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文化心灵精神及其对中国文学的话语塑造

“道”作为中国文化的至高范畴和终极据点,在“思想-言说”结构及文化心灵方面形成了“道说希声”这一内在规训及根本特质。而正是“道说希声”,根本性地塑造了中国文化以“致和”“成善”“养德”为基本心灵特征与价值追求、以“乐和”“忧患”“静朴”“逍遥”为根本精神、以“经世致用”与“味美趣美”为艺术审美追求的“道”文化心灵精神。“道”文化心灵精神作为一种深层性、稳定性、基因型的结构力量,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及其历史发展有着根本的轨导与牵制的作用,而且深刻影响和决定了中国文学及文论的话语形态与话语体系,建构和生成了中国文学及文论追求大宇宙及大生命关怀、致力感物抒怀、以“意象-语象”为中心(“象本位”)、基于“道”的核心范畴性表达等结构性特征。

智能制造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调节效应

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是实施制造强国的重点任务,深度探究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创新效率问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基于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实证考察智能制造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对我国制造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U型影响效应,主要影响机制是通过降低内部组织成本、减少企业内部融资两个途径提升制造企业创新效率。通过非线性影响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智能制造与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智能制造前期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就越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规模或实施策略性创新的企业中智能制造与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U型影响关系较显著。为此,企业应系统应对智能制造应用过程中不同阶段对企业创新驱动的作用效应,充分发挥服务化转型对推动智能制造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根据自身规模和创新方式等选择适宜的智能制造推进路径。同时,应充分发挥政府对智能制造的协调、支持作用。

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

畅通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任务,而供需协同是构建高水平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传统经济循环模式面临结构失衡导致循环动力不足、投资效益低下导致循环路径不畅的现实约束,因而不可持续。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供需协同、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重要抓手。数据要素的内嵌性与数字技术赋能的广泛性,使得数字经济呈现高渗透性、高融合性、高创新性等特征,能够有效统筹供需两端,推动供需协同。数字经济通过赋能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推动实现经济循环规模的合理增长;通过重塑技术进步机制和收入增长机制,推动实现经济循环质量的有效提升;通过推动经济循环的中心从生产转向消费、正向激励从投资扩张转向消费升级,形成良性经济循环。为了加快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进程,需要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筑牢广泛赋能基础;加快数实深度融合,拓展经济增长空间;加强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有效互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重写文明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

中国自古便有完整的哲学体系、文论体系、史学体系、艺术体系、教育体系、医学体系、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然而,中国原有的自主知识体系在现当代基本上不被承认。这一问题的根源在文明观,文明观是基础,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近现代以来支撑各学科知识生产的标准、内涵、体系都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底座上。文明底座是西方的,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也就必然唯西是从,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贬低,对中国知识体系的全盘否定,形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整体性的垮塌,走上了自毁长城之歧途。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重塑文明观”,重塑文明观则必须“重写文明史”,再从文明底座上建构哲学、史学、医学、科学技术等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重获各学科知识体系本来的“话语权”,向世界呈现“理论中的中国”“创新中的中国”“文明中的中国”,建构自立自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现代逻辑思维对诗性的背离与回归——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伽达默尔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在原始思维中有其“互渗律”的起源,因而是基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的,但直到康德,以往的隐喻都被理解为“使陌生变得熟悉”,成为形式逻辑的工具论,隐喻的“使熟悉变成陌生”的创新性一面却被忽视了。弗雷格和罗素等从逻辑中清除了陌生的东西,使之变得数理化、僵化而无创造性,必然遇到“罗素悖论”而无法自拔;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转折,从早期的分析哲学的逻辑观到晚期摆脱工具主义而转向语言游戏,有了西方逻辑思维从背离诗性到回归诗性的苗头;最后,经过伽达默尔对这一苗头的修正和发挥,将其扩展为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为隐喻和诗性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可惜,他受到海德格尔和基督教传统“圣言”的局限,最终未能就此将其创造性的对话学说提升到“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而沉陷于传统存在论(本体论)的“物理学之后”中。

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异化——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解读

在列斐伏尔眼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具体化,这种观点也会进一步延伸到他对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的异化批判理论的理解中。并且,这种异化批判要从马克思的总体人的观念中获得。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前置的价值悬设——理想化劳动不同,列斐伏尔是捕捉到马克思展望人类获得全面解放后的“总体人”自由发展状态,并将其作为未来目标式的后置目的论牵引。并且他认为,这种总体人的观念恰恰是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换是完全同向的。

从天地会出发的哥老会——民国时期哥老会起源的文献解读

民国时期哥老会研究的重要论著大概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索隐派,就是从传说和神话故事后面去寻找隐藏的历史;第二种是史料派,也就是从档案乃至其他文献中间去寻找蛛丝马迹。其实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洪门早期的这些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资料可以佐证。实际上利用民国时期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从哥老会的革命叙事、民族主义叙事、会党成员的自我形象塑造、哥老会叙事的索引派和史料派等若干方面,可以进一步地理解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这些故事的讲述,证明了在哥老会的故事中,有着大量霍布斯鲍姆概念中的“传统的发明”,但是历史显然成为他们身份认同和维系紧密关系的纽带。就这样,他们讲述的故事有多少依据固然重要,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讲述自己的历史,却更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中国人口均衡发展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要转折性变化之际,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重视人口素质,以“提质”替代“增量”,以“人才”替代“人力”,充分发挥凝结在人口自身的素质要素的作用,使更多民众更好地享受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享受高品质生活。长期均衡发展是人口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口均衡发展不仅体现在人口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依存制约以及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适应,还体现在代际间的传承永续。年龄结构失衡是当前人口非均衡发展的突出表现,应聚焦结构失衡,弥补制约人口均衡发展的短板;同时充分发挥作为人口结构中坚力量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作用,通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以及推动人口均衡分布,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助力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重写艺术史: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艺术史书写的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书写。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书写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践的客观事实。从“不完整的艺术史”“不平等的艺术史”到“不真实的艺术史”,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让东方艺术反复辗转于“缺席的东方”“替补的东方”和“易容的东方”三种大同小异的失语状态。要完成世界艺术史的重写与重构,必须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利益、品格还是自成一类:亚里士多德论政治友爱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欧德伦理学》中讨论了政治友爱(homonia,或译为“同心”),关于这种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三分法中所处的位置,学术界存在持续的争论。主要争议在于,这种友爱是利益型友爱、品格型友爱,还是一种不同于三种基本友爱类型的独立类型,或仅仅是好意而非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政治友爱属于利益型友爱。相反的观点或多或少地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友爱的定位。尽管政治友爱被归类为利益型友爱,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政治共同体的塑造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不妨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品格型的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观念可以延伸到斯多亚学派的“世界公民”思想,体现了两种思想的延续性及斯多亚学派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

美国现代荒野保护运动的兴起和早期发展

美国现代荒野保护运动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以美国社会主流荒野观的变化为背景,直接促成因素是汽车旅游的普及对荒野构成了威胁。在奥尔多·利奥波德和罗伯特·马歇尔等荒野保护主义者的推动下,联邦林务局在该时期推出了一系列保护荒野的举措,通过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将一些荒野区纳入保护。该时期的荒野保护是由白人“精英”发起的,要保护的主要是荒野的审美娱乐和精神文化价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荒野保护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自然保护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二战后荒野保护的发展也并非完全是环境主义影响的结果,它实际上是此前的荒野保护运动在二战后的延续和深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荒野保护在美国现代荒野保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为二战后的荒野保护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立法先例。

重访传统:从“相忘”认识近世中国的小政府特色

近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发生巨变,形成一些固化的认知,导致传统常被“讲错”。传统被误读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汉代确立的经典多是为“封建”时代所设计和书写的,却承担着指引郡县时代政治和民生的重大责任。充分认识封建与郡县理念的持续紧张,才能理解大一统的中国。包括专制与自治是否并存、小政府或大政府的政治模式,以及乡土社会是流动的还是呆滞的等关键问题,都需要重新认识。通过重访并据史迹重建传统的一些基本面相,可以清晰地看到,基于朝廷与民“相忘”的放任理念,在古代形成了一种上有专制、下有自治的小政府模式。而其前提,正是民间自身保持活络的流动性。

身衣一体:道教“仙服”蕴含的独特身体观

“仙服”作为映射仙真身体本质的概念范畴和符号形态,蕴含着道教独特而深刻的身体观。“仙服”的基本观念逻辑为“身衣一体”——仙真身体是其衣服本体原型,而衣服则是其身体显现形态,二者互为一体。“仙服”身体观一方面是对传统身份等级服饰制度的否定和反拨;另一方面则是对人之身体生命价值的神圣确立。道教身体观具体呈现为:以“自然之服”为核心的身体本真观、以“真形为衣”为机理的身体形神观及以“象天为法”为准则的身体伦理观。质言之,“仙服”是一种彰显生命至上性的思想符号,其以丰富多彩的具象服饰形态,生动传神地表达道教的身体观深蕴,是为道教宣示、传达其复归生命本真存在之人文价值理念的重要方式。

从传统出发,重构中国汉字学学科体系

以20世纪初为界,汉字研究可以分为传统文字学和现代汉字学。传统文字学已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因兼有其他学科内容而比较繁杂,理论上也存在一些缺陷。现代汉字学受国外语言文字理论影响,往往生搬硬套,无视传统,在汉字性质、汉字起源、汉字发展等关键问题上产生一些不合汉字实际的认知,导致现代汉字学内容贫乏,学术性减弱,学科地位下降。新时代汉字学既不能像传统文字学那样用文字包含语言,也不宜像现代汉字学这样用语言吞没文字,应该立足汉字本体,注重文字与语言的互助互证关系,把形体、结构、职用看作汉字的三维本体属性,继承传统而超越传统,重新建立中国自主的“三维汉字学”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实现学科体系自主化。

制造“大儒”:官学一体的理论准备——《荀子·儒效》文本语境下的哲学阐发

为建构儒家崇拜谱系,《荀子·儒效》在历代先王中寻找资源,塑造“大儒”偶像,以曾经的圣君为最好的取法对象,以礼义为儒者最高的学术追求。其对战国时期儒之流品“雅儒”“俗儒”基本现状的记载,反衬出“大儒”的超越性——真正能够践行仁道理想的,唯有“大儒”。大儒“法后王”,既遵从后王之道,又效法先王之功,“以今持古”;既立足当下,又敢于对现实加以改造。如此“大儒之效”显然难以达到,“非圣人莫之能为”。即便是孔子,因为其只有立言、立德而无立功,就被排除在事功大儒的崇拜系统之外。而把天子、三公归为“大儒”,则有利于为儒家培养后备力量,推进儒家队伍官僚化、官僚队伍儒家化,在理论上为后世官学一体、道统涵摄政统奠基。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文化与文明--兼榷亨廷顿“文明冲突”观

作为人类共同价值准则的文明,发端自多元经验文化而又反哺之。文化乃文明的源泉,文明是文化的归宿。二者往复映射,构成互为成就的有机共生关系。不同文化之间互为交叠和印证的普遍性价值,即是人类共同文明的基因与扩展性文明秩序的基质。因此,人类赖以扩大共识的更大可能性,存在于文明层面而非文化层面。以文化与文明之“双重自觉”理念视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当以文化为用、文明为本。在无可回避的全球化时代,立足于人类共同文明视域,以普遍性价值理念观照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新的理念养料;并以本体性思维介入文明进程,将人类共同文明之普遍法则抬升至超验信仰境界,使之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寻,进而化解特殊性文化与普遍性文明之间的抵牾,无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所无以回避的巨大挑战。

“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改革反思与发展展望

当下,旨在实现刑事司法专业化与程序衔接优化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改革提高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然而,刑事司法专业化改革存在集中管辖普适性不足,“三合一”审判中刑事保护水平较低,检察综合履职能力有待加强,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构建不完善等问题。经程序衔接优化改革后,行刑衔接水平仍不理想,且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争议较大。有鉴于此,未来我国应通过正当化知识产权刑事集中管辖,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探索建设国家知识产权法院和知识产权检察院,完善技术调查官制度,提高行刑衔接机制的监管水平,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完善“先刑后民”审理方式并探索刑民一体型审理模式等一系列举措,打造更加专业化、高效衔接的刑事司法保护体系。

气候变化责任体系研究

责任制度是气候变化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坚实法治保障。域外气候变化责任制度已呈现一定的体系性特征,其中法律责任的主要模式有单一主体型与混合主体型、集中来源型与分散来源型、行政法律责任型与刑事法律责任型;部分国家的气候变化法在规定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规定了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气候变化法具有政策法与监管法的双重维度,并面临科学不确定性等难题,这决定了气候变化责任制度不应局限于单一责任来源、单一责任主体、单一责任类型,责任制度的体系化建构成为气候变化法的重要内容和特点。有鉴于此,未来我国气候变化责任制度应是规范公权力机关与私主体,包括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涉及综合性气候变化法、其他单行法与下位法的体系性构造。

“巴蜀文化”学术概念的提出与区域文化史研究系统的再造

1941年《说文月刊》首倡“巴蜀文化”学术概念,引发了巴蜀文化研究热潮,一时成为学术风尚,并对区域文化史研究产生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系统的再造。区域文化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分支,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成为独立的学术概念,并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巴蜀文化”作为学术概念提出并引发相关研究热,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一是与晚清至民国救亡图存背景下中国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有关,二是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此背景下,部分学人突破了以中原文化史代替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增强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空间向度的认识。尽管“巴蜀文化”概念提出之初,不少学人对巴蜀文化概念的认识还颇多分歧,并产生了学术争鸣,但众多学者最终还是认同了这个新的学术概念,由此推动了巴蜀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增强了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整体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