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立法路径

当前,为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成为重要的破局之策。然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立法远落后于实践需求,是否立法以及如何立法仍成为悬而未决的难题。在立法条件方面,理论依据的充分、经济条件的具备为授权运营立法提供了可行性,而数据增值、企业利用、政府治理、国家愿景等需求,均证实了立法的必要性。在立法模式方面,权衡中央立法模式和地方立法模式的利弊,应推行“地方先行先试”的立法模式。在具体制度实现方面,地方立法应秉持效率与安全并重的立法理念,采用实用性立法结构,授权主体内容应设计为统一授权模式,运营主体内容应将基本业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设置为准入条件,以法定情形和约定情形设置退出条件,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内容应遵循以混合分类法分类、以敏感程度分级的标准,安全监督与管理内容应以安全和效益为监督考核标准。

情境、权力与技术:乡村动员式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江苏省T村空间治理实践的考察

在乡村软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以互动协商为特色的动员式治理成为基层推进乡村振兴的常用方式。对乡村动员式治理作全过程的解构发现,情境、权力、技术是理解其发生逻辑与运行逻辑的关键要素。“弱压力—高风险—低配套”的制度情境与强阻力的生活情境共同构成了动员式治理的发生条件,国家与社会互嵌从组织基础、认同基础、社会基础层面提供了动员式治理的权力基础,价值、关系、资源、制度等动员工具的技术化配置塑造了动员式治理的运作风格。从本质上看,动员式治理的过程同样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持续再生产过程,其兼顾了科层有效性与社会有效性,是柔性转向情境下乡村治理机制的一种理性表达。

共生与推拉: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实现路径——基于全国46个优秀案例的扎根研究

作为一种创新的治理模式和实践路径,“百县千乡万村”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顺应时代要求而生,蕴含并延续了典型治理的内在逻辑。基于扎根理论,选取《全国乡村振兴优秀案例》中的46个权威案例进行3级编码,构建双驱动式金字塔模型以阐释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共生单元是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的行动主体,共生环境是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的现实场域,共生界面是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的互动逻辑,共生动力是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的双重驱动。基于现实挑战,应构建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成效评价机制,走人、地、业耦合发展之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治理环境再造:理解技术化背景下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一个视角

近年来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技术应用不断深入,其实践效果通常是以一体多面、整体局部差异明显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技术治理的内在变化与政府治理逻辑的根本性变革均引人关注。从中观层面看,技术使政府治理向形式简化、责任共担、监管渗透等方向转变,并导致超越传统科层制的制度控制、条块权力调整的结构重塑、合法性转移的价值置换等结果。基层政府所处的治理环境由此发生了全面的颠覆与革新,正面临着灵活性受限、自主性下降、正当性模糊等困境。技术改革的积极推进应适当考虑基层政府的技术适配性,通过对一线治理主体赋能来加强和引导技术治理,从而实现持续性基层善治。

“项目进村”何以形成制度同构效应——基于河北省秦皇岛市B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的调查

“项目进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目前,“项目进村”对乡村的制度性干预机理尚未获得深刻阐释,特别是“项目进村”如何影响长城村落治理尚不清楚。河北省秦皇岛市B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表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通过“项目进村”对长城村落治理形成制度同构效应。制度同构负效应的产生过程,以长城村落治理困境为前提“,短期项目制”导致行政机关官僚治理行为与绩效追求的非理性症候;制度同构正效应的释放方式,在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制度体系优化长城村落治理结构,“长期行政发包制”促进长城村落治理理性的生成;制度同构综合效应的实践表征,体现在村民自治是以长城村落的自然资源禀赋约束、空间局限与发展问题为出发点,形成“集体唯实主义”的村庄治理机制与行动逻辑“。项目进村”的制度同构效应既要与西方科层制相照应,更应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体现乡土实践经验本位特征,为优化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启示。

乡村治理监督的内化机制及其调适路径——以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Z村为例

治理监督是促进乡村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随着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监督要素日益深入并内化到乡村治理过程中。从实践来看,治理监督的内化包括完善基层组织、凝聚治理共同体、形成规则共治等3个阶段。其中,组织继替的筛选机制、公共信任的整合机制、规则治理的约束机制是其得以内化的实践机制。当前,乡村治理监督内化面临组织持续继替难以保证、协商自治空间难以维持、主体共治意识普遍不强等现实困境。因此,需要引导后备人才返乡生活、释放基层治理协商空间以及提升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以保障“监督治村”的常态化与实效性。

“钟摆逻辑”:有限结构化的村务工作模式——基于湖北S村的经验研究

我国村级组织具有复杂性,在村务工作的组织模式、规范要求和具体内容等层面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发现,基层的村务工作呈现出明显的“钟摆逻辑”,即面对常规任务和特殊任务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在处理常规任务时,运用分工合作的模式,将任务进行条线分割,主要采用坐班制、固定工作场所及规则治理等手段;而面对特殊任务时,则结成“行动班子”,以团结合作、工作动员等方式来应对。这种在常态模式与动员模式之间的切换使得村务工作处于有限结构化的状态,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逻辑转向、现实障碍与优化路径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对于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职责同构是我国政府间关系的鲜明特点,也是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研究基点。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具有基础性地位。随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应转变传统的逻辑定位,明确职责同构的现实合理性与制度优势,秉持“有而向优”而非“打破”的逻辑定位。在“优化”逻辑的基础上,检视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碎片化”障碍并尝试从条块关系、职责配置、权责分配、制度化分权等方面探寻诱因,通过规范基层政府权责清单、建立党建引领职责协调小组工作机制、激发相关行动者的建设动力等,推动优化基层政府职责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透支型发展的逻辑与风险

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通过运动式治理推进乡村“强富美”建设,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在有限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承担高标准乡村建设的成本,负债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应对策略,由此形成乡村振兴中的透支型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透支型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弥补资金不足,更在于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制度外行动空间,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体现为地方政绩以及市场化导向乡村发展的双重逻辑。作为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发展行为,透支型发展隐含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乡村发展悬浮、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等风险。应警惕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振兴透支型发展策略取向,回归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稳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行政激活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

作为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组成部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正在各地展开。调研发现,囿于“服务者角色”对“规制职能”的替代、“技术性治理”对“地方知识”的拒斥、“控制权下沉”对“政策转化”的限制,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行政支配造成“自治”及其背后的农民主体处于“被围困”状态。为此,应创设村庄自治机制和支持结构、实现行政服务和规制职能统合,塑造知识民主观念和沟通机制、完成行政技术与地方知识适配,厘清乡村关系和做好政策转换、保证行政治权与自主治理有效等,以达成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有效、有力和可持续。

双向驱动: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基于西安市高新区Z社区的调研分析

在风险社会与数字时代叠加的背景下,推进城市社区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是夯实国家安全根基、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关键路径。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是负向推力和正向拉力双向驱动的结果,且正向拉力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传统应急管理模式下城市社区所面临的能力、协调和回应等方面的困境和难题负向推动着社区寻求数字技术的支持;另一方面,当前数字中国战略的全方位推进在技术、组织和环境等方面为数字技术嵌入社区应急管理过程提供了正向拉力。负向推力和正向拉力深度耦合,共同驱动着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向数字化方向迈进。

驱动型统合: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一个理论阐释——基于全国98位“第一书记”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发展相对落后乡村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也是社会变迁背景下复杂性治理的重要场域,多元共治是此类场域的理想治理模式。通过选取全国98位“第一书记”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出驱动型统合治理概念,用以阐释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实践机制及内在逻辑。具体而言,在乡村治理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人格化代表的执政党运用包含赋权型统合、经营型统合和动员型统合三大实践机制在内的驱动型统合机制,激活了乡村的政治势能、经济动能和行动效能,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共治格局。这体现了“政党驱动社会”的内在逻辑,意味着政党统合力与社会凝聚力之间是交融互促的双向驱动关系,由此共同构成了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久动力。

科层压力、变通执行与基层减负——基于中山市T镇的调研分析

在不断加强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情境下,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不仅使基层部门所承担的工作量远超制度文本所规定的任务要求,也导致中央为基层减负的政令执行面临诸多挑战。在科层制体系中,上级政府通过权威推动,以强化问责的方式施加执行压力;基层部门不断自我加码,以拔高考核指标来预留弹性空间;对基层干部实行动态考核,以不定期督查的方法监控全过程,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链条。为了缓解考核任务的压力及规避被问责的风险,上级政府与基层部门签订责任状分级避责,纵向部门通过讨价还价来减少自身工作量,横向部门采取合谋应对模糊执行的变通策略。这种选择性执行方式不仅弱化了中央政令的权威性,也导致为基层减负的政策在执行中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权力配置逻辑——基于功能主义的分析

开发区作为培养经济增长点的载体,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不明,出现运行机制不畅通、合法性控制方式不足、人员结构复杂等问题,其合法性困境是规范主义无力解释能动型行政的结果,同时是改革开放赋予开发区“先行先试权”对法秩序稳定性的突破。目前,对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身份的合法性要求难以通过预设型的规范主义路径完成,可以通过秉承实践理性、演进主义的功能主义方法对其施以有效控制,从而完成对其权力配置的合法性解释。

乡镇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及其实践逻辑——基于管区制度的案例研究

通过乡镇治理结构调适提高基层政府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W镇的管区制度为例,探讨乡镇政府治理结构调适的实践过程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通过管区制度再造科层组织结构,实现了基层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统合。在此基础上,乡镇政府借助管区制度推动任务执行,形成统筹包干制的治理策略,充分调动了乡镇干部的治理积极性。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体现了乡镇政府的多重实践逻辑,即党政体制对组织结构的调适、基层治理对一线治理的适应以及治理成本与有效治理的平衡。治理结构调适说明乡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源于基层党政体制的弹性与制度空间。

规则调适与统合式治理:社区治理秩序的生成及实践逻辑

社区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统合式治理特征。统合式治理是指社区“两委”组织灵活调适行政规则、情理规则及法理规则,塑造出多元且具有弹性的社区治理秩序。制度赋权、社区“两委”组织的多重身份、治理空间的多重属性是统合式治理生成的基础。“行政—情理”型秩序、“行政—法理”型秩序和行政主导型秩序是社区统合式治理的3种典型秩序类型。在“行政—情理”型秩序中,行政规则与情理规则形成了耦合关系,行政规则吸纳并运用情理规则,以情理规则辅助行政规则的实践;在“行政—法理”型秩序中,行政力量以制度激活、人员嵌入、行政赋权的方式推动法理秩序的建构;在行政主导型秩序中,行政兜底前提下的制度供给、规则培育是其基本特征。党组织的元治理机制、社区简约治理机制是社区统合式治理的基础性机制。对情理规则的过度青睐以及对法理规则的忽视是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的误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处理好行政规则、情理规则与法理规则之间的关系是构建健康和谐社区治理秩序的关键。

《地方治理研究》入选“2024 BIBF精品期刊展”推荐期刊

2024年6月19日至2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地方治理研究》在中国期刊协会承办的主题宣传精品期刊遴选中脱颖而出,入选“2024 BIBF精品期刊展”推荐期刊。

转型社区治理中村民小组长的角色定位及其形塑机制——基于景苑社区的案例分析

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集中上楼形成了多种形式的转型社区,这些社区如何治理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景苑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作为一种乡村“次级治理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小组长在社区转型中的角色非但没被削弱,反而有所强化。在转型社区尚未建立统一组织体系的现实情境下,村民小组长的延续既保证了新社区的正常运转,又实现了原有村庄共同体的再联结。村民小组长在新的场域中扮演着“内生性意见领袖”的角色,具有信息来源广、影响力大、责任感强等特征,承担着传递信息、动员村民和平衡利益的功能,而这一角色的形塑是行政吸纳、村民期待以及角色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借助村民小组长角色功能的发挥,转型社区实现了有序运转。

“以威化危”:“批示型”行政及应急治理文化塑造

作为超大规模国家破解复杂治理负荷难题的重要决策方式,领导批示在中国政治发展和制度创设中形成了特有的“以威化危”模式。在对65起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领导批示内容分析后发现,“批示型”行政展现了应急响应效率指向和铸牢安全价值取向的重要功能,凸显了高效化解风险的溢出效应。面对不同危机治理场景的挑战,“批示型”行政呈现“回应助力”和“共识牵引”的内在运行逻辑链接,进而塑造了“价值凝聚”和“符号外输”两种应急治理文化,且彼此相互交织,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政治决策的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地方行政自主性有限、公众行动偏好情绪化等约束。应将批示置于具体行政场域中,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与高质量文化发展价值视域,建构“集思广益”与“一锤定音”效能累积叠加的可持续机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应急治理文化有机融合。

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的逻辑框架、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相较于以单维规制和事前监督为基础的传统监管制度,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不仅搭建以“结果”为导向的规制体系,也强化过程监管和标准规范建设;不仅寻求监管主客体之间的正向博弈,也推动监管工具的优化应用。显然,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是有效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与维护老年人养老权益的重要保证。当前,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面临着监管机构设置失位、监管职权配置失衡、监管机制运行失范、监管手段应用失当等现实困境。为此,可通过创新养老服务监管机构设置、优化养老服务监管职权配置、健全养老服务监管运行机制及改进养老服务监管工具手段等举措,不断健全完善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