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MDI模型的土地利用碳排放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洞庭湖区为例

运用碳排放系数法和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模型,对1996—2020年洞庭湖区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碳排放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土地利用变化整体呈现出“三增三减”特征,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变化程度较为显著,水域和草地次之,耕地和林地的变化程度最小。(2)总净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趋势,碳排放高值区由中部转向西、东、南部,土地利用碳足迹压力指数始终大于1,以0.54的年均增幅不断上升。(3)人均GDP、单位GDP用地面积和单位土地碳排放强度是影响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主要因子,人均GDP和单位GDP用地面积分别成为促进和减缓洞庭湖区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数字经济赋能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空间溢出与机制识别

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及多重路径的综合作用效果。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不仅能显著赋能本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对邻近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占比为79.4%;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且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呈协同效应,消费能力路径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均呈背离效应。

中原城市群文化软实力综合评价及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文化吸引力、文化展示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创新力、文化事业投入力和文旅融合力6个维度构建文化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分类、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中原城市群文化软实力的空间特征并解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实力差异看,高、较高文化软实力城市数量少且主要分布在核心区,中等实力城市仅有3个,半数城市为低和较低实力。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西差异,西半壁呈现以郑汴为引领的中心外围格局,东半壁则表现为亳州、阜阳引领的极化特征,且在东西半壁之间形成聊城至驻马店的低值连绵带。(2)从分维度空间差异看,文化吸引力子系统、文化展示力子系统与综合实力格局类似,而文化事业投入力子系统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此外,文化传播力子系统、文化创新力子系统呈现与前3个子系统完全不同的格局,表现为以郑汴为核心的低值包围高值的分布结构。(3)从空间集聚和关联看,中原城市群分别围绕郑州和亳州形成了“一主一副”的双核集聚态势,且主核区附近形成了显著的高-高集聚群。其中,文化吸引力子系统与综合实力的集聚格局基本一致,文化展示力子系统的集聚在郑州减弱而在亳州得到加强,文化传播力子系统和文化创新力子系统仅在中部形成集聚核心,文旅融合力子系统则在综合格局的基础上在东南部形成两个集聚核心。(4)从影响因素看,市区GDP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最强,第三产业增加值次之,交通设施、科教文卫单位数和城镇化率的影响作用不明显。

西安市托育服务资源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核密度估计、最邻近指数法、Kriging空间插值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量化方法,探究西安市2016—2023年托育服务资源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西安市托育服务分为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爆发增长阶段3个发展阶段,由三核心发展为多核心聚集,主要集中在碑林区、雁塔区、未央区。(2)托育服务资源在西安市呈现集聚分布,集聚程度逐年上升,具有“整体上中心集聚、同时向外发展”的特征,西、北方向是扩展的主要方向。(3)高资本托育服务资源主要向商业区和高等院校聚集,呈现出4个高资本热区,这些热区未来有机会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托育服务资源。(4)人口因素、教育因素和行业因素显著影响托育服务资源分布,而交通因素和经济因素对托育服务资源的空间分布影响较小。

旅游型传统村落用地与空间格局演变微尺度分析——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基于Google Earth高精度遥感图像,运用参与式乡村评估、ArcGIS空间分析、空间句法等方法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中村庄用地功能及村庄空间格局的演变,探讨旅游干预对村庄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2—2022年袁家村空间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表现为土地利用类型由村民生活生产主导转变为旅游发展所需,致使村庄空间结构由村民居住空间为中心的单核心放射状转向旅游空间为主的多核心密集型;(2)乡村旅游促使空间关系网络趋向复杂化,同时在土地功能细碎化过程中村庄交通空间的稳定性和空间结构主导性凸显;(3)袁家村空间格局演变受市场需求和政府调控等多方面因素推动,村民的积极响应和空间功能的理性更新是其中关键作用力。

西安市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演变及影响因素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是城市土地利用状况和空间活力的综合反映,轨道交通站点与城市用地的协调发展对于缓解交通拥堵压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运用信息熵、优势度、均衡度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2011—2020年西安市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安市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呈现波动上升、中稳外变和混合主导的演变特征,商服功能、到城市中心的距离是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演变的主要因素,其中,商服功能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的混合度呈正向影响,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的混合度呈负向影响。规划期城市空间格局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具有重要影响,建设期地区经济水平成为关键因素,运营期商业服务业则成为推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演变的主要力量。基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演变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探究,有助于优化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区域土地利用和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活力。

浙江省旅行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旅行社影响着旅游产品的空间串联及整合,分析其在特定区域内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对进一步提高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提升旅游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建立包含2277个旅行社点要素的浙江省旅行社地理信息系统,运用最邻近分析、缓冲区分析、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究浙江省旅行社空间分布特征,并利用多元逐步线性回归方法探索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浙江省旅行社空间分布存在集聚特征,形成了1个高密度区(杭州),两个次高密度区(宁波、温州)。空间分布特征表现为单核心,带状连片分布,沿海多,内陆少。旅行社表现出以县级居民点为中心的距离衰减规律。常住人口密度、出口总额、第三产业产值、3A级及以上景区密度对旅行社空间分布有显著影响,出口总额为负相关,其他为正相关。

沿海省份城市发展活力评价及其互动关系研究——以副省级城市为例

以德鲁克社会创新为理论基础,基于城市内三大行为活动主体构建包含人居环境、营商环境、治理环境系统的发展活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多因子分层动态激励模型对2006—2020年我国沿海省份8个副省级城市的发展活力进行评价,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测度并分析3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情况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各城市的发展活力由高到低依次为广州、深圳、杭州、南京、青岛、宁波、大连、厦门,城市间发展活力综合评价结果两极分化明显,营商环境是影响城市发展活力提升最重要的因素,人居环境次之,治理环境最小。(2)8个城市的耦合协调级别不高,整体处于失调类型。(3)3个系统间相互作用,但其发展水平主要受自身影响。其中,人居环境系统显著受其他两个系统影响;营商环境系统受治理环境系统影响较强;治理环境系统主要依靠自身调节,受其他系统的影响较小。

复杂网络视角下京津冀晋鲁豫地区PM_(2.5)的相互作用特征及归因分析

为实现空气质量的有效监控,从复杂网络的视角研究PM_(2.5)的相互作用,在传统复杂网络的基础上,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确定京津冀晋鲁豫地区城市间PM_(2.5)作用关系,引入生物学中的营养一致性理论,探索PM_(2.5)网络层次特征,从经济社会因素和气象因素两种视角,对京津冀晋鲁豫地区PM_(2.5)复杂网络特征进行归因分析。结果发现:京津冀晋鲁豫地区PM_(2.5)具有显著的空间网络特征,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传输关系复杂,不同季节之间PM_(2.5)网络的稳定性不同;相比于高中介中心性节点,城市春秋两季网络的效率对度中心性高的节点更敏感,冬季则对二者的敏感程度相近;北京、郑州、济南、太原4个代表城市的PM_(2.5)浓度与经济社会因素之间有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与气象因素之间则存在不同强度的长程正相关性特征。

流域视角下安徽省传统村落时空格局差异性研究

选取安徽省内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演化差异性并探究影响传统村落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在时间维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传统村落差异明显。淮河流域经历“萌芽期—雏形期—形成期—饱和期—平缓期”,传统村落以农耕生活方式平稳发展。长江流域经历“萌芽期—雏形期—发展期—转变期—鼎盛期”,传统村落以经商生活方式迅速发展;(2)在空间维度,传统村落重心迁移路径均为由北向南,但空间格局特征差异性显著。淮河流域传统村落主要聚集在耕地密集的淮河北岸但聚集度较低,分布聚集度先减小后增加。长江流域传统村落显著聚集在长江南岸,分布聚集度持续增加;(3)两流域内传统村落均主要分布在低海拔、低坡度、邻水系及气候适宜的地区,不同历史时期气温和降水是影响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长江流域传统村落受高程影响程度高于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内现存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受地均GDP和人口密度影响程度高于淮河流域内传统村落。

京津冀产业结构演进的碳减排灵敏度分析

以产业结构优化助推京津冀稳增长与碳达峰目标协同并进为研究目的,运用岭回归探究京津冀产业结构演进的碳减排灵敏度并筛选调控路径,预测减排潜力,验证协同减排效应。结果表明:(1)提升第一产业比例及第二、三产业劳均产出有助于北京、天津提前碳达峰;提升第二产业比例及劳均产出有助于河北提前碳达峰。(2)北京、河北调控后的减排潜力显著提升,说明两地可协调推进增长和减排,天津则难以协调。2030年后,京津冀调控后的减排潜力在50%以上,说明降低碳强度主要依托于产业结构演进。(3)随着京津冀产业结构高度协同演进,产业协同趋势显著,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呈倒“U”型趋势,优化京津冀产业结构高度可为区域协同减排赋能增效。

南水北调中线受水区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及节水减排潜力

采用非径向、非角度SBM-DEA模型测算2015—2021年南水北调中线受水区20个城市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探究其时空演变规律,并分析各市节水减排潜力。结果表明:受水区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总体呈现以京津冀、郑州两大都市圈为核心向外围逐渐递减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模式以及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京津、河南、河北的空间分异规律;2015—2021年受水区全要素水资源绿色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仅实现了最优效率的70%~85%;不同城市节水减排潜力差异显著,空间上呈现“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

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时序演化特征研究

首先,定义光伏产业政策叙事的3W框架,抽取光伏产业政策结构化内容,基于词频-逆文档算法,挖掘2011—2022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关键词;其次,采用共现网络方法,可视化分析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最后,耦合时序要素,对应分析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焦点。结果表明:2011—2019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聚焦于推广分布式光伏应用、解决光伏消纳等问题,而2020—2022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逐渐转向提升储能、保障消纳等方面。省域政策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度较高,政策主题基本保持一致,但省域政策会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施策,各地发展方向均有所侧重。从对应分析来看,不同阶段国家政策的叙事主题以及不同阶段省域政策的叙事主题均存在显著差异。省域政策年际间衔接紧密,政策执行力度强,政策寿命长;国家层级与省域层级的叙事主题和时间变量之间都存在非连续的局部相关性。

平原县域集市村特征及其对村镇规划的启示——以河南省宁陵县为例

明确集市村空间分布特征、发展条件与潜力是科学定位其在村镇聚落体系中功能的前提。以豫东平原宁陵县为研究区域,从空间分布、资源规模等多个方面,采用空间分析法、景观分析法等多种手段,将72个集市村与274个非集市村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平原县域集镇布局基本符合“六边形”格局;(2)集市村多位于行政边界地带,是二级中心地远距离辐射不足的补充;(3)集市村居民点用地更加集聚高效;(4)集市村交通区位优势更加明显,人力资源、土地资源更加丰富,非农产业发展基础更具优势,基础设施条件更利于现代农业发展,且综合发展潜力更大。鉴于此,在村镇规划与建设过程中,集市村可以作为仅次于集镇的重要节点。

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海运网络的结构特征分析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基于AIS轨迹数据和复杂网络分析法,分析全球海运网络的整体和局部结构特征,探究海上通道的枢纽作用以及区域海运网络的抗毁性。结果表明: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海运网络的动态演变,干散货海运网络的稳定性强于集装箱海运网络和液化天然气(LNG)海运网络。全球枢纽港口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分布和结构性差异特征,中国仅少数核心港口在全球海运网络中具有优势地位。在俄乌冲突紧张局势下,俄罗斯港口在LNG海运网络中保持了一定的竞争力。欧洲地区的直布罗陀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在三类海运网络中起到关键的中介枢纽作用,同时海运网络对于亚洲地区的琉球群岛、新加坡海峡、朝鲜海峡等也具有较高依赖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集装箱海运网络和干散货海运网络、与金砖国家之间的干散货海运网络均表现出较高的发展水平和较强的抗毁性。

城市职购出行距离的影响因素与优化对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职购行为是城市居民重要的消费活动,对其特征及成因的理解有助于完善城市就业中心与商业中心的协调布局,丰富城市生活空间的理论认识。以武汉市为例,运用LBS位置服务数据、抽样调查数据、GIS空间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测度职购出行距离,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居民职购活动以中短程出行为主,职购距离的圈层异质性明显,城市边缘及外围地区职购便利性更差。就业地商业可达性、社会经济属性、就业通勤成本、网络购物习惯等是影响职购出行距离的重要因素。应优先对10余处职购不便问题突出的就业集聚区开展优化,既要推动基于多因素协同的综合优化,也要区别不同就业集聚区职购困难的诱致主因,实施分类型、差异化的改进措施。

耕地种植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基于30个省份案例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中国30个省份耕地种植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结果表明:(1)耕地“非粮化”或“趋粮化”演变是耕地稀缺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种粮劳动力成本、农地流转规模、种粮土地成本、农业机械化作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7个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2)存在生产要素驱动型和规模局限型两条“非粮化”路径,以及耕地资源丰裕—种粮规模化和土地成本诱导—种粮规模化两条“趋粮化”子路径;(3)种粮土地成本上涨是“非粮化”的重要诱因,农业现代化生产体系是互补因素,能够缓解种粮土地成本压力对粮食种植的不利影响;(4)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农地流转规模、农业机械化作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因素相互关联,对耕地种植结构演变发挥联动影响。

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城市数据,采用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以及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对市域尺度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市域人口老龄化整体呈加速加深趋势,但不同区域加深速度存在差异;我国城市人口老龄化表现出相似类型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低-低型集聚城市主要位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以及广东省,而除了成渝地区和江苏省部分城市外,其他大部分高-高型集聚城市在考察期内发生了跃迁;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整体差异在考察期内有所扩大,区域内差异增减变化不一,而区域间差异多有明显扩张,人口老龄化整体差异及其变化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2010年我国城市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受老年人口惯性和人口流迁的影响,2020年除老年人口惯性和人口流迁的影响进一步强化外,人口密度、前期人口生育率和育龄妇女占比等因素也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

基于海洋产业的城市创新网络特征及邻近性分析

基于2000—2020年海洋产业合作申请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城市创新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格局和邻近性机理。结果表明:①拓扑结构方面,2000年和2001年城市创新网络不具备无标度网络特征;2002—2020年,网络规模逐渐扩大,城市间合作增加,网络以2011年为分界点由松散转为集聚阶段。网络的无标度特性和小世界性逐渐明显,并由“双核心”结构逐渐发育为以北京为单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②空间格局方面,核心城市和中介城市均表现出区域性特征,主要集聚在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城市创新网络形成了以三角结构为支撑的四边形空间格局。③城市专利合作由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扩展,但海洋产业的科技创新主要依靠深圳、青岛、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和北京、武汉等少部分内陆城市。④社会邻近性对城市创新网络的解释力最高,地理距离对城市合作的限制作用逐渐减弱,不同邻近因子间均存在非线性增强的两两交互作用。

基于PLUS-InVEST模型的陕南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多情景模拟与碳储量评估

在PLUS模型中纳入POI驱动因子并利用LASSO回归进行驱动体系筛选与精度验证,设定自然发展、经济保护与生态保护3种情景,利用筛选后的驱动因子模拟2030年各情景下陕南地区的土地利用格局,利用InVEST模型分析2000—2020年陕南地区碳储量的时空分异特征,探讨不同发展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对陕南地区碳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陕南地区的建设用地面积由23648.49 hm^(2)增长到78000.21 hm^(2),侵占了耕地、林地和草地的生存空间,使其分别减少了39415.05 hm^(2),8787.51 hm^(2)与17476.56 hm^(2),2030年3种发展情景下的建设用地均保持扩张的趋势。(2)在PLUS模型中加入POI驱动因子且利用LASSO算法筛选驱动因子有效提升了模型的精度与运行效率,模型的Kappa系数和OA系数分别提高了2.53%和0.20%,更精准地模拟了建设用地的分布情况。(3)2000—2020年陕南地区碳储量总量呈下降趋势,由2.1887×10^(9)t下降至2.1775×10^(9)t。2030年经济保护情景与自然发展情景的碳储量总量均小于2020年,生态保护情景下的碳储量总量最高,达到了2.1830×10^(9)t。(4)生态保护情景更有利于陕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以陕南地区平均碳密度分区分布为基础,可为陕南地区分区发展与区域碳收支平衡提供参考,对未来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对区域碳储量的影响和双碳背景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