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传播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其传播路径和方式也被赋予了更多可能性。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深度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路径和方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助力。

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本质上就是“培根”“铸魂”。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唐君毅更关注在西方文化挑战下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大问题,他以“社会文化问题”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旨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套理论上自洽、现实中可行的方案。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必须在承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各有长短的前提下,灵根自植,自作主宰,首先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进而立足于文化的道德理性基础,促进中西方文化的综合融通,将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相互涵摄,纳方入圆,由圆化方,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源于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其问题意识、理论探索和家国情怀都具有独特的当代意义。

数字生命持存与生命政治构序:数字账号的媒介物质性反思

当今数字媒介技术下沉为社会的操作系统,数字账号也成为人们维系数字化生存的基础设施。数字账号是一种由数据关系组成的数码物,也是承载人们数字关系的枢纽与中介,并由此开启了人们数字化生活的周围世界与存在姿态。但数字账号在维系人们的数字存在的同时,也带来了个体存在的外化与非个体化。进而,作为物质性装置的数字账号,构序了一场数字生命政治,账号化意味着数字生命政治的入序,去账号化则意味着数字生命权力的决断与治安处罚,两者共同规制着数字生命的存在方式。

儒家“孝道”思想的新开展

儒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命运究竟是沦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还是“游魂”?如何以时代精神激活儒学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无疑是返本开新的使命所在。为此,《天府新论》编辑部策划了“激活儒学生命力”系列笔谈,拟围绕当下社会尤为关注的孝道、婚姻、生育、教育等热点问题,组织专家学者展开讨论。数月前,凤凰网的一篇《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的文章刷屏,胡泳教授“在做自己和做个孝子之间寻求平衡”的照护经历引发无数人的共鸣。当代社会如何做孝子或者说如何践行孝道,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命题。孙向晨教授认为,要在当代社会呵护“孝道”,需要在现代性结构中找到“孝道”可能存在的位置,正确认识“孝道”是我们克服现代社会个体性危机的力量所在。杨海文教授认为,百善孝为先,世态道德化以孝敬父母为第一义,通过孝敬父母的方式来抵达善的境界,最是彰显了行稳致远、事半功倍的文化自信。白彤东教授认为,孔子以父母与子女的亲情重构了“三年之丧”的封建之礼,在当下社会我们依然可以保守孔子的精神,通过订立新的丧葬礼仪来扶持和强化亲情这种自然情感。笔谈根据主题需要编排次序,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教育新基建对教育支撑体系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域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2—2021年31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面板数据,分析教育新基建对教育支撑体系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在时间维度上,教育新基建和教育支撑体系均持续增长,前者显著正向促进了后者发展,具有动态性;在空间维度上,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在全国层面,某一省域教育支撑体系的发展对其周边省域教育支撑体系的发展均呈负向溢出效应。分区域看,教育新基建对教育支撑体系在全部地区均有显著正向主效应和直接效应,且西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有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西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据此建议,着力构建区域特色分明的差异化发展策略,着力加强教育新基建协同共享,提高“新网络”“新平台”“新资源”“新安全”使用绩效,积极适应并引领教育变革。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

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构建了数据要素市场化、数字人力资本、政府干预、金融支持、市场需求、中小企业发展六个因素驱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研究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检验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的多样性路径。结果发现:一是六个因素均不构成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二是存在三条驱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路径,即“人—企”双驱动型、“政—市”协同驱动型、“人—企—政—市”合力驱动型;三是存在三条制约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路径,即“市—企”双制约型、“数—人—政”共同制约型、“人—企—政—市”全面制约型。建议各地区根据自身发展优势,因地制宜地探索本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

古蜀文明探源系列之十一:何以天府之国:成都石犀与李冰治水

2012年8月,为配合四川大剧院的修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院址所在地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该地块位于成都市天府广场东北侧,这一带曾属于秦汉以来大城的范围,明代时又处于蜀王府皇城的东南隅,历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遗址发现有战国至明清的文化遗存,类型包括灰坑、灰沟、城墙、角楼、道路、排水沟、房屋、水井、建筑台基等,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钱币、建筑材料等遗物。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于灰坑H99中的大型圆雕石犀形兽(下文简称“石犀”)。

太阳神鸟升起的地方:成都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是一个流金溢彩的地方,和四川广汉境内的三星堆遗址同为古蜀文明的“双子座”。如果我们打开一幅四川地图,可以看见在川西平原的东部坐落着成都这座千年古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就曾出现过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古城等多座史前古城。

古蜀文明探源系列之十二西汉成都权贵的生与死:老官山木椁墓

老官山汉墓位于成都市天回镇土门社区附近,地处凤凰山、天回山至磨盘山一线的浅丘地带,南距成都市城区约17公里。此区域的汉墓规格普遍较高,是古人心目中的风水宝地,为成都权贵的集中埋葬区。后世的后蜀国主孟知祥、明蜀藩王等也葬于此,直至今日仍有陵园分布于附近。

成都市商业街船棺与古蜀水文化

船棺葬是人类的一种古老习俗,是先民以独木舟形棺木为葬具的墓葬方式。此俗自先秦以来见于我国南方湖湘、两广、云贵和浙、闽、赣等地,尤以东周时期长江上游巴蜀地区流行的船棺葬引人注目。考古发现的巴蜀地区船棺葬遗存,主要有重庆市巴县冬笋坝,广元市昭化宝轮院,德阳市什邡方亭、绵竹清道和金土村,成都市金沙和商业街、青白江双元村、蒲江飞虎村和雅安市荥经同心村等墓地。其中最重要和最具特色的是位于成都市商业街的大型船棺墓地,从年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可知,乃古蜀开明氏王朝留下的遗迹。下文谨以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对此略加述析。

婚姻在历史与现代背景下的变迁与意义

现代性如同洪流般奔袭而至,冲击着社会的每个角落,时代的巨变带来社会结构的重组,婚姻制度首当其冲。国外信奉所谓的“政治正确”,结婚对象从异性逐步突破至同性、动物乃至非生命体。而中国的年轻一代则在“性别对立”、“爱无能”、高房价、高彩礼等时代症候中表现出不婚、恐婚的趋势,甚至有人奉行“不婚不育保平安”。婚姻日益成为年轻一代难以承受之重,《中庸》所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的婚姻神圣性也面临逐渐被消解之隐忧。《天府新论》本期“激活儒学生命力”笔谈以婚姻为主题,阐发传统儒学的婚姻价值观,探讨婚姻的古今之变,提出儒学的可能应对之方。李竞恒认为,婚姻所承载的那种构建、延续、经营“生命河流”之共同体所带有的古老神性在现代社会被祛魅,现代儒学解决婚姻问题的方式应该是探索研究处于精英生态位群体的成功经验。董卫国认为,新旧杂糅的婚姻价值观与现代生活模式并不匹配,传统儒家对婚姻本质及合理性的理解或许可以成为调适现代婚姻价值观的有益资源。刘青衢认为,儒家古典婚义要旨的现代价值在于,以内在真实的礼义破除对外在物质的偏执,以在婚姻共同体中修养德性破除功利个人主义的危害,以对生生之道的承当破除计较生育得失的短见。笔谈根据主题需要编排次序,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内在机理、风险挑战和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然而,数字经济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数字核心技术仍存在“卡脖子”难题、数字平台垄断与金融垄断相互交织、数字鸿沟与数字极化加剧财富分配失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数字化转型挑战等。因此,充分发挥数字红利需要以新型举国体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让人民共享数字发展红利;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平台争议解决的缺陷及庭外争议解决机制的创新性回应

平台行使私权力作出“警察性”与“法院性”决定并由此对用户采取相应限制性措施而引发的争议,多由其内部投诉系统完成,但“自查自审”存在中立性不足、专业性欠缺、过程不透明、“治标不治本”、公信力较低等弊病,若以司法诉讼机制补缺则又会导致资源错配。衔接于平台内部投诉系统与外部司法诉讼机制之间的平台庭外争议解决创新机制由此应运而生。基于平台治理理念的差异,美国元宇宙公司从企业自治层面通过签订服务、信托协议的方式创设元审查委员会,欧盟则在政府主导下认证并动态监督庭外争议解决机构。两者都有效回应了平台内部投诉系统的诸多缺陷以及司法诉讼系统的资源错配等问题,但各有侧重。除却平台内部投诉系统与传统司法系统,我国现行平台争议解决机制还包括众包式在线争议解决机制与互联网法院,但两者依旧无法全面回应平台争议解决机制的既有问题。我国可考虑借鉴欧盟的创新路径,同时吸收美国元审查委员会的有益规则,在政府主导下创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平台庭外争议解决新机制。

时间变构、时间加速与抽象时间统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病状的诊断与批判

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整体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开启了新的时间地平,而且在商品和资本的社会关系建构中,确立了新的时间概念和架构了新的时间结构,擘画了新的时间规范和竖起了新的时间权力。资本时间化和时间资本化的双重面向打造了时间节约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时间“暴政”和时间加速应运而生并不断增强。自然时间标尺的稳定化和社会时间实践的加速化加剧了资本的时间张力,形成了“急速—静止”的时间矛盾和时间悖论,强化了异在的抽象时间统治。时间的统筹与确权、时间的加速与停滞形成了当代数字社会的时间病症,对数字时间病症的把脉和诊疗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从资本逻辑与时间规划的内在实质关联出发,发掘现实可行的批判路线,并从中导引出将人们抽离普遍的时间剥夺和全面的时间强制的可能解放路径。

源蜀慕楚——新都马家木椁大墓 古蜀文明探源系列之九

1980年3月,四川省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马家公社第三生产队修整晒坝时,意外地在其东北方向发现一座大型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圹平面近方形,长10.45米、宽9.20米,坑壁基本垂直。墓圹的西面有一条斜坡墓道,长8.82米、宽5.50米。墓圹内修建椁室,其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8.30米、南北宽6.76米(图1)。木椁与墓圹间有0.8~1.0米的空隙,靠椁壁填充厚约0.3米的青膏泥,其外则夯以夹沙黄土。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逻辑与理论创新——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

现代国家建构指向国家内部充分整合基础上的高度一体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实现制度现代化。顶层设计围绕制度建设进行,系统集成是各领域制度建设的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协同配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与现代国家建构内在紧密关联,“六个坚持”原则贯穿各领域各方面,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中国改革致力于增强国家一体化的能力,中国共产党也要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尤其是善于驾驭资本。

民营经济保护视角下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的规范化研究

企业犯罪后会触发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内部规定等规范中设定的以限制、剥夺其资格、能力、利益为主要内容的附随后果。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虽然能够契合国家进行单位犯罪治理的需求并因应国民对于重刑主义的期许,但是严厉的刑罚附随后果产生了明显的“水波效应”“叠加效应”“边际效应”,成为犯罪企业复归社会的巨大负累。在刑罚人道与惩罚理性的时代,应以法益可恢复性作为企业犯罪治理的重要基础,尊重企业的犯罪自控能力,实现犯罪企业的社会复归目标。为此,首先要对现有企业犯罪的刑罚附随后果进行规范化梳理,实现刑罚附随后果的合比例配置;其次要严格把控企业犯罪的认定标准并建立刑事合规的溯源治理方案,从刑罚源头断绝附随后果的产生;最后要以刑事合规为中心建立企业犯罪一体化规制机制,明确其在行政责任和社会性制裁中的激励效力,实现刑罚—行政责任—社会性制裁的融合规制。在提供有效规避刑罚附随后果的刑事实体法路径后,应同时构建法人犯罪后的前科信息查询、使用机制,避免在实践中因法人犯罪信息使用无序对企业造成次生伤害。

作为历史“韵脚”的“战国策派”——战争、国竞与中国文明的更化

抗日战争期间在后方出现的“战国策派”是20世纪中国第二波立足于“国竞”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思潮,它与一战之前的第一波“国竞”思潮一样,重视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批判将“大一统”作为适合当下的秩序想象,批评家族制度与家族文化,寻求强化民众的国民身份和国民自觉。然而第一波“国竞”思潮的思想家在一战后对战前的思想倾向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反思,从而为“觉醒年代”作出了新的贡献;而“战国策派”却在更为逼仄的国际环境压力之下,将一战之前的“国竞”思潮中的某些倾向进一步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片面理解和对未来世界大局的片面预测。

管理层谦卑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本文基于2017—2021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年报文本分析测度管理层谦卑,实证检验了管理层谦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管理层谦卑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且当企业媒体关注度较高时,管理层谦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社会责任注意力和代理成本是管理层谦卑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两大中介路径。同时,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CEO与董事长两职分离的企业中促进作用更显著。本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领导力提升、声誉管理和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