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全球治理演化视野下的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关系——基于“施动者—结构”理论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积极行动被美西方质疑为颠覆当前体系的修正主义行为。正确认识和阐明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关系,须厘清全球治理体系价值内核和理论内涵、选取有效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基于国家间实力分布形成的权力结构、世界主流政治思潮形成的观念结构和世界性制度规范形成的制度结构共同组成的多维系统。“施动者—结构”理论是适应当今美西方社会认知规律、实现中西方通约对话的理想工具。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可知,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是本体地位相同的互构关系。全球体系结构,既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规则和资源,也限定中国施动性发挥的边界;中国作为施动者,在与体系的历时态持续互动中以施动性促进体系再生。从全球治理演化视野看,全球治理体系历经自由主义思潮—超国家治理模式、国家主义思潮—大国共治模式和保守主义思潮—大国竞争博弈治理模式等结构形式的嬗变,中国也分别与之形成同频共振的共生关系、调和鼎鼐的协调关系和改制创新的变革关系等关系类型。当前,中国以积极行动匡扶失序的体系多维结构,坚守全球治理应然价值内核;不是体系的“修正”者,而是赋能者。

被缚的自主:地缘政治回归下的欧盟安全文化变迁

欧盟安全文化关乎欧盟安全角色,不仅影响到欧盟安全战略的调整和重塑,也关系到欧洲安全架构的建设与重组。欧盟安全文化是欧盟在应对安全威胁和进行安全治理过程中形成的行为逻辑,是长时段实践过程中的演变结果。欧盟安全文化既立足于一体化逻辑的地区安全共同体建设,也基于欧洲化逻辑的外部安全治理。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回归背景下,欧盟安全文化正在经历重塑,并进一步带来安全战略的调整甚至安全角色的变化。从内部来看,欧盟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通过完善决策规则加强安全共同体建设,朝着更加统一的欧盟安全文化迈进。从外部来看,欧盟推进安全治理,尤其是强化地缘政治属性来重启扩大进程,希望更加有效地治理欧盟周边地区安全乃至应对全球安全秩序变迁。尽管欧盟战略自主诉求上升,尤其是努力提升其在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秩序重构中的自主性,但是地缘政治回归下的欧盟安全文化深受成员国安全战略差异、欧盟与北约安全防务关系的束缚,欧盟安全自主性仍将从属于欧盟成员国为主的安全格局和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

苏纳克政府对华认知变化与中英关系的未来

自约翰逊政府上台以来,中英关系持续遇冷。2022年10月,里希·苏纳克接替特拉斯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回溯苏纳克上台以来的对华认知表态发现,英国近期对华认知出现某些调整,开始展现重新与华接触的积极意愿。本文认为,俄乌冲突背景下,英国对华认知变化是由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包括英国社会内部多种难题亟待解决、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以及保守党极端势力的政治掣肘;外部因素包括英国难以忽视其他西方国家的访华热潮、难以回避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现实冲击以及英欧关系再平衡的需求。苏纳克政府缓和对华认知,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英关系的未来。一方面,调整对华认知可能有助于重启中英双边关系、拓展双边合作空间以及助力“全球英国”的外交战略。另一方面,英国“两面性”对华政策的持续也可能进一步增加中英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且英国对华政策的强意识形态色彩近期可能难有太多改变。总之,英国近期对华认知确实出现某些较以往积极的调适。准确把握此窗口期,探寻重启中英交流与合作的多种渠道,挖掘双边合作潜力,对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太空弹性:美国太空战略的“进化”及其影响

太空事业发展既是大国地位的象征,更是其战略实力的来源之一。美国企图凭借自身超强的太空实力护持其全球霸权,确保在太空领域的绝对优势。但由于太空系统存在“能力—脆弱性”悖论,美国加快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建军步伐必然招致其他行为体的非对称反制。为此,美国又通过发展太空弹性来实现其太空战略的“进化”,试图以此抵消这些非对称反制,重新确立令对手望而却步的太空威慑。美大肆渲染现有太空威胁,为其太空战略向弹性“进化”制造依据;推出“进化”目标,构建分布式快速重组太空体系,提升太空系统的抗打击和快速恢复能力;提高“进化”效率,构建联盟太空行动能力,增加美国可用的太空资源。然而,由于美太空战略“进化”的实质是依仗其技术优势进行的太空“再威慑”战略,其必然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导致太空技术和产业泛安全化,并引发各方在太空领域的不安全感,最终不仅阻滞太空军备控制进程,还可能导致国际冲突乃至战争。因此,美国理性的选择是从根本上放弃以太空谋求霸权,转而与国际社会加强太空国际合作,携手构建太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与东盟国家反恐合作:理论创新与路径探索

“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非传统安全威胁给合作成果带来的威胁日益凸显。东南亚地区的恐怖势力呈现出域内域外整合、与暴力极端组织融合、与有组织犯罪结合的发展新态势。深化在反恐、打击跨境犯罪等领域的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协调发展、共同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然而,双方现有合作中面临东盟内部结构性障碍、预防性反恐缺乏、法制建设不均衡以及区域力量制衡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反恐合作的深入发展。本研究将国际反恐合作问题置于与区域间主义、集体行动等与合作相关的理论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和思考,从合作的达成和合作困难的根本性原因出发,对合作发生的可能性、可行性进行理论分析,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审视问题解决的可能途径,并通过该分析框架详细分析中国与东盟国家区域间警务合作中澜湄执法安全合作这一典型案例,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化解反恐合作困境提供新的思路。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信任困境与破解路径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旨在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可靠、可控和公平,同时促进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健康发展。随着治理主体的多样化、治理对象的扩展化、治理机制的复杂化,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已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治理信任的建构成为破解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信任困境主要体现在理性信任、价值信任和环境信任三个方面。在理性信任困境方面,国家利益与政治权谋交织加深信任裂痕、权力竞争与阵营对抗叠加加大信任鸿沟、政策差异与技术理性嫁接动摇信任基础;在价值信任困境方面,理念认知偏差左右治理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异化影响治理共识达成、技术规制矛盾引发治理信任危机;在环境信任困境方面,治理规则碎片化与治理机制缺失、法律体系不完善与监管执行困难、国际组织参与有限与治理模式分散等问题共存。中国可通过强化战略引领、推动多元共治,以确保国家利益与全球治理目标的一致性;秉持人本主义、促进向善合治,以促进多元主义和负责任创新的治理向善理念;推动制度监管、提升技术智治,以建立强大和适应性强的监管实践来增进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信任。

国家力量、推送模式与国际组织的国家代表性——基于联合国系统职员数据的实证分析

成员国在国际组织任职的本国公民数量是该国在组织中代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员是成员国对国际组织施加非正式影响的途径之一,因此国际组织中的国家代表性也成为各成员国关注的重点。国家物质性力量、非物质性力量、国际组织活动数量以及时间对国家代表性均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非物质性力量在此前探讨国家代表性影响机制的研究中鲜有出现。通过对联合国成员国4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及对上述国家代表性影响因素进行验证,发现传统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性特征各有不同。对亚洲和欧洲国家的案例分析进一步表明,如若按照国家力量水平和增长率这两个维度进行分类,不同国家在推动本国公民进入国际组织时采取的不同模式,可以概括为“维持秩序型国家”“寻求重构型国家”“顺水推舟型国家”及“被迫改变型国家”。这些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职员代表性现状千差万别,将本国公民推送进入国际组织投入的资源也各不相同。本研究对国家代表性领域过往文献进行了理论与实证补充,并为主权国家向国际组织输送本国公民任职的实践提供政策启示。

威胁认知、相互依赖与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差异

随着世界政治极化的加剧,经济问题安全化与政治化趋势显著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对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扭转逆全球化趋势意义重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其中包括美国的部分盟国。然而,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存在较大差异。结合“一带一路”的推进状况,美国盟国的政策选择大体分为积极响应、明显反对、谨慎中立和左右摇摆四种类型。为解释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呈现的差异化回应,本文构建起一个以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和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为自变量的分析框架,并选取泰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以色列作为案例检验对象。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风险持续增加。美国不断强化“泛安全化”认知,鼓动盟国放弃“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平衡战略,逐步转向经济与安全都依赖美国,国际合作严重倒退。为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须平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安全诉求,最大限度地增信释疑,增强中国崛起的认同度。

美国重构关键矿产供应链与“一带一路”关键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

拜登政府试图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关键矿产资源支持其国内战略性产业发展,降低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影响力,削弱中国的工业能力。在针对发展中矿产国重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过程中,美国主要依托三种合作模式:一是通过双边渠道与发展中矿产国直接合作;二是利用盟伴支持其重构发展中矿产国的关键矿产开发格局与矿产流向;三是通过其主导的多边机制影响发展中矿产国的关键矿产政策与项目发展。这会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成本,对中国的供应链地位造成冲击。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对地区矿产国所描绘、承诺的愿景往往缺乏支持能力,将更加凸显“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意义。针对美国的布局,中国在深化“一带一路”关键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须以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以及增加矿产储备的方式,提升中国对全球关键矿产开发与交易市场的影响力;拓展与共建国家的关键矿产园区建设,深化关键矿产合作;以数字与绿色技术赋能共建“一带一路”关键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关键矿产产业的开放合作格局。

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中的中华智慧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引改革开放的中国外交,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外交领域的时代体现。本文基于中国传统战略思想,从战略判断、战略调整和战略行动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归纳。在战略判断层面,邓小平外交“谋定而后动”“胜于先胜”,作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将外交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建设。在战略调整层面,外交“杂于利害”,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求之于势”,以高度的辩证思维调整“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为改革开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在战略行动层面,外交“以和为贵”,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周边国家关系;“以身为天下”,反对霸权主义;“以迂为直”,在不涉及全局的问题上以创新思路达成战略目的;“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以高度的战略审慎提出二十八字外交方针,并创造性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伟大构想,开辟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新路径。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将“两个结合”自觉运用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质和深厚的中华智慧。

“印太经济框架”新进展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成员方自愿选取其四大支柱参与的“菜单式”合作,构建不同于传统自由贸易协定、聚焦新兴领域及高标准规则的新型经济框架。截至目前,“供应链”支柱协议已签署并生效,“清洁经济”“公平经济”支柱协议和IPEF协定也已实质性结束磋商。作为美国加速推进的“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IPEF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浓厚,尤其基于“价值观同盟”的区域供应链的构建与强化及对“美国优先”、对中国经济“去风险化”的发展与强调,使地缘经济分裂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的进程受损、既定的目标趋弱、可能的路径分散,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的推进更为不易。中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的实施,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进亚太经合组织内部自由贸易协定能力建设与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及自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进程,加快与IPEF、亚太经合组织、CPTPP成员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构建,适时扩容和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切实推动RCEP与CPTPP的融合发展,尽量减轻IPEF带给自身的战略压力。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阶段的特征、赤字与改革方向

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超出预期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已有研究的单一、静态视角难以刻画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全貌,本文从主体、机制双重视角的实践梳理勾勒出其当前进展与特征。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正在经历从多方主体主导向多边主体主导的演化进程,且形成了以原则理念、技术方案、工作项目、平台机构四项核心机制并行的主要特征,但仍然存在三方面治理赤字:由于治理过程开放性和责任性不足而导致的合理性赤字、由于治理成果的结构性失衡而导致的公正性赤字、由于治理效能难执行与错位问题导致的有效性赤字。面对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竞争性合作”理念有助于打开新的改革空间,其要求将“零和博弈”转变为“变和博弈”,强调利益与目标不完全一致但又相互依赖的独立决策主体间的关系策略,能够兼具敏捷性与“硬约束”特征,而这三点有助于回应当前进程中的治理赤字。未来,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本身的动态演化及其引发的治理挑战,更应关注围绕技术演化而动态发展的国际关系,以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

延续与变迁: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建构——基于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的分析

官方话语分析对更好地理解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1993至2023年俄罗斯官方发布的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是其三十余年重返国际舞台和处理对外事务思维观念的缩影,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探索、进取和调整历程。“身份”“国际秩序”“国际安全”“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五大主要话语单元及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演化深刻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延续与变迁。国内国外两个层次、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间维度是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三大构建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指导着话语体系中各主要单元的话语表达强度,通过调整话语表达表明俄罗斯决策层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对“多极化世界”的诉求,实现对身份认同和国际地位的追求,在延续中体现出发展动态和阶段特征。同时,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仍然存在概念不清、思想矛盾、目标与能力失衡以及与现实偏离等问题,需要贴近现实并增加思想和内涵的丰富度。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延续与变迁直观地反映出俄罗斯看待当前国际秩序的观念、构建对外关系的逻辑以及为突破当下的困局而开展的外交实践,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外交趋向。

美国战略学术界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与辩论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学术界出现讨论“全球南方”的热潮。其中,“全球南方”概念、使用情境及战略运用成为议论焦点。对于“全球南方”概念的迅速复兴,一些人排斥且强调谨慎对待,另一些人则接受并主张创造性使用。美国战略学术界主要从六个层面探讨“全球南方”的使用情境。在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成为美国拉拢的对象,正逐步获得更多的战略自主权;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是利益受损的集体,但其影响力逐渐增强;在地区秩序层面,“全球南方”被视为中国和印度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竞技场;在全球秩序层面,“全球南方”被看作是中俄与美西方争夺的焦点。在地缘政治经济层面,“全球南方”中的关键摇摆国家代表了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层面,“全球南方”是一个多元化的混合体。研究发现,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辩论起始于现实政治的迫切性,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其认知兼具多样性与局限性,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倾向;其主流观点在美国外交政策实践中获得认可,未来可能会提出更具挑战性的观点和方案。面对美国对“全球南方”采取的新攻势,中国须深化对“全球南方”的认知,避免陷入美方设定的议题陷阱,进一步明确本国的国际定位,并坚定地同“全球南方”站在一起,不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2024年美国大选及其世界影响

2024年11月,美国将举行第60届总统选举,其选举结果和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将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国际安全环境等造成深远影响,加速百年变局的历史演进。老人治国、民主倒退、霸权衰落使得美国很难“再次伟大”,其内政和外交都会经历较长的阵痛期。2024年美国大选的选举议题、当前及下一届政府政策都将影响中美关系,其对华竞争战略大概率将相对固化并长期存在。随着美国2024年大选的日益临近,特别是存在特朗普卷土重来的可能,欧美关系将面临新的动荡和艰难重塑。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很难带来美俄关系的根本改善,俄外交将继续坚持“转向东方”的政策,争取摆脱西方围堵的不利处境。日本高度关注2024年美国大选动向,重视预先布局以管理美国政治变动及权力交接对其带来的影响。鉴于此,本刊特邀请6位国际问题研究知名专家撰文,从美国民主的倒退与霸权的未来、2024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欧美关系重塑、美国总统大选背景下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日本对美国大选的认知与应对、美国大选对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环境的影响角度,对国际形势及大国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析和预判。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全球治理路径与中国方案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显著提升。在全球治理的格局转换阶段,中国具有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意愿,全球治理的中国时刻正在到来。传统的霸权稳定论回避了霸权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负面功能,忽视了新兴大国主动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丰富实践,反驳了霸权稳定论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叙事逻辑,为建构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新路径提供了坚实支撑。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发展模式超越了“南北发展援助”模式的局限,既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全球提升,也是中国“南南发展合作”的最佳实践,有助于建设性促进国际发展多边机制提质升级。长期以来,多层次、有步骤、凝特色的中国外交实践,诠释了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包容理念。中国秉承“授人以渔”的内源性发展哲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分享发展模式与经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智慧”致力于寻求最大共识,秉持增量改进原则,以亚投行为依托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升级扩容、以全球数字治理为抓手进行模式创新,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力。

“全球南方”概念的规范价值及其限度分析

相比于作为实体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兴起,“全球南方”这一术语本身的兴起是新近出现的经验现象。“全球南方”是一个带有规范价值的术语,但其规范意义常被忽视,而“全球南方”兴起的限度,也在于其规范价值所呈现的愿景与现实的张力。“全球南方”的自主性价值体现在,“全球南方”突出了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对依附状态的反抗,追求独立自主的愿景;其限度在于,“全球南方”中的多数中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法实现完全的“自助”,发展上受依附式发展的限制,安全上受全球联盟体系的约束。“全球南方”的变革性价值体现在,“全球南方”不局限于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要求变革西方主导下的等级制世界秩序;其限度在于,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行为与反对等级制的愿景相违背,在全球层面进行零和性质的地位追求,在地区层面试图建立地区等级制。“全球南方”的集体性价值体现在,“全球南方”以反帝反殖民的共同命运为基础,在成员之间构建集体身份、实现集体行动;其限度在于,“全球南方”与群体外“北方”的趋同和群体内的分异。明晰“全球南方”这一术语的规范价值及其限度,在学理上可以更好地区分“全球南方”与相似概念并从规范的视角看待其兴起的价值及其限制;在现实上有助于我国应对美西方将中国排除出“全球南方”的图谋,更好地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全球正义的实现和国际秩序进一步平等化。

美国联盟体系数字治理互操作性提升及其战略效应

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持续提升在数字技术上的互操作性,这一趋势伴随着数字治理工具的普及而愈发显现。数字技术互操作性提升不仅体现为数字工具共享、数字技术标准趋同和数字信息跨国流动,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平台化建设打通了国家之间的治理边界,使得各国从合作推动“数字治理”转向共享“基于数字的治理”。治理互操作性的提升将对联盟的凝聚力形态产生变革性影响,可能改变传统上主要基于外部威胁和有效制度设计的凝聚力形态,凸显基于内部兼容的联盟凝聚力形态。本文将这一过程视作联盟的内向化进程,伴随着数字化以及大模型通用化发展,联盟成员国间的国内议题相互嵌入、治理工具多国共享、治理模式走向趋同,成员国间的互动模式从传统的跨国协调模式转变为算法弥散模式。本文认为美国推动与其盟友技术互操作性的下一阶段,是实现基于国内治理互嵌的治理互操作性,进而使得美国联盟体系成员国凝聚力走向内向化进程,表现为高科技产业链重塑、情报信息实时共享、国内议题框架同质化等趋势,并在联盟内跨国战略协调、楔子战略效用、美国联盟伙伴国扩展以及国际格局阵营化等方面产生相应的战略效应。

“危险的故事”: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叙事的层次探析

叙事是一个认知框架,是理解和诠释的工具,大国战略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叙事。国际关系中的叙事具有明确的分析层次,拜登政府从国际体系层面、国家层面和(国内)议题层面分别编织了“中国是胁迫力量”“中国是威权主义国家”和“中国是不负责任的竞争者”三重环环相扣的“危险”故事,揭示了美国继续从大国竞争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的本质。在叙事实践中,拜登政府的三重叙事分别与美国安全叙事、身份叙事、发展叙事相契合,在国内建构了“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在国际社会塑造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破坏者”的假象,为美国凝聚国内共识、推进政策实施、在国际社会贬损中国形象以及争夺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契机。由此,这三重叙事也成为现实政治中拜登政府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有力工具,凸显其在国内获得政策合法性,在国际上赢得盟伴信任、支持并构筑对华竞争“统一战线”的战略意图。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叙事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提高中国行动成本、降低自身战略成本的方式实现“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对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叙事层次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美国对华竞争的认识,为更好地建构对己有利的国际叙事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