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与生成中的“性一性别”:概念及其关系的辨析

性与性别,无论是在概念认知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是最为紧密的一组相关物。拉开一定的时空,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动态的辨析也构成了性研究和性别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本次笔谈中,笔者主要立足于“性”,侧重从学术脉络上梳理有关学者对于“性一性别”所涉基本概念及其关系的论述,以及“性别”在性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位置。行文之中也会结合近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相关情境和语境的观察,尤其是“性一性别”关系在当下呈现出来的张力,在跨境和变迁的视野之中探寻可能的论述与认识空间。

性别研究方法论再审视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个老生常谈却也始终未及终了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正是在试图摆脱宗教和政治羁的过程中,才得以走向学术的规范化和专业化,逐步建立起学术共同体自身的权威性,因而所谓学术独立性的倡导,长期以来与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紧密关联。然而有趣的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对科学主义的知识一价值两分法的质疑,对研究的情境性和反身性的强调,作为研究者或被研究者的人的主体性被看见并得到空前尊重,因而过去以追求“客观性”为宗旨的各种研究假设和路径,被斥为终究是虚幻、不接地气的想象。

百年回望:从“妇女问题”到“性别社会学”

2023年1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召开了一场主题为“性别社会学:中国问题、研究范式与学科建设”的学术会议。召开研讨会最直接的动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了性别社会学研究室。性别社会学研究室的成立应该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不仅是学科史意义上的,可能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所以,除了在学科内部一宽泛意义的妇女研究与性别研究视域内一一讨论学科之现状与未来发展,回望历史可能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事件的社会定位与历史重要性。

浅谈中国性别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

人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性别社会学?大家希望对性别社会学下一个定义,对其进行学科边界的划分。在笔者看来,性别社会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性别问题,二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研究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性别社会学包含了“女性主义”和“社会学”两个要素。在性别社会学中,“女性主义”和“社会学”这两个要素的结合既是认识论的,也是方法论的。

男性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批判性研究领域

曾经有一段白人女性主义者和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对话,后者问前者每天清晨在镜子中看到什么,前者回答“一个女人”,而后者则说“这正是问题所在,我看到的是一个黑女人”。这彰显出白人女性主义者与黑人女性主义者之间因由种族差异而难以回避的分野,也揭示出我们思维中的一个盲点一一对于那些赋予我们特权的社会机制往往视而不见。我们能够敏锐洞察和深入理解的常常是使我们陷入缺权、边缘和受压迫处境的社会机制,因为这些机制与我们日常体验到的挫败、无力和痛苦密切相关,充斥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与性别研究:传统与未来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革新技术也渗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值得引起深思的是,技术获得巨大进步的时刻也可能是不同群体间发展不平衡、获益机会不均等、权力等级体系中的不公正扩大的时刻。在当前,重新将性别视角带回到技术领域,以女性主义相关理论审视技术领域的发展(或退步)与性别平等的关系,不但对打破技术领域对女性的排斥、助力女性发展、推动包括性别公平在内的社会全面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群体与国家治理的兴起

英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仰赖治安法官群体的支持与合作,以推进国家有序治理。治安法官群体是以乡绅为主体的地方人士,他们自愿充任治安法官一职,他们是无薪俸、业余的官僚。治安法官群体在近代英国的崛起,与英国国家治理的需求相契合。中央政府将地方治理的权力下放给治安法官群体,以简约治理的风格,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之目标。近代早期英国国家治理的兴起绝非仅仅是中央政府强化对治安法官群体控制的结果,也是治安法官群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的结果。治安法官群体通过法庭履职,体现了近代早期英国行政司法化的国家治理机制。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再审视

从“法源”角度研究社会秩序有助于理解其骨架,但存在三大盲区:只见“干流”不见“支流”;呈现的多为静态图景,忽视“支”“干”变化的可能;过分强调秩序维护者视角,忽视其他参与者特别是当事人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具体秩序的塑造与四种力量密切相关:法律动员能力、情理动员能力、关系动员能力以及暴力动员能力。这四种力量不断流转、博弈,表面上寻求均衡,实质上掩藏着转化的契机。本文聚焦行动者视角,探讨这四种动员能力及其相生相克、塑造中国传统社会具体秩序的机理。

高校社会性别通识教育的开展与普及

由于在大学讲授《社会性别研究导论》通识教育课程,笔者有机会接触现当代的本科生,亲身感受到有知识的年轻人的活跃思想和鲜明个性,也感受到他们寻找自我的迫切性和对发展前途的焦虑和迷惆。开设该项课程以来的20余年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实践,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追求性别平等。因此,各高等院校有必要开设性别研究课程,赋予青年一代学习、讨论和分享性别问题及相关实践的空间。

女性主义者:从追求平权走向行权成事

多年前的一次性别议题研讨会上,有一年轻男性站起来抛出一个问题:“女权主义者到底要什么?”性别研究领域的一位资深前辈回答他:“你这是一个抱怨,不是一个问题。”满座皆笑,包括那位提问者,问题就此被轻轻揭过。但是,这个貌似何须问的问题,其答案并非那样昭然若揭。在各项性别平等的法律制度日趋完备的今天,女性主义者到底要什么的问题似乎并没有真正得到解答。2022年的一次线上性别研究会议上,有位高校在读女学生提出一个问题:“我将来遇到了工作家庭平衡问题怎么办?”为什么今天年轻女性还没真正进入生活,就被一种可能性吓住了?

合同理论视角中的文化创意产业——理查德·凯夫斯的艺术经济学思想探析

理查德·凯夫斯从经济学上的合同理论入手,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了研究。在凯夫斯看来,文化创意产业具有不确定性,这加剧了合同的不完全性,而这又为文化创意产业带来了激励问题和规避风险问题。文化创意产业需要集体合作,所以时间问题至为重要,这会影响合同各方的议价能力。凯夫斯的研究不仅从合同理论的角度推进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而且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独特性,修正和推进了合同理论本身。这对发展中国艺术经济学具有启发意义。

非虚构叙事与性别:一个中原村庄的七十年变革

国内历史非虚构研究以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和唐小兵两位学者为例:在理论上,孟氏认为“非虚构历史,有关史学叙事的‘非虚构性’的新认识,新生代史学研究者应该继续保持一种对于科学理论的开放式认知,勇于接触并尝试各种跨学科研究的挑战。……尝试通过各种学科组合来扩展研究视野,及时反思自身的认知不足。………才能形成史学叙事的独特而符合科学发展现状的内在属性。”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批评

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遵循马克思社会学的总体方法论,以场、习性和资本三大概念建立生成结构理论,通过对文艺实践的实证研究,揭示了文艺作品的生产和接受条件,不仅将接受美学与诗学制作一体化,而且通过文学场范式为政治制度提供了行动模式,将社会学批评确立为社会批判。

魂兮归来:大江健三郎与大濑村

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爱媛县一座森林中的小山村。阿婆讲述的故乡暴动故事在激发儿时大江革命想象的同时,多年后也成为大江文学的强韧底流。经由曾外祖父接受的民本主义思想则为大江的暴动叙事提供了伦理支撑,其后内化为大江接受战后民主主义和传统人文主义的道德基础,并最终引导其走向后人文主义叙事,将自己有限的个体生命永久融归于流变不居的、以“咱们”加以概括的“新人”这个共同体之中,从而打破自我与他者、生者与死者、个体与群体的界限,为后人文主义关怀留下一抹温暖的亮色。

法国社会学批评的演变

从斯塔尔夫人的《论文学》到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从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到戈尔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法国社会学批评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它在演变的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相互影响和交融,产生了无边的现实主义、文学生产理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与时俱进的概念和理论,从而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扩大了社会学批评的范畴,形成了名家辈出、不断创新的繁荣景象。

中国数字艺术发展综述

中国数字艺术的概念、技术、创作、展陈和交易与国际趋势接轨,同时具有独特的特征。数字艺术主要包括对已有作品的数字化呈现、使用数字化技术制作美术作品和使用数字技术进行艺术创作,涉及NFT艺术、区块链艺术、加密艺术、元宇宙艺术、生成艺术等相关概念。数字艺术创作中,艺术家、技术团队、观众等主体以不同形式参与其中,由此引发关于作品主体性的讨论。数字艺术具有线上和线下多种展陈形式,NFT给数字艺术品的收藏和交易带来许多影响。数字艺术的未来发展可期,新技术在创作中正得到更多样化的应用,数字艺术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人工智能对数字艺术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

残障子女家长的心理压力及其对在校成功的看法

本文探讨了新冠给中国残障子女的家长造成的心理压力,以及这种心理压力与家长对子女在校成功(school success)的看法的关系。研究表明,家长和子女的特点与新冠造成的心理压力是有关系的,新冠造成的心理压力十分显著地负向预测了家长对子女在校成功的认识和看法。进而,本文又探讨了有残障子女的家长因新冠所感受的心理压力,由此拓宽了家长压力的研究范围。

设计的未来

艺术与科学从本质上都是探寻真理和秩序,洞察宇宙和人心的奥秘,而设计就是将艺术与科学结合的重要手段。我们即将面对一个新科技文明的时代,艺术与设计在未来会有新的阐述和理解。伴随新技术的出现,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正在走向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新技术在解决过去的问题的同时,也产生出新的矛盾。这为中国设计师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未来”的语境中,面对信息技术,我们将有更大的空间,不断升级和自我终身学习,对全新的世界问题,作出全新的回答。

日本特殊诈骗犯罪团伙末端共犯量刑问题——关于是否适用缓刑的判断

在日本,“特殊诈骗”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尤其是很多年轻人被犯罪团伙雇来扮演“跑腿马仔”“取钱人”等角色。有学者指出,对他们的判决往往更严厉。然而,在最近的法庭案件中,法院对此类人的判决给予了一定缓刑。本文根据统计数据,介绍了日本特殊诈骗的动向,并研究判断缓刑与否所考量的事项以及考量的方向性。犯罪未遂这一事实对评估有重大影响,即使其他因素不利,也可能导致缓刑。一般情况下,受害者金钱损失不大且损害赔偿足,被告人年龄较小,没有前科时,也可能被判缓刑。即使某些因素不好,也可以根据其他因素判处缓刑。

俄罗斯民法典编纂理论基础的历史考察

俄罗斯历史上曾制定三部民法典,即1922年和1964年的两部《苏俄民法典》和1994—2006年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公私法划分理论、民法经济法论争和民法调整对象理论乃是制定上述法典的理论基础。俄罗斯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曾深受大陆法国家民法理论和立法实践的影响。但俄罗斯民法学者并不满足于追随欧陆法传统亦步亦趋,总尝试有所突破和超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这种突破和超越奠定了制度基础,于是,传统上属于私法的民法具有了公法性,属于公法的经济法大行其道,民法对象理论兴盛一时。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向,私法复兴,经济法理论销声匿迹,民法对象理论则进一步得到发展。这对曾深受苏维埃法影响的我国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