间的错配问题。同时进一步完善披露标准,增补“真实披露”标准,建立以引导而非惩戒为主导的规制机制。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风险偏好视角的经验证据

聚焦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背景下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决策问题,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越弱;董事会互动程度显著增强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以及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跨国企业优化内部管理与对外投资决策具有现实启示。

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微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分析

基于2008—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二级市场月度面板数据,使用多种机器学习方法研究债券个性因素与公司个性因素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与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信用评级、月交易天数比例、公司产权性质、公司规模为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重要影响因素,企业资产负债率、债券剩余期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资产回报率、公司所属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股价波动和债券换手率为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次要影响因素;公司债券信用利差预测值与信用评级、公司规模、公司产权性质显著负相关,与债券月交易天数比例显著正相关;月交易天数比例、公司产权性质、公司规模对不同信用评级组别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债券月交易天数比例和公司产权性质对AA级及以下的低信用评级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影响更大,发债公司规模对不同信用评级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差异性较小。

数字经济、经济集聚与区域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区域绿色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我国2013—2022年27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影响,并进行作用机制识别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和构造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经济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区域绿色发展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相较于中等和较低绿色发展水平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在促进区域绿色发展过程中具有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发展数字经济来促进区域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一定的政策参考。

从“省级统筹”到“全国统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研究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和目标,解决了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长久以来统筹层次较低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首先追溯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问题的历史渊源,进而对省级统筹的功能局限性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实施的“省级统筹+中央调剂”全国统筹初级模式的内涵与特点,并提出“剥离个人账户+基础养老金实行中央统收统支”的最终模式构想及其实现路径和配套措施建设。

吉林省数字农业发展问题研究

数字农业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产粮大省,正稳步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战略部署,探索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符合省情的智慧农业发展模式。吉林省2018-—2022年的数字农业发展水平总体波动较大,特别是2021和2022年呈一定的下降趋势。吉林省数字农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发展智慧缺乏长远顶层设计、农业基础不够扎实、数字素养整体不高、引导资金投入和盈利模式欠缺、数字技术与农业融合力度不够及信息孤岛问题突出等问题。因此,应该加大顶层设计,构建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加快农业产业体系数字化,强化技术、人才支撑,加大财政投入等措施,不断提高吉林省数字农业发展水平,促进吉林省向农业强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