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十年发展与进路

中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经过近十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集体特征、共享规范和对学科产生整体影响的研究类型,并在学界持续的关注、讨论和争论中被界定为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领域”。对于任何一个研究领域而言,定期进行回顾总结和进路探讨是一项必要而重要的学术工作,有助于凝聚共同努力、形成和强化学术共识、及时发现和纠正偏误、保证可持续创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数据与计算实验室和北京大学全球风险政治分析实验室组建联合研究团队,搜集并分析近十年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论文,并结合定性观察和扩展性思考,形成本文,供学界同仁进一步讨论。本项研究旨在发现问题、寻找改进方案、避免误区、发挥潜力,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促进其对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新冷战还是长和平:不确定性下的未来

进入2024年,国际政坛风云变幻的同时,各国地缘风险又层出不穷。俄乌冲突一波未平,中东巴以冲突一波又起,同时红海局势由于胡塞武装出现了风险外溢的迹象。上述现象表明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日益明显,也引发全球各界人士对于未来局势的关切。在诸多风险中,中美关系受到普遍关注,在中国台湾地区选举后,美国也正在进行总统大选,上述因素使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更加增强,甚至有学者用新冷战形容当前中美竞争影响下的国际局势。①然而,历史不可能完全重演,冷战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教训。笔者判断,近期的未来不会是新冷战,也不会是长和平,而是美国在全球治理问题领导无力甚至缺位下的国际乱象,中国崛起会为未来全球秩序与治理提供新的可能。

说服工作与日本对华建交偏好的转变

1972年9月25日,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经过数日会谈,中日双方于同月29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然而,在日本国内亲台势力依旧强大、中日谈判立场尚存分歧、日美同盟关系恐受影响、国内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田中为何在7月7日上任后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将其对华政策偏好从渐进观望转向亲访复交——决定在短期内通过访华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既有的国际形势变化论、国内领导人更替论、中日互动论均无法全面解答这一问题。本文基于前景理论,提出了说服工作的分析框架,从手段和程度两个维度解释一国如何推动另一国领导人接受风险,改变政策偏好。对历史案例的过程追踪表明,中国通过对田中进行高度的施压与许诺,有效改变了其现状预期,使其接受风险,采纳亲访复交作为政策偏好。通过探索前景理论在合作性情境中的能动运用,本文建构了一国何以推动另一国加速开展关系重建的理论框架,在理论上创新了战略互动中的偏好塑造逻辑,同时在实践上对于修复敌对关系、缓解战略竞争、改善国际环境具有一定的政策启发。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与东道国治理能力提升

中国正日益积极地参与国际投资合作,对外承包工程是其重要形式。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年均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远高于同期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但对其在东道国所产生政治效应的研究仍相对缺乏。本文采用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东道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与发达国家普遍偏重社会治理的思路不同,中国的发展经验及知识传递更加强调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经营特点及其带来的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有助于东道国加强国家建设。基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面板数据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比较案例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东道国治理能力具有整体上的提升效应,并且对经济发展阶段较低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升效应更大。通过运用对外承包工程的新事实,本文为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起源提供了来自国际经济因素的新解释,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

2024中印关系沿惯性缓慢下滑

2021至2023年,中印关系缓慢波动下滑,双边关系分值从2.2分小幅下跌至1.95分,仍处于普通关系水平1,符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上一次对中印关系作出的因“改善动力不足”而“延续缓慢下滑”的预测情况2。在上一次对中印关系的预测中,预测组认为中印合作动力不足而政治军事领域竞争态势加剧(如图1数据显示),除2022年2—3月因双方外长会晤出现小幅上升外,中印关系均处于持缓慢下降状态,其中2021年9—10月、2022年7—8月以及2023年3—5月、11—12月,中印关系出现了四次下滑,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军事安全和领土问题,基本符合预测组对中印关系变化的解释。

2024年中德关系:平稳与负面影响相互交织

清华大学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曾预测当年及之后一段时间内,中德关系将持续缓慢下滑,关系等级从高等良好降至中等良好。1数据显示(图1),2022年1月至2023年10月,中德双边关系分值总体呈阶梯状下降趋势:2022年1月至4月,受到高层交往对话影响,中德关系保持平稳。

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对外经济制裁政策研究

本研究探讨美国总统和议员以及不同党派议员之间的博弈如何影响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选择?通过建立相关博弈模型,本研究发现,第一,总统在总统选举年具有低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但是在中期选举年具有高强度制裁的政策偏好。而议员则在两个时期都具有高强度制裁的偏好。总统-议员双方博弈的结果是总统选举年出台的制裁政策强度偏低而中期选举年采取的制裁政策强度偏高。第二,上述变化趋势在军事安全相关议题的制裁中比在民主人权等其他议题的制裁中更显著。第三,在美国国会内部,一般而言,民主党更偏好高强度贸易制裁,而共和党则更偏好低强度的金融制裁。当国会两院多数党不一致时,两党博弈的结果是制裁法案强度居中,且随着国会分裂的时间越久,制裁法案的数量出现下降。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现有的“外交政策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模型,提出“国内政治博弈”模型,即以总统和议员的政策偏好及其相互博弈为基础,分析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策略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对于当前应对美国制裁具有实践意义。

两大之间难为小?——当前中小国家的国际影响

大国政治长期以来是国际政治学界关注的重点。在外交谈判、国际战争等重要场合,大国的综合实力有助于该国在国际政坛发挥关键影响。相较而言,中小国家发挥自身影响力的资源和渠道有限,其外交回旋空间也相应较小,因此,先贤一度发出“两大之间难为小”1的感慨。然而近期乌克兰和以色列在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中的重要作用使学界意识到,国关学者们还需加强对中小国家的重视程度,深入探究中小国家在国际政坛发挥影响力的背后机理与作用路径,以便更好理解当前国际关系中纷繁复杂的乱象。

《国际政治科学》期刊订阅单

《国际政治科学》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本刊致力于推进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重点关注国际安全、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学领域,尤其重视与中国对外政策和东亚国际关系相关的研究成果,倡导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主要刊登包括问题提出、文献回顾、逻辑推论和经验检验等在内的研究程序完整的学术论文,同时适当刊出学术性较强的综述文章和书评。

2024—2025年中国—东盟关系将在总体提升中面临新挑战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2024年4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越南的关系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中印尼双边关系分值从5.1上升至5.7,中越双边关系分值从5.3上升至5.9。这一变化趋势与此前预测基本吻合,即在大国战略竞争态势下,印度尼西亚在中美之间采取了“对冲战略”,越南则延续了“中美平衡”策略,其中高层互访、经贸合作推动了中越、中印尼关系分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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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

《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7月。作者: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一个学科,需要写出自己的历史,才能明了从哪里来,去往何方。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写出过中国国际关系学(IR)的学术史,这个空白需要填补。本书想要完成的就是这样一项工作。本书各章的安排是按照时期划分进行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点。在此之前的时期成为很显然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发端于这一时期(作者将这个时间点确认为191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是一个曲折反复的时期。

数字技术普及与国内暴力冲突

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迈入数字时代,互联网和手机等数字技术对冲突的影响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新课题。为何数字技术有时可以抑制国内暴力冲突爆发,有时却加剧了冲突?不同于既有研究对数字技术类型与暴力冲突间关系的简化探讨,本文重点考察数字技术在不同普及阶段对国内冲突双方的影响。具体而言,数字技术普及对国内冲突的影响并非简单二元的抑制或加剧效应,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在技术普及前期,叛乱组织具有运用技术增强其叛乱能力与动机的先行优势,国内冲突发生的概率增加;随着技术普及进入成熟期,政府意识到技术带来的冲突风险,会借助其实力优势实现对技术的非对称性控制,更有效地抑制叛乱组织发起的冲突,使国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转而下降。借助跨国层次的面板数据与基于马里国内层次的地理空间和个人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检验并证实了上述动态理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数字时代国内暴力冲突的理解,也有助于从政策层面思考数字技术普及的阶段对冲突管理和解决的影响。

大小国有战争、需求排序与大国共治再解释

什么情况下两大国战略竞争会形成共治?什么因素决定出现何种类型的共治?本文旨在重新解释大国共治的形成与持续,补充“大小国有战争”与“小国以安全为首要需求”两项前提条件,搭建基于三项累积性因素的理论框架,并使用10—12世纪辽宋两大国与夏州李氏—西夏、高丽两个中小行为体的互动检验假设,修正现有研究。本研究发现,“大国无战争”是大国共治出现的第一必要条件,“大国有战争”阻碍共治形成,不过大国未必能通过战胜对手实现“赢者全得”;满足“大国无战争”后,另一关键因素是大国中对小国军力投射占优势一方对共治的态度,若其接受共治,则会形成大国共治;而既有研究强调的“大国功能分异”仅发挥调节作用,在已出现共治的情况下决定共治的平衡或倾斜形态。基于辽宋案例的发现也适用于晋楚争霸与中日权力转移,并为解读当今中美竞争局势提供启示:核威慑保障了“大国无战争”,但由于在亚太(常规)军力投射占优势的美国不再接受共治,中美对亚太的倾斜共治趋于退化,中国很难通过发挥经济“一技之长”争取小国。如欲维持亚太共治,需促使美国转变态度,而更现实的选择或是提升中国在地区投射军力的相对能力。

竞逐安全:后冲突社会安全供给与公众信任

国家对暴力的合法垄断需要依靠其强制力量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然而,在经历内战的后冲突社会中,国家安全部门受到严重冲击,战争中兴起的非政府武装可能持续产生影响,国家被迫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竞争向公众提供安全,重建国家安全部门合法性的努力因此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形势。本文利用13个国家在2000—2019年的17场内战后展开的23项社会调查、共35035个个体样本数据,基于有序logistic分层线性模型,探讨了后冲突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公共安全替代供给者对公众的国家安全部门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反政府武装、亲政府武装、传统社会组织等安全服务替代供给者都显著削弱了公众对警察部门的信任。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亲政府武装对军队信任的削弱作用在个体安全感较低的公众中更强,而传统社会组织对公众的警察信任的削弱在其组织成员当中更明显。在后冲突社会中考察各政治行为体对安全供给的竞逐以及公众对国家信任的重建,对于理解内战后安全秩序动态、发展国际安全援助与合作的在地化实践、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具有重要启示。

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联合国维和的影响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对行动所获的资金支持及人员派遣规模均有关键影响。由于五常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方式和程度往往被彼此间外交立场差异左右,那么就维和行动而言,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大还是越小时,维和行动会得到更多支持?当前研究未能很好地回答该问题。从维和行动的供给侧逻辑出发,本研究将五常国对维和行动的供给偏好分为了合作性供给偏好与竞争性供给偏好两个情境。在此基础上,从维和行动本身及维和行动出兵国两个层级出发,本研究认为,在合作性供给情境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小,其对行动的摊款越高,投入的人力总规模越大,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也越高。而在竞争性供给情境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大,其对行动的摊款反而越高,投入的人力总规模越大,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也越高。通过数据分析,本研究证实五常国影响维和行动的逻辑服从合作性供给的相应假说。此外,就中美两国对维和行动实施的不同影响进行讨论也是本研究的题中之意。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但证实了当前五常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多边合作趋势,也明确了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积极作用。

评估国际组织间合作效果:一项研究议程

由于国际组织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组织间互动愈加频繁,国际组织间合作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组织关系模式,这一模式对于应对复杂的全球治理议题十分重要。客观评估组织间的合作效果,进而提炼国际组织间合作的一般规律,也是国际组织间合作议题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基于CIPP评估模型的“全程性”综合分析原则设立评估指标,将合作结果(是否达成目标)和合作过程(如何达成目标以及以多大的成本或资源达成目标)相结合,可以初步建立一个国际组织间合作效果评估框架。根据这一框架,本文以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在东南亚难民危机即印支难民危机和罗兴亚难民危机中的治理合作为例展开分析,并评估其效果。研究发现,二者在前危机事件中基本实现合作目的,但合作程度较弱;在后危机事件中,仅部分完成合作目的,核心目的未达成,而合作程度较强。由此表明,当合作程度与合作结果非正相关时,需要细致反思和解析合作过程,以客观评判国际组织间合作效果。

同盟分歧背景下美国境外核部署的逻辑

境外部署核武器是美国同盟体系中的重要安全议题。由于利益和认知的差异,美国与盟友常常针对核部署问题出现分歧。当一些盟友反对美国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时,美国有时会采取较为弹性的方式,以说服或让步的方式处理核部署争议;有时却展现较为强硬的态度,不顾盟友的反对而坚持自身的原有立场。为什么美国的行为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本文认为,是否具有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以及核同盟结构的类型这两项因素,会影响美国在境外部署核武器争议中对待盟友的态度。当拥有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时,在多边同盟中,美国倾向于对盟友的反对作出让步;在双边同盟中,美国虽然会不情愿地对盟友作出让步,但同时会对该盟友的不服从行为进行报复性的惩罚。当不存在替代性的核部署方式时,在多边同盟结构中,美国倾向于耐心地说服盟友接受核部署;在双边同盟中,美国会向盟友施压,迫使其对核部署要求作出妥协。通过比较同盟分歧背景下美国面对北约和亚太盟友不同的核部署政策,上述假设基本得到了验证。这一差异性的现象表明,在境外部署核武器问题上,美国会设法权衡其军事战略价值以及其对同盟政治的影响。

国际组织中的国家权力——概念与测度

国际组织的制度内竞争已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现象。追踪国家在关键国际组织中的权力排序以进行跨国别与跨时间比较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结合政治学概念测度经典范式,通过厘清背景概念、具体概念、收集分层指标与合成最终指数四步骤以测度“国际组织中的国家权力”。在概念厘清阶段,运用后置反事实工具逆向推理建立“完全自主”的国际组织所需满足的条件,归纳国际组织在运营中所面临的关键约束,进而明确国家在组织中的权力要素来源。在指数合成阶段,通过多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检证所选指标的合理性,在避免主观赋权、多重共线性等问题的同时进行降维处理。由于联合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测度出2012—2020年世界各国在组织内的权力排序变化,并进一步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分析,以检验本测度方法的合理性与可复制性。研究发现,尽管中国的权力排序实现了上升,但传统强国在联合国内的优势依旧难以被打破,国际话语权的结构性不平衡依然突出。中国应更有针对性地对微观层面的不足之处进行强化,进而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

国家能力与民主崩溃

国家能力与民主崩溃是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既有研究未充分讨论二者间的关系。本文在述评既有文献的基础上,从利益分配的视角出发,系统论证和检验了弱国家能力如何导致军事政变和在位者接管两种形式的民主崩溃。本文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并合理配置资源的能力。弱国家因无力汲取和分配资源,无法有效协调大众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利益关系,导致利益分配失衡,国家因被经济精英俘获而丧失自主性,民主政体陷入寡头主义境地,激发民粹主义势力反制,造成经济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激烈对抗,最终导致民主政体在军事政变或在位者接管中崩溃。本文采用混合方法检验该理论:首先,构建1960—2018年117个西式民主政体的面板数据集,采用事件史分析法识别变量间关系,发现弱国家能力会显著提高发生军事政变和在位者接管的概率;选取泰国和委内瑞拉分别作为军事政变和在位者接管的路径案例,在真实历史脉络中展示了上述因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