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数字技术发展使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向数字化重构并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K-T数理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数字中间品投入、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国际分工地位的相互关系,构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分析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贸易成本、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这4个渠道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知识产权保护较好且研发投入较多地区的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显著。因此,建议从加大国内数字技术研发力度、采用差异化战略引导及加强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激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分工活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增长路径

本文使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将对外投资总量分解为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解释了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增长的路径。研究发现: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是“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总量增长的路径;从投资方式看,跨国并购的集约边际增长强于绿地投资,扩展边际增长弱于绿地投资;从投资方向看,对顺梯度国家的投资二元边际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对逆梯度国家作用相反;从行业类别看,交通与能源行业的对外投资二元边际增长的提高作用更优。机制检验表明,增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的稳定性应进一步提高“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建设对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

跨境电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本文首先从供应链效率能力、供应链适应能力和供应链演化能力3个视角建立跨境电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体系;然后运用集成模糊DEMATEL-ISM方法构建跨境电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模型;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检验跨境电商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模型。供应链演化能力直接影响跨境电商供应链韧性;供应链效率能力直接影响供应链演化能力,间接影响跨境电商供应链韧性;供应链适应能力直接影响供应链效率能力,间接影响跨境电商供应链韧性。功能冗余、供应链灵活性和风险管理文化是提升跨境电商供应链韧性的深层次影响因素;伙伴间协作、伙伴间信任和社会记忆是提升跨境电商供应链韧性的表层次影响因素。供应链适应能力是提升跨境电商供应链韧性的关键能力,可从加强风险管理文化、伙伴间协作和供应链敏捷性等方面入手。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企业创新的“质”与“量”——基于产业链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2000~2014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基于产业链视角验证了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并且产业链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效果:企业会因其所处产业链位置表现出创新“量”与“质”的差异。人民币升值对上游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创新数量的影响并不明显。机制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进口中间品增加会在产业链中形成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行业内竞争效应,均对企业创新模式产生重要影响;上游企业在全产业链中表现出“质量引领效应”。本研究为企业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利用行业生产网络效应提高自身创新提供建设性方向。

香港第三方资助仲裁制度及其对《仲裁法》修订的启示

香港《2017年仲裁及调解(第三方资助)(修订)条例》的颁布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合法化扫除了障碍,《第三方资助仲裁实务守则》则详细规定了出资第三方所需遵从的常规和标准。对于第三方资助仲裁,香港地区依循的是轻度规管的路线。从内容上来看,相关规定较为全面,更好地保护了受资助方的利益,保障了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提高香港地区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竞争力。与此同时,立法者也为第三方资助仲裁的未来发展预留了充分的空间。这些都对中国内地具有借鉴与启示作用。鉴于已出现第三方资助仲裁的实践,在《仲裁法》的修订中应当借鉴香港地区分阶段规管的思路,在立法上明确承认其合法地位,日后通过司法解释和仲裁规则对其予以具体化和制度化。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现状与未来——部长级会议决定解读

从2022年开始,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陆续展开,并且在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谈判文本。谈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文本的核心是回应美国关注。然而,美国仍然不同意恢复上诉机构,以至于谈判文本中的上诉/审议部分出现空缺。由此可见,谈判是以争端解决其他方面改革换取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有鉴于此,加上成员意见分歧和美国大选在即,争端解决改革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WTO成员应该考虑更多路径,包括使用上诉仲裁和新立上诉机构。

金融制裁是否遏制了主权财富基金对俄投资?——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主权财富基金是一类特殊的国际投资主体,与政府联系紧密,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与战略影响决定了其在金融制裁中更易触发制裁国的关注。本文分析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以及金融制裁遏制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合成控制法量化评估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对俄罗斯吸引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14年以来的金融制裁使俄罗斯年均损失超过36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流量,该规模达到制裁前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年度峰值的84%;而且制裁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以上结果证明,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比较有效地遏制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的投资,从而对俄罗斯构成经济孤立的压力。在当前金融制裁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对俄罗斯投资以及与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投资的行为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应当及早做好预案,防范美西方国家的连带制裁。

CEO海外背景与企业出口

国内对海归人才的引进工作一直很重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鼓励和吸引海归人才回国工作,配套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本文基于2008~2021年国内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CEO的海外背景对企业出口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聘用具有海外背景的CEO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并且在采用PSM和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相比于海外教育经历,CEO的海外工作经历对企业出口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相比于女性CEO,男性CEO的海外背景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更明显;在沿海地区、法律环境较好或具有大量海外直接投资的地区,CEO的海外背景对企业出口的积极影响会更显著。本文研究为企业推动出口提供了有效途径,也为政府制定海归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制造业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本文以1997~2019年制造业全球跨境并购的交易事件数作为样本,探究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制造业跨境并购网络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结果发现:制造业跨境并购网络聚集程度略微降低,但网络联系的规模、强度及密度等均呈现增长的趋势;制造业跨境并购网络的重心由以欧美主导的经济体向亚太地区倾斜;推力因素包括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距离等资源标的动机均对制造业跨境并购联系的形成产生负向影响;拉力因素在金融危机前后对制造业跨境并购网络形成的影响不同;地理距离对其产生负向影响;而制度距离由2008年前的正向影响变为无影响;汇率和教育距离则分别由2008年前的无影响变为正向和负向影响。

统筹视角下的《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问题及完善

《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制定和实施是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论述的重要体现。在统筹视角下,该清单既呈现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性,又反映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高水平开放我国跨境服务市场的试验性。在此意义上,现有文本注重开放和安全两个维度,但仍存在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一方面,该清单在形式上与国际经贸协定负面清单的格式编排不同,服务分类也不同于通用标准;另一方面,该清单“说明”部分的兜底条款存在过多不确定性,且模式四规制范围不清,可能削弱清单实际内容的可预见性,从而引起跨境服务提供者的关切并影响该清单的实际效果。在改进该清单文本和据此完善其他区域及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过程中,宜在留有防范风险必要空间的基础上,对现有清单的格式、分类标准及兜底条款进行重新设计和安排,充分实现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统筹协调,并为我国加入CPTPP奠定服务市场高水平开放的良好基础。

克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双重劣势的新策略:中企境外身份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近20年来,中资企业跨国并购活动既呈现高速增长特征,又表现出低于发达经济体甚至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并购交易完成率。中资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活动面临外来者劣势的影响,受到新兴经济体身份的来源国劣势危害。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资企业在126个国家的跨国并购数据,建立反事实研究框架,使用多种匹配方法,实证证明了中资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时使用境外子公司身份可以作为企业层面一项减少外来者劣势和来源国劣势危害、提高并购交易成功概率的主动性策略。异质性分析的结论显示,该策略在中资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流向国家中均适用,对非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采用该策略可以获得高约两倍的成功概率增幅。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影响

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ADB-MRIO)数据库,本文构建了2008~2020年的亚太价值链重构指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发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总体上推动了价值链参与度由全球向亚太区域重构,该影响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渠道起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制造业中尤其显著。互联网发展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亚太价值链重构的促进效果。鉴于此,中国应稳定经济政策更新频率,加大产业体系安全保护,加强互联网建设,深化亚太区域经贸合作。

印度视角的RCEP贸易损益模拟研究——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印度是否永久性退出RCEP尚不可知,若在RCEP效果凸显后再度重返,则其国内贸易损益计算依据以及将对成员带来何种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无疑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GTAP模型对印度是否加入RCEP不同情形之贸易损益进行了模拟验证,结果表明,RCEP生效后各成员的国家总福利水平及总产出水平都将高于生效前,与印度的成员身份并无必然关联,但印度的RCEP局外人身份将对其进出口总额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若印度重返RCEP则不仅对本国进出口贸易额增长发挥正向拉动作用,还会为其他成员带来更大的贸易增长效应;印度加入RCEP也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外贸易逆差增大风险。为此,展望印度加入RCEP的前景,可以做出以下预判和启示:印度可能适时选择重新加入RCEP而非永久退出;印度重返RCEP可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中国应积极运用外交和经济渠道促使印度尽早重返RCEP,为中印双方未来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好条件。

禁止性补贴扩大论的理论思辨与中国因应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了有限的禁止性补贴范围,对此,美欧在晚近WTO改革以及新一轮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提议予以扩大。美欧扩大禁止性补贴的倡议和实践将传统的贸易救济规则与竞争政策规则进行制度性叠加,同时将禁止性补贴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导向和国有企业等问题捆绑在一起,共同服务于打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中国应明确,禁止性补贴的修订和完善应在贸易救济的制度框架下予以系统推进,坚持后果评估标准,不带所有制偏见。在此前提下,中国可以结合反补贴争端解决的实践以及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适当增列禁止性补贴类型,同时恢复对补贴造成严重侵害的法律推定并优化其条款。

重归原旨:我国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制度策略的优化

在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制度被逐步异化为战略工具的现实背景下,探讨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制度更显必要。面对当前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制度与消费者利益间矛盾丛生的关系,作为公共利益天然代表的国家理应对此作出积极思考和应对,以便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利制度能够重归原旨。所以,我国应当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利制度策略实行多元优化,通过灵活内化国际新创规则、合理建构政府补贴体系、充分利用横向磋商场域来促使该领域的专利制度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激励创新效用的同时与消费者利益保护实现理想状态下兼容,从而使人民健康水平提升和药品可及性问题改善取得根本性突破。

论WTO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安全例外条款的模糊性表述让其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而不同的解释可能导致不同的裁判结果。在DS512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基本确定了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在DS567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大体上延续了DS512案确定的解释路径并明确了“善意原则”检验的标准。在DS544案与DS597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严格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条约解释方法再检验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经过对DS512、DS567、DS544及DS597案的审理,WTO争端解决机构确立了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即由WTO争端解决机构判断案件的现实情况是否符合安全例外条款列举的客观情况。成员方具有自行判断“基本安全利益”和措施“必要性”的权利,但WTO争端解决机构有权基于“善意原则”审查之。中国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应该运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法律化的政治问题”;“疏导”和“围堵”策略并用,中国一方面可以在对外贸易中适用安全例外条款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另一方面应同其他成员方一道善意履约,谨防安全例外被滥用产生“破窗效应”。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在M-O模型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数字化转型,深入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微观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取决于生产率、成本变化和竞争的净效应,综合来看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投入效应和竞争效应是重要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中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融资约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负面影响更大;此外,出口倾向显著抑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发现对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而更好地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有重要启示,一方面鼓励企业进行高质量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在推动高质量出口中的重要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谈判过程研究——基于戏剧化建构主义的视角

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MC13)取得谈判成果,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电子商务、发展等议题的部长宣言或决定等。本文基于戏剧化建构主义视角,对MC13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MC13谈判成果是WTO成员互动与交流的结果,体现了WTO成员身份和利益的易变性,并充满了戏剧化。中国未来应积极参与WTO改革和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及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103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对其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情况进行分析,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全球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但不同类型国家投资便利化指数的动态演进差异性较大,非“一带一路”国家和OECD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更高,但其特征分化也更明显;投资便利化指数存在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而空间因素能够加快收敛速度。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不仅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而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营商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金融服务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次之。本文揭示的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的时空特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技术贸易壁垒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关税税率已大幅下降,以技术贸易壁垒为主的非关税措施逐渐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面对中国遭受日益增多的技术贸易壁垒,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WTO/TBT-SPS的技术贸易壁垒通报数据,以2000~2013年制造业26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技术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技术贸易壁垒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在考虑了样本选择偏差、滞后效应、极端值和内生性的影响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一般贸易企业、私营企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更容易受到技术贸易壁垒的激励作用而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技术贸易壁垒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可能通过提高出口强度和提升创新能力两个渠道实现。本文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深入理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还为提升国内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