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药品报销“第一案”——“土耳其药品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22年7月25日公布仲裁裁决的土耳其药品案,是DSU第25条上诉仲裁“第一案”,也是涉及药品报销制度的WTO“第一案”。该案专家组和上诉仲裁庭裁定土耳其政府报销私人药店所售药品不构成政府采购,本地化措施也不符合GATT1994第20条(b)项公共健康例外。上诉仲裁庭纠正了专家组的一项错误法律解释,尊重专家组的事实认定,但本案仍有许多法律解释和适用问题有待澄清和完善。土耳其药品案给中国带来如下启示:关注WTO规则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规制和影响;供应链韧性建设必须遵守WTO规则;可以合理利用WTO政府采购豁免确保国内供应链安全,但应避免设置超出豁免范围的歧视性附加条件。

“双碳”目标下企业环境合规法律问题分析

企业合规是避免企业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自身规避经营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为应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有必要明确推进企业环境合规制度发展的重要价值。首先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体系,明确以“立法论”路径将“双碳”目标融入刑法规制相对于“解释论”的优势与合理性。抓住刑事合规这一关键环节,推进事前合规的应用,优化对企业责任人员从宽的适用路径。进一步构建企业环境合规制度体系,促进刑事合规、行政合规等共同发展,借鉴合规援助制度等制度经验助力更大范围内合规建设的开展,充分发挥企业环境合规的制度价值与作用。

民事裁判文书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适用——基于天津法院2759份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说理,是司法裁判引领公序良俗价值的应有之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裁判说理中呈现政策导向性强、重点适用案由突出、援引方式多样化、功能定位差异化的特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裁判文书,能起到践行法治精神、强化释法说理、增强社会认同、补强规则缺位的作用。但规范的缺失导致出现融入表面化、功能定位不清、取代法律论证、削弱释法说理的问题。为此,要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源地位,以是否入法区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裁判依据与裁判理由;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阶理由的地位,减少价值权衡。增强法律适用和自由裁量部分的说理,采取多元论证方式进行充分说理。把握适用的次序性和适用范围,明确适用案件的特点。

协同警务天津模式探析——以基层警务与社会治理融合为视角

以“5110”系统平台为基础,以大数据为依托的协同警务作为公安警务运行机制由产生到不断完善已经初步形成了天津模式,由此形成的警务关系和警务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协同警务助力了天津公安警务实践的现代化进程,尤其在基层实战信息化、基层警务处置和民警工作能力专业化、各警种之间工作网络化等方面推动了基层警务的提质增效,也成为新时代基层警务与社会治理相融合的必然选择。

融资租赁中自物抵押的抵押权效力问题研究

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自己并办理抵押登记的做法被称为自物抵押。虽然旧融资租赁司法解释第9条对抵押权是否设立的问题未予置明,但根据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规则,因出租人与承租人不具有设立抵押权的效果意思,且与物权法定原则相悖,故抵押权不能有效设立。在解释上,司法解释的规范意旨不在于设立抵押权而在于确认抵押登记的对抗效力。受担保功能主义立法影响,民法典将出租人的所有权功能化为一种非典型担保权,出租人可基于所有权而非抵押权主张对租赁物行使优先受偿权。

数据时代协同警务建设的创新实践与运行逻辑

数据时代协同警务建设在实践中涌现出了诸多创新性经验,值得公安领域推广。理论研究中需要厘清协同警务与警务协同、警务协作、警务合作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协同警务既是系统性理念,也是警务运行模式;警务协同、警务协作、警务合作等是实现这一理念的践行机制和具体落实。数据时代协同警务建设中,协同治理为其提供理论支持,法治思维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信息技术为公安工作提质增效赋能。协同警务建设是一个动态性、持续性的过程,需要进一步主动更新观念,以实战为导向,规范数据标准,强化研判水平,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科学治理,加强法治保障,高质效地实现公安机关的社会责任。

行政法视域下我国开发区法定机构主体地位研究

我国法定机构改革实践探索多集中于各类型的开发区,其在实践中面临诉讼赔偿的责任诉求与治理能力提升的迫切要求,需要对开发区法定机构的主体定位予以辨析明确。在救济法视角下,可基于“授权—委托”行政说与“诉讼—责任”话语体系获得行政职权或代为行使行政职权进而拥有诉讼与赔偿资格。在治理法视角下,基于“公共行政”说可以成为社会行政主体,基于开发区法定机构的职权职责可以成为行政法人。综合行政法法理与我国开发区法定机构改革的实际,法定机构在立法机制方面建议采用统一立法与分别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通过更高的立法位阶进行立法。

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监检衔接路径研究

开展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有助于消除企业职务犯罪风险,优化营商环境。但实践中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程序运行不畅,多数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止步于监察阶段,无法进入检察机关视野,从而无法进行合规整改。即使已经移送检察机关的涉职务犯罪企业,仍然面临着不起诉门槛过高,合规主导权不明以及合规程序不畅等问题。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二)》对惩治行贿犯罪的相关规定,通过对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过程中的启动主导权、合规范围和启动时间等程序关口的梳理,可以构建以监检衔接为核心、以提前介入监察为抓手的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路径。

京津冀地区法院跨区域执行协作运行实证研究——以H区法院相关数据为样本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京津冀区域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人口流动和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各类涉诉案件数量也随之增多。人民法院在进行跨地区执行时,区域间因管辖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执行力度不一等因素掣肘执行效率,损害当事人利益,甚至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解决这些问题,推进京津冀法院跨域执行协作势在必行。本文以H区法院近六年京津冀地区委托执行以及受托执行相关案例及数据为样本,分析并探究深入推进京津冀跨区域执行协作机制相关问题。在结合京津冀地区执行情况及相关政策基础上,讨论推进京津冀法院跨域执行协作的必要性及存在问题,并尝试提出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人工智能算法立法的理论逻辑及其规范构造

为进一步规制因人工智能算法技术推广引发的系列法律问题,当前亟须对算法技术进行体系性立法。在法理构造层面,应当将算法立法的属性归纳为社会规制,将算法立法的对象认定为算法应用行为,并将单独立法模式作为算法立法的基本模式。在立法逻辑层面,应当秉持“算法立法的主体逻辑、算法立法的风险预防逻辑、算法立法的场景化逻辑”的原则,对人工智能算法立法进行方向上的把握。具体到规范展开层面,应从“明确算法透明度及可解释性标准、建立从审查算法技术到严控算法应用的全流程合规机制、完善算法应用者的责任界定与问责机制”三个维度予以细化。

构筑司法服务保障视角下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研究

优良的司法环境是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必要条件,公正严格的司法可以起到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提升市场主体安全感、化解社会矛盾等重要作用。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职责边界不清晰、司法效率不高、司法服务保障相对滞后等问题存在,阻碍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从构筑司法服务保障的视角审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路径发现,只有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审判、恪守人民至上与司法公平正义、强化主动下沉与司法便利可及、激活联动合作与司法精准高效,才能充分发挥司法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最大作用。

注册制背景下保荐人与保荐代表人责任失衡问题研究

自2019年科创板实行注册制试点,我国股票发行注册制的进程逐步加速。注册制改革给中介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尤其是实行双重保荐制度让保荐人负担了更为严格的责任。在注册制背景下,保荐人与保荐代表人的责任失衡问题成为焦点。主要表现在:首先,实际操作中保荐代表人的非独立性导致其承担了主要责任;其次,保荐人与保荐代表人的责任规范在数量和内容上存在明显偏差;最后,保荐人的责任原则化过度,使得在实践中保荐人的责任追究面临难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保荐人与保荐代表人在资本市场中地位不平等;在制度移植过程中对原有保荐人制度本土化改造不当;注册制改革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之法律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为解决上述问题,应明确保荐人与保荐代表人的责任界限、细化保荐人民事责任制度,以此平衡保荐人与保荐代表人之间的责任,促进制度更加公平有效地运行。

夫妻忠诚协议财产责任条款效力与制度完善

近年来,夫妻忠诚协议开始被夫妻们视为对彼此互相忠诚的保障,在民事诉讼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至今我国并未出台相关法律对此协议的效力进行统一规定,导致司法界和学术界对于夫妻忠诚协议财产责任条款的效力存在争议。首先,对夫妻忠诚协议财产责任条款概念与内容进行界定,并对近五年司法裁判情况及学界观点加以梳理。然后,从法律适用性、应然性以及是否有效三方面厘清夫妻忠诚协议财产责任条款的效力。在此基础上,立法应明确夫妻忠诚协议财产责任条款效力、单独可诉性、特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赔偿金执行规定,以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律体系。

证券犯罪适用刑法从业禁止分析

随着证券犯罪相关罪名越发丰富,对应的刑罚也需要进化,但以自由刑和财产刑结合的主流判决模式聚焦人身与财产的惩罚,难以防范社会总福利损失大、从业者重复犯罪便利等风险。《刑法修正案(九)》将从业禁止制度写入《刑法》,为制裁和预防证券犯罪提供了途径,但目前有且仅有一个刑事判例。刑事从业禁止适用的不足引发了对于行刑衔接、推广适用等问题的思考。同时,为实现治理证券犯罪绩效最大化而探究证券犯罪适用刑法从业禁止的实施路径,提高刑罚准确性、与犯罪行为的适配度,精准打击犯罪,对冲证券犯罪的负外部性效应。

新时代法治公安建设——协同警务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新时代法治公安建设具有引领作用。新时代法治公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提高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不断推进法治公安建设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作出贡献。

《天津法学》“协同警务研究”征稿启事

为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重要论述,《天津法学》开设“协同警务研究”专栏,欢迎人民警察、警务实战专家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协同警务”问题进行深层次多角的研究。

中共天津市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召开 牢记嘱托 实干奋进 善作善成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

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陈敏尔作说明并讲话张工喻云林王常松陈辐宽出席会议审议通过《中共天津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决定》和全会决议。2月27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

我国个人信用信息采集规则的构建

数字社会不仅为信用社会建设构筑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对信用制度的完善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采集建立了知情同意以及例外规则,现行征信业管理条例并没有建立适应征信业发展的信用信息采集特别规则,无法适应数字时代信用信息的广泛性、复杂性等特点,限制了信用报告的使用范围并降低了使用效果。为实现个人信息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建议对个人信用信息采集和利用实行区分规则,即采集告知规则和利用同意规则,信用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收集个人信用信息,保障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为了防止个人权益受到不当侵害,可以提高信用机构设立条件并采取行政特许制度,要求信用机构承担信息采集谨慎注意义务,不能超范围收集信息,并初步审查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加强数据共享,完善行业准入与退出机制。

论未届期股权转让人的出资责任——兼评新《公司法》第88条第1款

出资是股东最基本、最重要的义务,决定资本充实的实现与维持。2023年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强化股东出资责任,除了纳入《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规定的出资加速到期制度外,还在第88条第1款新增了未届期股权转让后股东出资责任分配规则。该规则明确股东转让未届期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出资义务,但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但是立法者并未明确转让人为何还要承担出资责任,理论与实践对这一问题也颇有争议。未届期股权转让后,转让人承担的出资责任本质上为一种法定的一般保证责任,故该责任的具体构造应参照一般保证责任。新《公司法》第88条第1款的规定有一定不足,应当明确转让人仅在一定期限内承担出资责任,仅需对股权转让前的债权人承担补充责任,且承担补充责任之后可以向受让人追偿。

仲裁裁决执行力取得与消灭制度的理论反思与重构

执行力是终局裁判的自然属性,但不是民间文书的自然属性。在法理上需要探究的是仲裁裁决执行力取得与消灭的缘由及正当性。仲裁裁决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下的执行依据,由法律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但仲裁的契约性与民间性决定了仲裁裁决天然具有执行力这种说法是违背法理的。同时,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作为仲裁裁决执行力消灭的方式之一,强烈冲击了审执分离原则以及强制执行形式化原则,应予以废除。应采用司法前置审查的方式决定是否赋予仲裁裁决执行力,而非现行司法后置监督。在此基础上,可赋予当事人异议救济权以消灭仲裁裁决执行力,其本质是对仲裁裁决的实质性二次审查,在程序上可给予当事人足够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