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理事介绍

殷企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英语教授、副院长，兼任浙江省外文学会会长。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外国语》、

回顾与前瞻——谈外国文学教学问题

我这里说的“外国文学”不包括高等院校某一外语专业开设的该国文学课程(例如英语系开设英国文学、法语系开设法国文学),而是指远远超出某一国家的“世界文学”课程。解放前高等院校设置这一课程的不多,而中文系则极少有讲授此课程者。解放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自五十年代起全国高校中文系普遍讲授“外国文学”,以后各地师专中文科也都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不但教育部正式确定外国文学为高等院校中文系科必修课程,甚至函授和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也都把它列为必修科目,不可谓不重视。外国文学在我国高校中文系科(有的学校外语系也一样)成为一门主课,出现了空前繁荣景象,这是十分可喜的事。

一本必备的学术读物

初次接触《外国文学研究》,是在大学二年级学外国文学的时候,至今已有九个春秋了。说真的,当时我仅仅是涉猎。连我自己都末能想到,《外国文学研究》竟然成了我的良师益友。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翻阅《外国文学研究》是带着迫切的功利性的。大学时代,我把《外国文学研究》当作学习外国文学课的辅助读物。在我看来,我们所学的几本外国文学教材,无论是作品选读还是文学史料其阐述都是单一性的,无非是作家生平。

《外国文学研究》之友专页

“专项奖”出台,意在落实“普及外国文学知识,提高研究质量”的“之友”活动宗旨,提倡短稿。首期“南素贞纪念奖”反响热烈,将在明年第一期揭晓。本刊目前正委托李先兰等建立世界华人华文研究资料档案。初步分析表明:国内此项研究已趋“热门”。既有世界华人华文文学的概观研究,也有作家作品的专门研究。其中对港台、新加坡。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务工作报告

同志们: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我们曾聚会于南国的花城——广州,畅叙获得第二次解放后的喜悦心情,共同讨论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八年规划,正式成立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欢聚在川西平原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成都,一起来检阅我们两年来的成果,探讨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短短四年里,我们能有这样两次全国性的聚会,这件事的本身。

读周立波遗稿有感

前不久听说,已故作家周立波同志有一份遗稿,是关于域外的许多著名作家和光辉作品的研究的.兹已征得立波同志的爱人、林兰同志同意,将该遗稿的全文八万余字,交给本刊,悉按原文,手稿原样,分为三期连载,从本期开始,于今年年内全部登完.这份遗稿是林兰同志收藏并亲手加以整理的.别的几位同志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本刊编辑部在发表时又对它作了一些查对、校订、补译、以及注释的很不完备的工作.我们感到,这份《立波遗稿》真正是我国近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文献,更是一件迩足珍贵的美学的瑰宝.能发表这份遗稿,本刊引以为荣.

社会意识形态与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以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的三个译本为例

本研究通过描述外国文学中译本在转换策略上的特点,客观分析了外国文学译介过程中本土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转换策略的影响,从而深入探讨了译入语民族文化语境与外国文学译介的关系,有效认识了外国文学在译介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冲撞与和谐。本研究通过统计分析我国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三个外国文学中译本中包含意识形态的语言内容在转换行为上的特征,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本土社会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宏观文化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影响作用;2)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对译介转换的“改写”程度及“改写”方式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此项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社会文化语境对外国文学译介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内在特点有效认识文学系统背后的社会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结构。

《外国文学研究》与莎士比亚情结——兼及中国莎士比亚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杂志自 1 978年 9月创刊迄今 ,一直努力促进国际莎学持续走向中国和中华莎学迅速走向世界 ,在介绍域外莎评的同时 ,经常组织、选发富有中国学者文化意识特性与东方视角的莎评 ,参与中西古今的“莎评对话” ,由此提供了莎学研究的一个中外交流平台。追溯中国学者研究莎士比亚的足迹 ,主要目的是为了牢固地把握与时俱进的莎学的求实创新的现在 ,更好地开拓中华莎学繁荣昌盛的未来。在这里 ,历时性的解说与共时性的评析相互交织 ,彼此关照。

文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六年前,一次偶然机会到已故杨周翰先生家中求教时,看到一本《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便随手翻阅了几篇文章,哪知一读便爱不释手。当时正值我讲授英国文字史及作品选读,真是天赐良机,我庆幸找到了良师益友。从此,我和《外国文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她忠实的读者。

访朱维之教授

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历来有两支队伍,一支来自中文系,理论素养较好;另一支来自外语系,语言能力较强。两支队伍各有所长,互有不足;长期独立作战,影响着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迅速发展。谈起了这个问题,朱先生很有感触。他认为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首要问题是端正思想,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清醒地意识到各自的优缺点,相互帮助,取长补短。中文系的这支外国文学队伍是一个优秀的队伍。七八年周杨同志在广西会议上曾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多年中是中文系把外国文学研究支撑和坚持下来了,他们是有功劳的。至于相互融合的具体措施,朱老认为师资问题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外语系要引进文学教师,授课加强深度,不但要介绍基本的知识,还要教给学生方法。

访杨周翰教授

六月十八日傍晚,我们拜访了到南京参加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前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授杨周翰先生。繁忙的学术及各项事务活动使得杨先生略显倦容,但他仍亲切地接待了我们。大家首先谈起了有关比较文学的一些问题: 问:现在国内对比较文学慨念的认识有点模糊。您是怎么看的? 答:比较文学是跨国界、民族、语言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为比较而比较的研究,没什么成就。通过比较,应该对比较的双方增加更多的了解。比较文学还处在一个流动的状况,还有待发展。比较研究可以是跨学科的,如将中世纪骑士文学与大教堂比,相得益彰,它们都是同一个时代产生的;还可以作影响研究,说出一个道理,如鲁迅接受了俄国作家的影响,使他创作发展起了什么变化等。比较文学应寻求规律性的东西。

访许汝祉教授

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期间,研究会付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汝祉先生在大会作了题为《两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学术报告;小组讨论时,他还在文学理论及比较文学组作了发言。许先生的报告和发言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编辑部记者为此采访了许先生,请他发表自己的感想。以下是许先生的谈话: 《外国文学研究》自创刊以来,发表了不少严肃的好文章,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同志的文章。你们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比如在讨论西方现代派问题上,就做了很好的工作。以后我们要与你们这个杂志加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