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程估价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探索

建筑工程估价工作对估价师的法律意识、工程伦理意识和专业综合应用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因此在建筑工程估价课程的教学改革中,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实现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必须加强线上线下平台资源建设,融教室、工作室、实验室、实践基地于一体,为学生提供全过程、深层次、研究性、个性化的学习环境;应有效开展基于项目教学和研究性教学的线下线下混合式教学,充分提高学生解决实际复杂工程造价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应在课程考试中适当加大综合应用型试题比例,引导学生注重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

新工科背景下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举措,在新工科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工科专业课课程思政主要存在思政元素挖掘不充分、教学方法不恰切、教学评价不全面等问题,通过合理设置教学目标、构建思政元素库、改进教学方法、完善教学评价等方式,可以有效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效果。

2024年中国叙事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问世30周年,进一步推动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一中国话语体系的叙事文学研究范式向纵深发展,2024年6月7日至9日,中国叙事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海内外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次研讨会的系列活动与成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深化和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卢梭的立法者难题及其中国解决方案

卢梭认为,立法者承担着塑造政治生活方式和塑造人民的职能,其行动原理是公意。不过,卢梭在其政治理论中引入独立的立法者,却产生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确保人民和立法者关系的统一。立法者不是人民本身,如何确保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正是人民自己想要的法律或者确保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就是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卢梭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中国的立法实践从实质上初步解决了卢梭的立法者难题,既能保证人民成为真正的立法者,又能保证人民制定的法律符合公意。

语言社会动员功能的发挥机制——基于抗疫标语口号的话语分析

社会动员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重要环节,语言具有重要的社会动员功能,标语口号是社会动员的重要语言媒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动员性话语通过突出防控要求、防控姿态、信息甄别、制度政策等主题内容,完成通告普及、安慰鼓励、劝阻禁止、告诫警醒、倡导宣扬、致敬感恩等语义功能。在话语实践中,动员性话语有必要采用策略性框架达到凸显、强调的动员效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语言社会动员的话语建构机制是在基本的情感动员的基础上配合知识动员进而开展行动动员,目的是构建广泛的话语共识,实现预期动员功能。

陶渊明在苏州园林的“逍遥游”

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其人生达到了“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其涉园悟道,脱然畦封;其诗书自适,望古遥集;其寄意云山,委运大钧。幸运的是,在苏州园林中,随处可以感悟到陶渊明的生存智慧。若潜心游览苏州园林,便可以与陶渊明一起作一番逍遥游。

民国诗学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在中外学术交流融合的背景下,民国时期产生了大量关于“诗学”的学术著作,标志着中国诗学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西新旧诗学都融入了现代化的学术体系。民国诗学对中国文学传统既有继承,又有超越。这种学术上的“超越”主要表现在新旧融通的诗学理念、由创作论向本体论的拓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理性和艺术性兼具的学术语言四个方面。民国诗学处于从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学术的重要转型期,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庄子故事演变及其在欧洲的传播

庄子是中国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作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为人们所熟知,还常常以一位超凡脱俗的智者和隐士形象出现于后世小说、戏曲和说唱文学中。在中国,庄子故事经历了一个由哲理故事逐渐演变成世俗修道故事的过程,而后又经传教士的译介流传到欧洲,并为不少作家借鉴和模仿。运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庄子故事流变及其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可见同一故事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所体现的不同主题思想和时代文化精神。

以赛亚·伯林对马克思的批评及其局限

作为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捍卫者和复兴者,以赛亚·伯林在其学术生涯中对马克思既给予了充分关注,又做出了激烈批评。在人格上,伯林把马克思刻画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复仇者”形象;在理论建构上,伯林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历史先知”的形象;在理论后果上,伯林把马克思描述为一个“极权者”形象。伯林对马克思人格的刻画并不完整真实,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理解存在错误偏差,对马克思理论后果的评价充满偏见与不公。同时,伯林的批评也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启发我们要审慎对待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要在承认消极自由的基础上追求积极自由、要重视个体责任和自由选择。

论木斋“文学中国”概念的哲学思想及其意义

木斋指出,“经学中国”是反个性、反自由的,与人性相违背,而“文学中国”则是人性受到“经学中国”排挤、压抑之后生成的审美形态,它的精神内核是人性。“文学中国”概念不仅不认为古典文学是否定性的,而且还宣称它是中华文明体遗留的仅存的瑰宝和财富。中国古典文学是人类生命在经学化生活的苦海里挣扎留下的痕迹,是生命按照人性法则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的证据。总体而言,“文学中国”这一概念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古典中国的一种价值判断。

基于共生理论的自主选学教师培训模式建构

将自主选学教师培训对象化、功能化的理论视野忽视了它的本质,不利于培训模式的科学建构。基于共生理论的自主选学教师培训模式将教师培训置于时代叙事和国家故事视野下,将区域协调发展、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时代使命与教师职业素养提升的个体需求统一为一个整体,通过个体自律的私人空间与社会限制性的公共空间共生互动生成的情境空间与意义空间,建构“自体式”自主选学教师培训模式,以践行、探问的方式确保自主选学教师培训的效果,最终创造和实现当代教师培训的价值和意义。

新修《民事诉讼法》中的网络侵权管辖研究——兼论涉外民事诉讼管辖规则

我国现有网络侵权纠纷地域管辖规则难以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利益的平衡、司法资源与秩序利益的平衡、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2023年《民事诉讼法》以适当联系为补充根据扩大了平行诉讼的可能性,以先受理和不方便法院的混合规则强化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涉外网络侵权纠纷管辖规则的不确定性。国内和涉外民商事纠纷管辖规则均为民事诉讼管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均具有民事诉讼本质和涉网特征,由此构成了网络侵权纠纷管辖体系的重塑动因。为解决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差异、新兴权益保护的迫切需求、管辖规则与其他诉讼制度的衔接问题,应根据涉网程度不同,重塑“非网—弱网—强网—专网”的多层次管辖体系,以平衡网络侵权纠纷主体诉讼能力的差异,实现法院案件审判全流程的制度衔接,兼顾国内与涉外管辖规则的有机结合。

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错误言论——以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为例

从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来看,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及其所占有的土地、财产,肆意对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贪婪成性、凶狠残暴、作恶多端。大量事实表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根本没有什么合理性,地主也不是什么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广大农民在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生活困苦、饥寒交迫,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就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马克思何以推荐巴尔扎克《玄妙的杰作》

《资本论》交付印刷后,马克思向恩格斯推荐巴尔扎克的《玄妙的杰作》,称其充满“值得玩味的讽刺”。该小说讲述弗朗霍费潜心钻研现代主义绘画,却遭受同行的误解与打击,最终焚毁作品并自杀。马克思推荐此小说,正是因为《资本论》大量运用现代艺术技巧,充满现代性批判,艺术风格与弗朗霍费的绘画颇有相似;而后者的创新以“失败”告终,也暗合马克思对《资本论》命运的担忧,该小说可谓《资本论》创作心路的沉重表达。与小说中为谋生而向市场妥协的画家不同,马克思与弗朗霍费拥有坚定的创作志向,表征艺术人文精神对资本主义市场法则的抵抗。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性,可以根据其内容的系统性、结构的完整性和实践的有效性进行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理论主题—哲学基础—理论架构—行动纲领—实践成果”五个层次构成了一个科学体系,充分展现了其在内容上的系统性、结构上的完整性、实践上的有效性。这五个层次是由内向外的递进关系,为整体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提供了一个有效思路。

好读《诗》更求甚解 每达诂必有会心——论许总《诗经诗解》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许总的《诗经诗解》体例精严新颖,解析详辨通达,洵为当代《诗经》学研究的一大力作。其主要特色有:一是回归经学传统,在经学的脉络中阐发《诗》旨;二是极力挖掘《诗经》的文学内涵,呈现经学与诗学的双重意蕴;三是寄寓现实关怀,以古视今,反思历史兴亡,关注社会现实,重寻传统文化之基;四是以诗解《诗》,赓续七绝论诗传统,解《诗》绝句风神绝妙。从学术发展的视野来看,许先生的著作不仅有鲜明的个人治学特色,对当代《诗经》学的推进也有重要的贡献。

论罗蒂希望的哲学与希望的政治

罗蒂的希望理论包括希望的哲学与希望的政治两个维度:前者指从知识到希望的范式变迁,即反对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与基础主义的知识,代之以人类的乌托邦希望;后者指自由主义希望,即宣扬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社会与民主制度。希望的哲学不为希望的政治提供哲学基础,而是提供再描述,以促进自由主义希望的实现。再描述是参与对话的好的预言,是希望的运行条件。与之相应的是,再描述刷新了传统哲学的角色,重塑了哲学家形象。探究希望理论有助于更加透彻地理解罗蒂何以批评费什、哈贝马斯、福柯与马克思等众多学者以及罗蒂与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观念纠葛。

龚自珍的京师记忆与文学书写

龚自珍研究中,空间维度常常被忽略,迄今仅有个别学者论及江南地域文化对龚自珍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北京之于龚自珍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其诗文中留下了许多这座城市的印迹。尤其是其居住和交游的宣南地区,更是留下了龚自珍青少年时期关于亲情、友情、师生情的亲切回忆。京师早年经历激发了他的生命热情,京师生活的某些场景,甚至还滋生出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忧情,长久地影响着龚自珍的精神世界。而燕邯山水峥嵘之气、宣南文化圈中汇聚的八方豪侠之士,也影响着龚自珍的人格建构和文学书写。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深深融入了龚自珍的血脉之中。

先秦至六朝西施故事流变

西施故事由先秦到汉魏六朝经历了漫长的流变,其中西施是否实有、美人计故事的情节演变、西施归宿与下落等相关问题都值得关注。大体而言,西施故事渊源于先秦西汉,定型于东汉六朝,敷衍完善于唐宋。

论杨靖宇河南革命斗争的历史贡献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就通过组织领导震惊中外的确山暴动、建立确山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有力支援了北伐战争,点燃了大革命时期河南革命斗争之火,揭开了鄂豫皖革命的序幕,开启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进程,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过程中,杨靖宇践行和丰富了我党关于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理论,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从杨靖宇的革命生涯来说,河南和东北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河南和东北的革命经历都是杨靖宇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杨靖宇在河南的革命斗争也是鄂豫皖苏区历史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