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专利申请驱动了国际贸易网络吗?

跨国专利申请作为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不仅加速了国际技术创新的扩散和转移,也促进了国际贸易关系的形成和维系。文章基于1998—2020年贸易数据以及跨国专利申请数据,在网络研究框架下,比较分析了国际贸易网络和全球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并利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估计跨国专利申请对贸易网络结构演进的影响。通过对网络拓扑结构特征分析发现,全球创新网络与贸易网络结构有一定相似性,但国际贸易网络更加紧密,有着更高的集聚性。在专利申请关系密切的国家(地区)之间有着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地区)在贸易网络中也更具重要性和影响力,反之则不然。进一步研究发现,全球创新网络显著驱动了国际贸易网络的演进,而贸易网络的内生自组织过程强化了创新网络的驱动作用。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新动态对我国外资外贸的影响及应对

当前,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已经立法生效并进入过渡期,该机制涉及气候变化、国际贸易规则、地缘政治等多项全球性重大议题。中欧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是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寻找欧盟CBAM与我国“双循环”战略结合点,加强中欧双方政治经济合作,对我国实现“3060”双碳目标、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意义重大。文章重点分析了欧盟CBAM的立法内容、最新动向和实施的影响因素,结合贸易和气候管理新时代的形势和要求,探讨欧盟CBAM对我国外资外贸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及其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短期内欧盟CBAM对我国外资外贸的规模和布局不会产生显著冲击,中长期该机制的外溢效应将会导致我国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相关产业链供应链逆向投资的风险加大。因此,我国应理顺碳市场建设与产业绿色转型、中欧对话和多边合作的推进思路,以期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对外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现实风险和实施路径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数字科技产业发展与中国积极加入CPTPP、DEPA的趋势要求,以国际高标准规则和中国金融开放的问题为导向,厘清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瓶颈和基于RTA规则的差距,从金融服务业务、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等领域分析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和现实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的长中短期目标、实施路径、战略规划和方案设计。文章的研究为中国克服金融开放瓶颈,推进“金融深化”,建设金融强国,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开放型金融理论知识体系提供有益贡献。

国际贸易中的碳壁垒:发展趋势、影响及中国对策

近年来,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加速实施碳壁垒政策,引发全球绿色贸易壁垒的新变化,对全球贸易格局、产业链布局及国际经贸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如何将碳壁垒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推动国内绿色贸易发展及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机遇。文章首先阐释碳壁垒的内涵与特征,并在梳理和总结全球碳壁垒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碳壁垒对全球气候治理、国际贸易、全球产业链和中国对外贸易的潜在影响,最后提出我国应对碳壁垒的国际和国内策略,旨在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绿色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策略支持。

以制度型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政策建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介绍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提出的历史逻辑,然后分析了当前制度型开放的具体表现和中国的实践成效。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吸引和聚集全球高端生产资源、畅通和强化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参与并引领数字经贸规则制定、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等途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对如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华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影响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部分行业的外资企业外迁有所增加,引发了社会各界比较广泛的关注。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涉及综合商务成本上升、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影响、其他国家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吸引,以及国内企业竞争等多重因素。对外资企业外迁的利弊要综合分析,既要看到外迁带来的外贸出口份额减少、对GDP和税收增长的不利影响、给社会就业带来的压力等消极影响,也要看到外迁对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积极作用。针对部分行业外资企业的外迁现象,建议相关政府部门采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落实“负面清单”、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异地搬迁转移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外资企业外迁的数量与规模,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国际比较——基于新发展理念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质量日益成为衡量贸易强国的关键指标。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结合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全球36个主要国家2010—2021年的服务贸易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质量排名由第14位上升至第11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从分维度指标来看,中国服务贸易的绿色和共享发展水平位于世界前列,但创新、协调和开放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最后,根据测度及比较的结果,结合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推动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强中国国际贸易话语权建设:现状与思路

国际贸易史上围绕国际贸易话语权的博弈从未停止过,近年来中国货物贸易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但中国的国际贸易话语权长期受制于西方国家,发展相对滞后。本文梳理了近代以来各历史阶段中国国际贸易话语权发展的特点,发现中国当前国际贸易话语权建设存在缺乏原创性国际贸易理论、权威国际传播平台以及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不足的问题。未来,中国需要构建原创性国际贸易理论及其现代国际传播平台,同时在已有多边框架下引领发展中国家重构国际贸易规则、国际分工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国际贸易计价与结算体系,推行制度型开放,由国际贸易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提供者,将当前西方国家的对华遏制转化为机遇,巩固提升国际贸易话语权。

国际自贸区新实践、新规则与我国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已历十载,综合比较国际自贸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认真研究和落实国际经贸规则对自贸区建设的相关要求,对推动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首先对国际自贸区研究的学术文献脉络进行了简要梳理,随后总结归纳了国际主要自贸区的最新实践,阐明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创新演变。指出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总体上偏重于贸易便利化框架下的制度改革,与投资便利化相关领域的制度创新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制度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未来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明确等问题。并提出从投资者视角调校自贸试验区建设方向、从可持续发展和新产业技术革命趋势要求出发促进我国自贸试验区(港)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主要国际大通道形成模式、运维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大通道内涵丰富,形成模式多样,融合性强,目前学界、业界尚无统一定义;但其在全球化持续深入背景下,对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日益突出。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等主要国际大通道的稳定发展,得益于相关政府的科学规划、协同联动,以及企业主体的国际化运作和绿色、数字实践等。我国对现代国际大通道的建设、研究等起步晚、基础弱,应深入研究国际大通道发展情况,借鉴相关国家政府、企业的经验做法,提升国际大通道建设、维护和把控能力,充分利用国际大通道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保障我国全球利益和发展安全,推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欧盟“数字双法”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研究

为防止国际大型服务平台对欧洲数字市场造成不良影响,推动数字服务领域的公平竞争,欧盟于2022年公布并实施了《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欧盟“数字双法”出台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都致力于促进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的繁荣与规范。但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数字市场法》更侧重于反垄断和促进公平竞争,《数字服务法》更侧重于数字服务和数字内容治理。文章在对欧盟“数字双法”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二者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机理和现实效果,重点探究了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并建议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努力做到:完善数字领域制度体系;适应欧盟“数字双法”新规;拓展欧盟数字市场;拓展其他海外市场。

数字经济助推贸易强国建设:逻辑、困境与破解之道

数字经济具有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以及数字化治理的特征,有助于赋予贸易强国建设新动能和新优势。从微观层面看,数字经济以新产品赋能贸易规模、外贸结构;从中观层面看,数字经济以新模式推动产业升级;从宏观层面看,数字经济给国家提供新平台促进外贸提质增效。但是,在赋能发展过程中,在数字化基础设施配备、产品贸易结构、数字核心技术研发、数字治理失灵、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境。为此,中国应完善数字基础保障建设、拓展数字中间品贸易、加快突破核心数字技术、健全数字贸易治理监管体系、深化数字贸易规则衔接及国际合作,从而以数字经济助推贸易强国建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零售企业国际化:机制、制约与对策

中国零售企业依托数字技术加快国际化,融入或主导构建全球供应链的探索有助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从价值共创的理论视角看,数字经济赋能零售企业国际化的机制包括与消费者、供应商和同业企业的价值共创。当前数字经济赋能中国零售企业国际化的效应已初步显现,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采购国际化中数字经济赋能主体范围与环节有限、店铺运营国际化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专业技能国际转移面临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博弈带来的不确定性等问题与制约。文章建议引导零售企业协同多方主体推进采购国际化,政策赋能推动零售企业店铺运营国际化,提升数字话语权为零售专业技能国际转移护航,并在数字“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零售企业国际化。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贸易成效、挑战与对策

加强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是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文化开放发展的重要内容。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发展,持续推进文化市场改革开放,深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强化制度、资金等多方面保障。当前,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取得了突出成效,总体目标方针与具体任务部署更加明确、合理,地方特色更加凸显,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取得新进展,中国与共建国家之间的文化产品贸易规模和顺差显著扩大,多个产业的文化产品输出取得了突破。然而,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受到内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面临文化差异等挑战。新发展阶段,中国要更加重视文化发展、加强区域协调联动、强化理论研究与实践,传承、弘扬中华文明,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规则分歧与策略选择

数字贸易已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都高度重视数字贸易规则,但国家和地区之间分歧凸显。发达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规则广度和深度方面具有持续性优势,而新兴经济体网络地位上升趋势明显,全球形成了亚太、美洲和欧洲三大地区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中心。根据数字贸易规则广度与深度的区别,可将国家和地区分为L-L型、L-H型、H-L型和H-H型四种;根据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的差异化选择,可研判其在数字贸易规则水平、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议题深度方面的分歧。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差异、数字贸易利益分配冲突与数字贸易治理诉求不同是造成数字贸易国别分歧的主要原因。基于此,中国应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时采取差异化的策略,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为弥合数字贸易治理分歧提出中国方案。

制度型开放促进出口“提质增效”了吗?

为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作为中国开放的重大战略调整和转型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之中。出口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型开放对于出口提质增效而言,不仅会通过激励企业创新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两个直接作用机制而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会通过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这一间接作用机制而产生促进作用。在创新性地提出并测度地区层面的制度型开放指数基础上,文章利用2013—2021年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以及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此外,实证还分析发现,制度型开放对出口提质增效的促进作用,还会因企业是否地处沿海地区以及是否地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不仅从促进出口提质增效的实践需求层面为新阶段转向制度型开放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而且对于如何进一步发挥制度型开放在建设贸易强国中的作用也有重要政策含义。

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出口开放度的影响:来自合成控制法的证据

跨境电商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贸易新业态,是否有助于缓解当前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循环面临的挑战值得关注。文章以2012年和2013年实施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作为准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进行了反事实分析,以此来识别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试点城市出口开放度的因果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揭示了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试点城市出口开放度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跨境电商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出口开放度,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试点城市出口开放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试点城市贸易成本这一渠道产生的。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欧盟推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立法:规范冲突与现实挑战

欧盟推动“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立法,将对国际经贸环境包括我国国际经贸活动产生深远影响。欧盟相关文件和立法提案,实质是“工商业与人权”规范的欧盟版,具有区域法治规范效果外溢化和人权规则工具化的双重意涵。在制定和实施上述法规时,欧盟应当信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尊重联合国相关倡议的宗旨和精神,履行WTO关于发达成员不实施贸易壁垒的义务。在实践层面,欧盟新法规将提高发展中国家进入欧盟市场和全球供应链的成本,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和就业环境,最终损害发展中国家劳工利益。对此,可采取以下对策:加强与欧盟沟通,要求欧盟克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避免将人权法规工具化;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深层次改革,持续扩大法治保障下的高水平开放;加强对企业的合规指导,引导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针对欧盟相关法规及其实施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做好务实管用的预案,以预防风险。

农业全球价值链嵌入、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农产品贸易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农业全球价值链在农产品贸易过程中加速形成,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助于改善对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获取,推动农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文章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选择OECD AMNE 2023版数据库中76个经济体为样本,探究了农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增加值贸易收益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农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度均能促进农业增加值贸易收益增长;机制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促进增加值贸易收益增长;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对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明显。为此,我国应积极融入农业全球价值链,进一步扩大农业开放、优化贸易环境和保障要素供给,以提高增加值贸易收益。

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