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探析与中美关系前景展望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但又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角力和博奔的背后有四套相互重叠、互为因果的逻辑,即两国实力消长、意识形态差异、国际环境变化以及国内政治影响。当前,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的重心、以长期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基本成型。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在于谁能把国内建设与发展之路走得更稳、更实和更好,科技竞争将是两国战略竞争的关键“战役”。政治极化阻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破坏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致性。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尚未形成共识,新的主张仍在激烈博奔,这使得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很难形成可持续的长期稳定。从短期看,2023年以来的中美官方和民间接触,使得双边关系的发展上限和冲突底线趋向清晰。展望2024年,美国大选等因素仍然会给中美关系制造新的不确定性,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局面不会出现根本变化。从中长期看,保持大国关系基本稳定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在全球性安全挑战日趋增加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比过去传统的零和博奔更加具有开放性。

人工智能与社会公平:国际经验、影响机制与公共政策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作为一种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人工智能一方面对现有工作岗位产生一定替代作用,给就业市场与劳动收入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对一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通过历史经验梳理与国别比较发现,自20世纪40年代信息科技革命开始以来,技术进步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的扩张作用更为显著,而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国别差异。通过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作用机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具有扩大收入差距的张力,但其最终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政府收入分配政策。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冲击,应当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以促进机会均等化为主要手段促进社会公平。

跨境数据流动、数据要素价值化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

伴随数字技术兴起,以跨境数据流动为底层支撑的全球数字贸易在迎来蓬勃发展的同时,其面临的治理困境也愈发凸显。本文从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数据在跨境流动下的价值实现形式,即数据要素通过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价值形态演进过程,促进全球数据价值链的构建。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一方面需通过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为数据要素价值化创造前提条件:另一方面需以数字贸易为实践场景,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潜能。基于跨境数据流动的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要平衡处理数据自由流动与数据安全,加强多边合作,弥合数字治理区域碎片化,构建适应性更广的数据标准与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以数据要素价值化为实现路径的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要统筹推进数字技术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均衡发展,构建数据跨境流通交易机制,推动数据要素多场景应用及新兴问题治理。为此,本文提出了加强数字贸易顶层战略设计、搭建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框架、积极推动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加强数字技术领域治理合作、完善国内数据治理体系、构建数据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投资的新动机、新机遇与新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要素优势的变化以及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需要,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多。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投资主要存在四类动机:新型投资替代贸易动机、新型产业链配套动机、传统市场寻求动机、传统成本寻求动机。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呈现一些新趋势,其中绿地投资更注重产业联动,跨国并购风险意识明显增强。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投资既有新机遇,又有新挑战。新机遇主要包括:提升国际竞争力、优化全球经营和激发国内创新:新挑战主要包括:国内产业流失、就业减少和技术升级放缓。政策方向上,要鼓励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走出去”,使其更好服务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清迈倡议多边机制:迈向区域货币基金

清迈倡议多边机制是亚洲区域唯一以流动性危机救助为目标的区域金融安排。自成立以来,清迈倡议多边机制在诸多方面不断完善。然而,由于存在一系列欠缺,该机制的可用性受到了限制。新形势下,为弥补区域流动性资金的供需缺口、提升区域金融一体化水平以及完善多层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清迈倡议多边机制有必要升级为区域货币基金。区域货币基金的构建需要遵循一定的路径,其中,资金规模的测度、贷款工具的设计、治理和经济监测职能的制度性建设以及对更高层次区域货币合作的探索是决定区域货币基金建设可行性的关键所在。

世界贸易组织补贴规则的改革

补贴规则改革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成员认为现有补贴规则不足以应对某些扭曲市场的补贴,提出了强化补贴规则的系列建议。其他一些成员则希望通过补贴规则的改革在避免贸易扭曲与实现正当政策目标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也需要对一些补贴规则做出调整。现有补贴规则改革建议涉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的补贴的认定及三大类补贴规则的调整等诸多方面,但其合理性程度不一。中国应反对对国有企业制定歧视性补贴规则,并考虑促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等因素,理性地权衡利弊得失,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补贴规则改革谈判。

中国碳市场建设的经验、成效、挑战与政策思考

碳市场是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十余年的试点碳市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也为全国碳市场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首先从法律法规保障、行业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方法、金融产品创新、数据监测报告和核查、能力建设活动六个方面总结了中国试点碳市场的建设经验。其次参照欧盟碳市场评估指南,以效果、效率、一致性为原则,构建了三级多维评估指标体系,对中国试点碳市场及碳配额分配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后评估。最后结合中国试点和全球其他碳市场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覆盖范围、总量设定、配额分配、交易体系、价格机制、数据质量、能力建设、与其他政策协同八个方面分析了全国碳市场面临的挑战,并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思考。本文可以为中国更好地利用碳市场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推动低碳技术创新、促进基于能源转型的产业低碳转型提供翔实的政策参考。

美国知识产权机制泛安全化的内容、影响及中国应对

近年来,属于私权的知识产权逐步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工具。美国将技术、投资和知识产权叠加,广泛地将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相联系,运用政策组合工具强化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以实现对他国的技术封锁。美国知识产权机制泛安全化现象凸显,不仅涵盖国防技术,而且涉及两用技术、前沿技术等领域。美国以保护本国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为目标,通过强化商业秘密保护、实行域外管辖、泛化管制标准、瞄准前沿技术、进行刑事制裁及法律法规联动封锁等方式,构建了完整的知识产权安全机制。美国此举将阻碍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产业升级、技术获取等行为,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更多的知识产权安全风险。对此,既要针对美国法律法规进行应对,又要完善中国的反制法律体系,构建海外知识产权安全预警机制,从国内国际两方面维护中国知识产权安全。

中国进口价格变化的特征、影响与应对

保持进口价格稳定、提高进口定价权是建设贸易强国、增加贸易利益、推动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进口价格偏高、上涨趋势较强、波动幅度较大是长期以来中国进口价格变化的主要特征。国际市场产品供需不平衡、进口产品质量变动、进出口国的贸易政策变化、国际产品定价机制差异以及中国进口定价权缺失等问题是导致中国进口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高价优质产品的进口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进口价格波动幅度较大以及上涨超势较强等也会加剧国内经济不稳定、增大企业经营压力和加大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因此,中国应着力实施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强化与进口来源地贸易合作关系,提升人民币跨境结算与计价能力,推行中国的商品期货综合指数,降低重点产品的对外依赖程度,建立重点行业联合采购联盟。

国际投资协定的气候友好型改革:实践、目标与进路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投资协定(IAs)被锚定为跨领域、多主体协同治理气候变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为缓解传统IIAs与全球气候治理需求的矛盾与冲突,各国在条约实践中通过注重投资准入的气候友好型导向、限缩高碳投资者的受保护空间、规定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创设气候友好型投资的利好环境等多种措施对IAs进行了气候友好型改革的初步尝试。为了真正助推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IIAs的改革需要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兼顾东道国与投资者公私利益的同时,构建东道国、投资者及其母国协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共同体。基于现有实践,各国未来应当继续增强IAs气候友好型改革的系统性。具体而言,可以在明确气候友好型投资界定的基础上,强化例外条款中的气候因素。此外,还可以通过强化投资者气候保护义务、完善气候友好型投资激励规则和投资便利化规则以及减少投资者一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对东道国实施气候措施的阻碍等方式,进一步推进IAs改革以应对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

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年来,总体国家安全观逐步形成“四梁八柱”,新时代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十年来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系统科学的哲学体系,富有极强的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和成长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合乎时代要求的创新性发展。面向未来,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体系的发展仍应坚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道,不断在开放包容中动态发展,创新引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文化。把扩大开放与保障经济安全有机统一起来,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在保障安全中扩大开放,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安全。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机制,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构建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双治理的新安全格局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全球变局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新冠疫情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主要经济体增长分化加剧,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大幅萎缩,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存在。特别地,受美国内外政策及大国博弈影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中国产业转移流出风险上升,越南、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菲律宾等国呈现出典型的承接产业转移特征。受全球变局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内外双重失衡状态,突出表现为相对需求不足、经济下行压力、信心与预期偏弱。疫情冲击的“疤痕效应”、房地产拖累、收入分配问题、公共资源分配模式调整、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变化是造成当前双重失衡格局的主要原因。解决本轮双重失衡需要政策调节,但完全依靠政策刺激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同步发力。借鉴日本1990年危机、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的应对经验,解决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和总需求不足问题,关键在于稳定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结构性改革目标,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展望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前景可期。从房地产的规模不经济到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的规模新经济的调整过程虽然痛苦,但有助于长远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冲击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理论分析与趋势研判

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业已形成以“公平竞技场规则”、利益调整规则和执行力规则为三大支点的有机统一体。规则广度和规则深度随着密集的经贸谈判快速拓展,并逐渐进入重构期。数字经济的出现为规则演进注入新议题的同时,也冲击着现有框架和内容。在对已有制度起源与演进理论修正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数字经济冲击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实现路径与典型模式,并对未来趋势与调整方向进行预判。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的出现打破了国际经贸规则演进中的稳态。潜在利益的出现诱导相关利益集团提出规则诉求,并通过国内、国际两阶段博弈,最终达成政治均衡。第二,数字经贸规则重构过程中形成了美国的“渐进重塑+由内而外的推广模式”、欧盟的“重点发力+由内而外的监管模式”以及中国的“集成创新+双向联动的对接模式”。第三,数字贸易冲击下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主要体现在“公平竞技场规则”层面,利益调整规则和执行力规则层面仅有少量调整。第四,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起步晚、进步快,但目前仍面临体制和机制障碍,以及国际环境和国际压力的挑战,亟待采取相应措施推动数字经贸规则创新发展。

从战略高度看待并解决就业问题

就业是民生的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解决好就业问题的战略性意义不仅体现在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也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行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因此,需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并解决就业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扩大就业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包括就业非农化进程式微、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缩小、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青年就业困难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任务和技能需求变化带来的系列挑战等。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战略目标,需要把握就业问题的长期性,紧盯主要矛盾,抓住核心环节;也需要根据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调整政策的方向和重点,统筹积极就业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就业带动能力强的行业的发展,消除就业歧视,为劳动者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

全球非银行金融机构脆弱性特征、根源及启示

非银行金融机构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信用创造、期限转换、经纪媒介及担保增信等基础性功能,对全球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事件频发,其脆弱性特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本文研究了全球金融机构版图的演变特征,并结合2020年以来最新风险案例,重点对美国优质货币市场基金、先行者资本对冲基金、英国养老金、美国黑石集团房地产投资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脆弱性特征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交易策略和行为方式激进、公司治理机制缺失、风险救助和处置机制不完善是非银行金融机构脆弱性的主要根源。针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本文提出应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实现良性互动,防止宏观政策超调造成的负面冲击,加强集中度、杠杆率等微观监管,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机制及风险处置框架等建议。

应对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体系化路径初探

经济制裁是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近年来,中国频繁遭遇他国各类经济制裁,美国甚至专门针对中国出台了颇具特点的经济制裁措施,使得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相关利益受到威胁。对此,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在审慎审视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依托自身较强的国家实力和抗制裁韧性,借鉴他国应对制裁的有益经验,初步探索“内外统筹,多元并举”的经济制裁应对路径,综合运用国内与国际措施,交替使用经济、法律和外交手段,在有效应对美国经济制裁的同时,为国际社会将经济制裁纳入国际法治轨道贡献丰富的国家实践经验,充分履行国际社会中的大国责任。

央行数字货币能带来货币国际化吗

当前,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的兴起和发展,其对货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影响引发关注。货币国际化受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长期滞后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慢变量”。目前来看,货币数字化并不必然带来货币国际化,货币数字化并不等同于货币国际化。然而,在数字化时代,货币国际化一定需要货币数字化的支撑。央行数字货币有望给货币国际化带来至少以下三方面的边际改进:一是央行数字货币能够改进现行跨境支付方式,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及规避制裁等方式,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变革;二是央行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技术不仅能够拓展跨境支付的应用场景,而且能通过预设触发条件来缓解跨境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风险,进而提升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接受度;三是央行数字货币在便利性与匿名性方面相对更具优势,这有助于在数字化时代实现隐私保护和支付效率之间的平衡,从而提高公众接受央行数字货币的程度。

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与变革:旧矛盾与新情境

国际投资规则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无论是多边改革,还是国别探索,国际投资规则改革实践呈现多样化特征,尚未形成主导性趋势。地缘竞争逐步渗透到国际投资立法和司法过程。国际投资规则的旧矛盾进一步变化,缔约国加大对跨国投资的引导、强调负责任投资:国际投资规则区域化加速,还面临经济制裁与驱逐投资等新情境。国际投资规则发展过程中出现均衡自由主义与地缘法制主义的竞争,规则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确定性与灵活性、集中化与去中心化等目标之间摇摆。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投资规则的“投资+”趋势仍将延续,新兴规则会不断涌现,形式将更加多样化。其中,中国在相关国际协定中采取了渐进性、包容性、仲裁与对话相结合的模式,促进国际投资规则从裁判式向协商式转型,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规则制定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全球集成电路产业链:分布、技术经济特征及挑战

集成电路产业链虽然全球分布,但真正参与其中的仅限于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日本、韩国、中国等少数经济体,且各有专长和优势。从历史演化角度来看,这种分布格局很大程度上由美国政府及其本土企业推动形成。从技术经济特征来看,当前集成电路产业链具有“产业链条超长与产能集中”“资金技术双密集导致前端锁定后端”“细分环节品类利基市场容量有限”“下游需求对上游企业形成财务反制”等特征。在逆全球化背景下,集成电路产业链处于一种脆弱的“刃锋平衡”状态。技术持续进步和分工不断细化反而降低了产业链韧性,产业平稳运行变得愈发艰难和脆弱。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技术脱钩风险,推高了数字化转型发展成本。国际社会应摒弃对抗、加强合作,积极营造宽松的产业发展环境。

单边经济制裁引发国际投资争端的路径、挑战及中国应对

近年来,日益扩张的单边经济制裁成为影响国际投资活动的重要因素,不同类型的制裁措施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多项权益,违反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实体待遇条款并引发国际投资争端。传统国际投资仲裁在解决由单边经济制裁引发的争端时面临新的挑战与障碍,导致争端难以通过仲裁得到高效合理解决。作为全球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应在国家和投资者两个层面加强对单边经济制裁引发投资争端的预防和应对工作:在国家层面,可在国际投资协定中针对单边经济制裁制定约束条款,从而有效降低制裁对投资的不利影响并推动争端得到合理解决;在投资者层面,应构建面向单边经济制裁的风险防范体系,并积极利用东道国行政申诉、司法诉讼等救济机制,以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