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金融韧性测度、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增强金融韧性是筑牢新时代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基于此,本文以城市金融韧性为切入点,尝试探讨我国城市金融韧性总体水平、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我国金融体系经历了两次外部冲击,按冲击发生时间可将样本期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特征明显;我国城市金融韧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且在稳定调整阶段差异逐渐缩小,但随着第二次冲击的发生差异开始拉大,区域内差异及超变密度是主要差异来源;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持续深化改革,样本期内我国城市金融韧性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但存在一定的极化现象。因此,在推动金融韧性提升的过程中,应加强区域间金融要素流动,提升区域金融协调能力,以期为加速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mBridge: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支付体系创新

受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市场割裂等因素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传统跨境支付在成本、速度、运营等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在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的推动下,由四个法律辖区联合创建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为解决跨境支付的突出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在深度调研多家参与m Bridge试点的央行机构和商业银行基础上,系统梳理了mBridge的内涵及运行机制,从经济效应、安全稳定效应、普惠效应及网络效应等方面对mBridge支付体系的独特优势进行了经济学分析,阐明其在治理机制、支付机制、信用机制、监管机制、技术机制和市场机制上的系列创新,及其在数字经济时代作为国际支付体系改革方向的重要价值。为更好地满足维护货币主权、保护隐私和技术迭代等需求,本文建议进一步完善mBridge的顶层设计和技术创新机制,更好地发挥mBridge在跨境支付中的作用,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新赛道。

《国际金融研究》2024年征稿启事

《国际金融研究》是我国国际金融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是我国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学术界、实务界等进行国际金融问题研究与决策时的重要参考。本刊立足于金融,特色在国际,关键是理论深度及学术前沿。

《国际金融研究》2024年征稿启事

《国际金融研究》是我国国际金融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是我国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学术界、实务界等进行国际金融问题研究与决策时的重要参考。本刊立足于金融,特色在国际,关键是理论深度及学术前沿。

数字鸿沟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可及性和使用度两个维度,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研究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使得收入不平等水平显著上升。相较于数字接入鸿沟,数字使用鸿沟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通过更大程度上抑制低收入组家庭创业及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于相对弱势群体如低教育水平家庭、低社会网络家庭的收入水平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本文为理解数字鸿沟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为采取措施缩小中国家庭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企业金融化的就业效应:是促进还是抑制?

企业是提供就业的主体,本文选取2012—2019年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行为显著缩减了劳动雇佣规模,而员工配置效率并未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未来主业业绩的提升有助于削弱企业金融化对劳动雇佣的“挤出”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和缩减实业投资,抑制企业劳动雇佣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对劳动雇佣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及中长期配置过多金融资产的企业。拓展性分析发现:金融强监管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提升企业劳动雇佣意愿,扩大就业规模。本文通过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劳动雇佣的影响,结合监管外生冲击探讨企业“脱虚向实”所产生的就业促进效应,从企业实践和政府引导两个层面为缓解经济“脱实向虚”和稳定就业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大、小安排”迷局与破解思路

资本账户开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环节,在经济下滑时期被寄予厚望,而其蕴含的风险决定了开放必须审慎而行。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核心问题是“大安排”与“小安排”问题,前者指其与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的协调,后者为各子账户开放的时间安排与空间安排。鉴于现有学术研究尚无法全面指导两个进程的推进,合理可行的方案是先凝聚现有研究的共识,再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三个阶段,将“顶层设计”的学术研究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推进有机结合,以保障资本账户开放的总体科学性与现实可行性。文章进一步论证:在实践方面,应贯彻协调推进原则、渐进试错原则、相机“层级推进”原则、阶段性回缩调整原则;在学术方面,基于机器学习的非线性组合门槛模型与基于大国开放DSGE模型的制度演进模拟应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SG信息披露数量降低了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吗?

现有文献大多探讨ESG的益处,但这难以解释中国上市公司ESG信息低披露率现象。本文基于融资结构中占比最高、依赖性最强的债务融资视角,探索微观企业ESG信息披露能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企业ESG信息披露数量越多,债务融资成本越高,并且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较为主观且难以验证的环境(E)和社会责任(S)维度。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凸显了非财务信息的“类保险”作用,体现为削弱了ESG信息披露数量与债务融资成本的正相关关系。区分债务期限结构进行研究,发现上述结论主要体现在短期债主导的企业。从时间维度上看,ESG信息披露的消极影响随着企业披露年限增加逐渐减弱,并且在《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出现反转。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会计稳健性提升、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提升和媒体报道增加均有助于缓解ESG信息披露的不利影响。机制分析发现ESG信息披露数量通过传递短期经营压力信号和提升信息漂绿风险两条路径提高了公司债务融资成本。文章阐述了新兴经济体ESG实践过程中面临的潜在挑战,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美联储加息冲击下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的“双支柱”调控研究

后疫情时代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其通胀高企,美联储开启史诗级加息周期,国际资本大幅快速回流美国,导致全球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亟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无息外汇准备金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小型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研究“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加息冲击的效果。结果表明:第一,美联储加息冲击下,国内产出和通胀下滑,人民币贬值;此时采取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政策能稳定汇率并降低经济波动,主要机制是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能增加国内金融机构外汇贷款的资金供给,降低国内企业融资成本。第二,提升利率政策虽然有助于稳定汇率,但会增大经济波动且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而“双支柱”调控不仅能降低产出和汇率波动,还不会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第三,“双支柱”政策最优组合是货币政策盯住国内产出和通胀波动,宏观审慎政策盯住国际资本流动。据此,本文认为,我国应采用“双支柱”调控应对美联储激进加息,降低利率以应对通胀和产出下滑,降低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以促进汇率稳定。

“去美元化”背景下的人民币贸易计价研究——基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视角

在美联储持续加息以及美欧对俄频繁金融制裁的背景下,各经济体加速“去美元化”,这为发展人民币贸易计价功能带来机遇。本文在允许第三方货币计价的条件下构建了基于厂商利润最大化的计价货币选择模型,分析表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有助于增强人民币的贸易计价功能,其作用机制包括稳定人民币汇率和增强境外人民币信心两个方面。本文使用2005—2021年UNComtrade数据库构建了国家间贸易价格数据集,测算人民币的贸易计价功能。研究发现: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对人民币的贸易计价功能有显著增强作用,剔除美元影响后该作用依然存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从稳定人民币对签署国货币汇率和增强境外人民币信心两个方面推进人民币的贸易计价功能。本文研究对“去美元化”背景下稳步发展人民币贸易计价功能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金融强监管、短贷长投与企业债务风险:来自《资管新规》的证据

金融强监管旨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资管新规》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半年度数据为样本,考察金融强监管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的实施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低成长型企业和银行竞争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这一影响由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变化和债务偿还压力共同作用实现,实施《资管新规》引致的影子银行业务收紧加剧了短贷长投企业的债务偿还压力,最终导致其债务风险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若短贷长投由过度投资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治理效应和缓解债务风险;若短贷长投由长期融资约束所致,则《资管新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动性效应和加剧债务风险。本文从企业债务风险的角度拓展了《资管新规》的政策效应研究,为优化强监管政策提供经验参考。

零售业务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吗?

在商业银行零售转型的大背景下,本文基于2008—2021年我国434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零售业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售业务能够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金融科技发展程度较高的银行,零售业务对风险承担的降低效应更强。对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零售业务能够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率,降低银行盈利的波动性,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区分零售业务类型发现:除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和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外,其余各类零售业务均能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此外本文还发现:零售业务质量越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越低。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地缘政治风险逐渐成为影响全球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中国高水平开放下资本流动管理不可忽视的风险来源。本文在理论层面提出包含地缘政治风险的跨境资本流动分析框架,并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多重影响机制展开分析。本文使用2002年1月—2022年12月的月度金融数据并构建TVP-VAR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缘政治风险是影响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且对利差、价差和汇率预期具有显著且稳健的影响;中美经济基本面分化所形成的套利空间是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短期资本流动的重要机制;投资者情绪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显著的安全资产需求效应,并主要通过价差渠道影响套利机制。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应建议。

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提升企业表现吗?——基于集团内利润转移避税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8—2018年上市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地理位置信息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范围进行精准匹配,研究企业集团通过向其位于开发区内的子公司转移收入,借助子公司所在开发区的财税优惠政策进行避税的行为及其经济效果。研究表明:企业集团通过关联交易向可以享受开发区财税优惠政策的子公司转移了大量收入,虽然降低了集团公司的整体实际税赋,但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在企业绩效方面,公司整体税赋减少并未促进企业投资或提高企业绩效,但提高了公司高管薪酬,增加了股利派发和股票回购。进一步研究发现,开发区完善配套的制度环境能够缓减税收洼地的负面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提高开发区之间政策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减少我国税收流失及提高财税优惠政策的精准性提供了参考。

数字贸易规则与高技术产品贸易基于贸易依赖关系测度与社会网络分析

本文在社会网络分析框架下,利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探索数字贸易规则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依赖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规则的深度对于高技术产品贸易依赖关系没有显著影响,但数字贸易规则中的核心经济体更容易接收到来自其他经济体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依赖关系,从而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依赖网络中处于优势地位。通过对条款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签订的双边数据流动条款和服务贸易条款存在创新的溢出效应,可以缩小双方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差距,减弱该贸易依赖关系;而双边深度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则会促进双边高技术产品贸易依赖关系的形成;电子商务条款深度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依赖关系的影响不显著。从绝对数量来看,四类子条款签订数量和深度推动了经济体创新水平的提升,对于经济体接收贸易依赖关系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气候物理风险对实体行业与金融体系间风险交互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DCC—GARCH的动态溢出指数模型,考察了2011—2022年气候物理风险冲击下实体行业和金融体系间风险交互溢出效应的方向与大小,并使用面板模型分析了气候物理风险对二者间风险交互溢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气候物理风险事件下金融受实体风险输入的水平相对较高,且金融对实体风险输出的波动变化幅度高于金融受实体风险输入的波动变化幅度。第二,在自然灾害事件发生时,相较于事件发生前和发生后,样本行业间的关联性呈明显的增强趋势。第三,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气候物理风险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实体行业和金融体系间的风险交互溢出水平。第四,气候物理风险主要通过增加实体企业的经营风险这一传导机制,提高实体行业和金融体系间风险交互溢出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为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机器学习的信用债流动性风险预警研究

防控信用债的流动性风险关系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维护国家安全,其核心在于对风险进行有效测度和预警。本文采用2009年1月—2020年12月的中国信用债月度数据,通过尾部相关性测度信用债流动性风险,从融资约束、信用风险和噪声交易角度构建预警风险因子体系,并采用神经网络等包含11种设定的机器学习模型,预警信用债流动性风险并识别重要风险因子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第一,包含一层隐含层的神经网络对信用债流动性风险的预警能力最强,在不同类型债券和不同外部环境的样本中预警能力的稳定性较强,能准确预警市场层面的流动性枯竭事件;第二,券龄的重要性最高,新发行的债券会通过引发噪声交易的方式形成流动性风险,但随着券龄增加,流动性风险减少的程度是递减的;第三,流动性风险是由多类风险因子协同运动生成的,其中,经济状况变动、货币政策改变或跨市场冲击与券龄的非线性联动对于驱动流动性风险最为重要。

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03—2020年中国上市非金融企业微观数据,考察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会通过影响中国非金融企业的融资成本、融资约束程度、杠杆率和短债长用水平,进而影响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承担。中国多领域去杠杆政策措施的配合实施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能够缓解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不同类型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的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货币政策向紧缩调整会使民营企业、制造业企业及中小规模企业的债务风险更快上升。

企业数字化能带来超额股票收益吗?——一个投资者数字偏好的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投资者数字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解释企业数字化带来的股票超额收益的问题。理论分析和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能带来股票超额收益。与没有数字化的企业相比,数字化能带来2%左右的股票超额收益。第二,投资者数字偏好与超额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当数字偏好超过一定阈值后,股票超额收益会随数字偏好上升而下降。第三,本文构建了数字因子,并建立包含市场因子与数字因子的双因子模型,发现数字因子对股票收益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以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为例,包含市场因子与数字因子的双因子模型比三因子模型的解释能力强28.2%。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经济这一新兴业态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为企业和投资者制定投资策略提供参考。

银行数字化转型与系统性风险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银行的理论模型,论证了银行数字化转型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采用2015-2021年73家中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与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U型的非对称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的风险效应只存在于中小银行,大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对系统性风险无显著影响。此外,进一步分析表明,银行的战略数字化转型显著抑制了系统性风险,而业务数字化转型对其系统性风险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管理数字化转型与系统性风险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