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隐私框架”看欧美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博弈

欧美《隐私盾协议》失效后,双方为了恢复数据跨境流动秩序,于2022年底达成了“数据隐私框架”。该框架旨在回应欧盟法院在“《隐私盾协议》无效案”中提出的主要关切。2023年7月,欧盟委员会基于该框架对美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水平发布了充分性认定决议。然而,该框架并未对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收集数据与窥探隐私的行为施加实质性限制。此外,框架建立的双层救济机制由于缺乏独立性,也无法给数据隐私权益受损的欧盟公民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与《隐私盾协议》相比,该框架在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突破。欧盟和美国在双方数据跨境流动制度安排上的博弈,表面上是两种数据保护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碰撞,实际上反映出了欧盟实施“数字主权”战略与美国维护“数字霸权”地位之间存在的根本利益冲突。欧美凭借各自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争夺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通过深入研究欧美之间关于“数据隐私框架”的规则博弈,可以为我国在选择适合本土的数据监管模式和提升数据治理规则话语权方面提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全球空间安全治理视域下临近空间飞行监管研究

临近空间作为全球一体化的重要连接点,是实现长期驻空侦察、全球精准打击的军事战略高点。受空天划界论争的影响,临近空间飞行的监管规则仍依附于国内立法,在国际层面尚未实现有效规制和协调。在临近空间法律地位不清、监管主体不明、监管客体不定、监管内容复杂、飞行活动存有争议的情况下,现有国际航空航天法律制度已无法满足调整此类新型利益关系的实践需要。构建针对性的监管制度不仅是行业有序发展的基础,也是确保地面国国防安全和临近空间资源有序开发利用的重要保障。在国内立法层面,中国可参鉴《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的相关条款,积极推进临近空间融入航空法或航天法的制度设计,或制定单行的临近空间法,以国内立法引领国际立法;在国际立法层面,应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为主导,通过修订《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又称《芝加哥公约》)相关附件或增设临近空间飞行的新附件标准,推进国际统一规则的构建。

“经济人”还是“政治人”:半导体超级企业的策略选择机制

在美国点名施压之下,为何全球半导体超级企业在中美两国间的策略选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既有研究对于高科技超级企业在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的决策机制关注不足。超级企业的策略选择受到外部大国关系和自身“经济人”“政治人”属性的影响,当体系内大国关系处于合作的良性状态时,“经济人”逻辑占据上风,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中自主决策,理性地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当大国关系为竞争甚至走向对抗时,“政治人”逻辑则占据上风,企业“政治人”属性的强弱决定其如何应对美国的政治胁迫,进而决定能否进入下一阶段遵循“经济人”逻辑的决策环节。台积电、英伟达和阿斯麦的策略选择能够为这一分析框架提供经验证据。该研究有助于理解美国对华科技竞争背景下高科技超级企业的决策机制,也对中国和中国企业在技术变革时代分析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行为逻辑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普京总统第五任期的俄罗斯对外政策趋向

2024年,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迎来总统大选,普京再一次以较高的支持率胜选。普京胜选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央垂直管理的加强、制度建设和网络媒体管控,经济在止跌企稳中复苏,对外政策着重维护俄罗斯大国强国地位,民意基础坚实以及反对派势弱等。在新任期内,普京面临俄乌冲突持续、周边形势的恶化、统筹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等挑战,“危机应对”与“因势利导”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主要趋向。在可预见的政策时段,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及其团队和人员将保持稳定发展的特征。普京将会延续务实灵活的外交风格:对美国、北约和欧洲国家采取不同态度,缓和孤立局面;面对独联体国家对外部势力的逢迎采取不同对策,力求守住防线;因势利导,加速战略“转向”,发展与亚太国家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深化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困境下,俄罗斯重新布局对外政策,同时对外政策手段将具有更加多元化的体现。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

嵌入式援助是指一国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利用本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优势把本国的治理理念、规范制度、治理模式嵌入到受援国的治理架构中,重构受援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深度影响受援国治理议程和政策偏好为目标的援助形态。近年来,出于制衡中国崛起、利用太平洋岛国的独特地缘战略价值、护持太平洋霸权和扩展软实力影响的战略需要,美国将太平洋岛国纳入其“印太战略”框架,着力实施嵌入式援助,推动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实现战略耦合,呈现出多主体参与、全政府协同、注重治理经验输出、依赖联盟网络、采用项目外包和嵌入领域广泛的特点。美国的嵌入式援助在本质上就是以柔性、隐蔽和伪善的方式,试图在大国竞争中以治理软实力塑造太平洋岛国的美国认知、治理结构与对外关系,维护其在太平洋岛国的话语影响力和战略控制力,稳定由其主导的“印太秩序”。由于受到自身霸权相对衰落、部分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太平洋岛国的自主性增强等多重因素限制,未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成效将充满不确定性。

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下的强军计划论析

随着岸田政府在2022年12月出台“新安保三文件”,日本的军力建设迎来重大转变。日本打破了国防预算“GDP 1%”原则以及“专守防卫”原则,试图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并全面强化军力,以期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动因有多方面,包括日本对周边国家“威胁认知”的偏差,日本配合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强日美安全合作的需要,以及日本国内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发展前景上,日本强军计划并非完全乐观,其国防预算增长计划有可能无法得到全面落实、“和平主义”思潮以及“募兵难”问题也会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的实践:发展历程、经验教训与未来展望

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实践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参与学习期、主动有为期和积极影响期三个阶段。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实践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创了区域治理的新模式、推动了区域合作格局的调整和促进区域合作,以及催生了新的国际机制等方面。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实践的成功经验主要有: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坚持本国利益诉求与区域稳定发展相统一,谋求地区和平发展与参与全球治理有机结合。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实践的教训主要包括:大国协调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制度创设能力有限等。未来中国参与亚洲区域组织实践,应重点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一步完善亚洲区域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寻找多层次的亚洲区域治理方案等。

发达国家供应链脱碳布局及其应对研究

在全球碳中和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纷纷提出供应链脱碳目标,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正在向着低碳甚至零碳的方向发展。此举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塑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低碳领域的国际竞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生了潜在影响,特别是削弱了很多企业供应链的韧性。对此,建议通过强化政策法律、管制工具、减污降碳等方面的协同性,以及开展碳足迹数据库建设、标准认证体系构建、方法学设立等工作,对外向型龙头企业进行重点引导,推动形成供应链上龙头企业带动和上下游企业协同减碳的趋势,进而提升我国供应链的绿色韧性。

我国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构建的进路统筹

海运碳减排需要统筹运用包括市场机制在内的多种措施。欧盟推进单边海运碳排放交易机制虽然对市场机制在海运领域的运用具有正向推进价值,但基于其制度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忽视等原因,与我国的航运利益并不相符。我国应当联合其他非欧盟国家反对欧盟的单边措施,并积极推进国际海事组织(IMO)层面多边海运碳排放市场机制的构建,推动海运碳排放真正实现公正公平的过渡。同时,在国内层面,基于国际国内统筹推进的整体要求,我国需要厘定基于国内立法的海运碳排放市场措施及其实施路径,构建相应的制度保障。

美国“科研安全”政策评析

近年来,美国不断加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安全政策构建,把“科研安全”作为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的工具和手段。关于“科研安全”的观念,美国在冷战时期、“9·11”事件之后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的三个历史阶段,都曾先后对科学的开放性和安全性的平衡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近年来,美国从决策层面、科学资助层面和科学研究执行层面推出若干“科研安全”政策,逐步搭建起比较完备的“科研安全”政策体系。美国推动“科研安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私利、对本国科技地位下降的担忧、对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人才流动的错误认知、应对基础研究领域范式变化的需求以及改革科技管控制度的需要等。在政策内容方面,美国“科研安全”主要针对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和科研活动进行管控,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科研安全”管理的新机制和新实践。美国在“科研安全”的政策制定、政策推动、政策实践、政策关联以及政策效应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包括全政府协作,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深度参与,与科研道德和诚信相互交织,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紧密关联,在国际上形成较强的示范效应。美国“科研安全”政策对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构成长期而严重的威胁,需要进行有效的政策应对。

论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及其管控路径

碳定价是气候变化治理的一种市场化手段。当前关于碳定价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个具体的碳定价机制,较少从宏观上考察碳定价的发展态势。在宏观层面,全球碳定价总体上呈现多层次、无中心、少协调、弱连接的碎片化发展特征。从生成机理上看,这种碎片化发展状态是碳定价机制差异化发展的结果,若不加以有效管控,可能会减损全球减排效率、破坏全球贸易体系。当前,管控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有四条可能路径:碳定价机制连接、碳市场单边延伸、“气候俱乐部”和多边主义路径。国际社会应坚持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治理进程为内核的多边治理理念,运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治理思路,采取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法,进一步完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

战略文化视阈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策略与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美国例外”“有限干预”和“战略拒止”为特征的战略文化。基于“美国例外”,美国提出需保持对“自由联系国”的“绝对权威”;基于“有限干预”,美国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基于“战略拒止”,美国对域外国家介入太平洋岛国事务保持高度警惕。在战略文化的驱动下,美国积极改善与南太平洋区域组织的政治外交关系,加强顶层设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统筹对太平洋岛国的对外援助事务,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树立美国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并将太平洋岛国纳入伙伴关系网络,在太平洋岛国及周边地区扩大军事部署。即便如此,由于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问题缺乏认知,忽视双方历史、文化差异并与太平洋岛国存在现实利益分歧,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战略文化辐射效果有限。

WTO的未来:诸边协定是提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路径

随着全球矛盾的加剧,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对统一规则的接受程度在分化,通过开放的诸边谈判达成更多共识,是中国等WTO成员为解决WTO谈判僵局所采取的创新举措。联合声明倡议(JSIs)以创新的方式使谈判功能现代化,使WTO更具相关性和弹性,有助于恢复WTO在世界贸易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联合声明倡议采取开放式的诸边模式,则不违背WTO的多边基础,不违反《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一般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在无需对WTO规则进行修订的情况下,将联合声明倡议成果添加到WTO法律框架中的不同路径有:修改承诺表、纳入《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4“诸边协定”和制定软法。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提振多边主义的有效途径是通过诸边方式达成诸边协定,并使其逐步多边化直至适用于所有WTO成员。中国应把握好方向,制定好策略,对标联合声明倡议谈判成果,促进WTO谈判模式改革向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中国初级产品供给安全的保障现状与战略谋划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是整个经济最为基础的部分,处于社会生产体系的前端,为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初级产品供给的基本特征是总量有限,同时总量紧平衡与结构不平衡并存,且极易受国际环境影响,具有高度稀缺性、战略敏感性等特征。除自然灾害造成的客观风险外,全球初级产品供给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人为限供断供风险上升,国际社会不仅面临技术民族主义,也面临资源民族主义。总体看,中国初级产业供给存在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外交关系复杂;地理条件约束强,运输线路单一;人民币国际支付低,支付结算风险高;缺乏定价权,价格波动传导风险大等问题。在大变局下,要加快推进初级产品供给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需要稳定与供给关键国家的外交关系,确保进口多元化战略;切实提升中国初级产品价格影响力;不断提高初级产品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初级产品安全治理,从而全面增强中国初级产品供给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当前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特点及前景

自2020年前后至今,在拉美左翼上台、资源国债务压力上升、新冠疫情暴发、国际低碳转型提速、俄乌冲突爆发、大国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拉美、亚洲和非洲等地“资源民族主义”明显回潮。资源国通过提高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停止或重新谈判现有合同甚至是国有化等政策,加大资源控制力度,抬高外资准入门槛。与过去相比,当前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重点领域由石油转向关键矿产,资源国的诸多措施更为温和理性,是在总体欢迎外资的前提下加强对本国资源的管控,反殖民主义色彩减弱,资源国与外资的关系也从零和博弈下的对抗变为合作基础上的利益之争。资源国对外资诸多限制措施的出台,虽有利于增加收益、推动经济增长,但也不可避免制约全球关键矿产等领域投资和产能的增加,迟滞国际能源低碳转型。短期看,本轮“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在政治上迎合了资源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有助于其经济发展和转型;中长期看,“资源民族主义”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外阻力。

印度蓝色经济实践新动向:驱动逻辑、角色塑造与空间拓展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蓝色经济已成为当下的“流行语”。许多国家制定了蓝色经济发展战略,并积极推进相关实践,印度也不例外。印度正从蓝色基础、蓝色增长、蓝色治理三方面入手,积极开展蓝色经济建设、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力求成为印度洋地区的“领先的蓝色经济体”“蓝色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优先合作伙伴”。此外,印度通过蓝色经济外交等措施,积极拓展本国蓝色经济的“发展空间”和“话语空间”。尽管印度的蓝色经济潜力大,但现有规模仍较小,其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根据国际实践理论,印度的蓝色经济实践是基于若干新旧背景知识而实施的适当绩效行动,既受到印度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印度洋地区在“全球南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蓝色经济可能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范式,并重塑海洋治理话语。当前,印度构建了针对中国的竞争性叙述逻辑,中印在蓝色经济领域的合作较难推进,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蓝色经济合作仍有较大深化空间。

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南海政策国际话语策略的大数据分析

小马科斯执政以来的南海国际话语炒作是菲律宾国内政治意见领袖推动,以“弱者叙事”和国际话语“依附”为基本手段,寻求菲律宾南海利益主张与美国“印太战略”捆绑的外交策略。菲律宾媒体和国际媒体报道量、信源、细分议题等大数据分析表明,虽然菲律宾南海议题报道量波动趋势与国际媒体基本吻合,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菲律宾炒作南海国际话语的政策效应,但是,南海议题的信息发布和议题设置权仍然被美西方主导的国际媒体所掌控。菲律宾政府以国际话语为抓手,借势域外干涉势力,谋求南海权益的策略,实际上沦为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分而治之”的工具。亚太秩序结构性变迁大背景下,菲律宾的南海政策恶化了地区形势,也将中菲南海争端的最终解决拖入更复杂的境地。

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

本文主要探讨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本文认为,造成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间相互脱节的原因有二,一是地理政治学往往被认为是纳粹德国扩张政策背后的思想渊源,二是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科学化转型。地理政治学的现实主义内核是由当代学者用以界定现实主义思想或理论的三个核心标准决定的,即对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及国际政治本质的认识。本文指出,地理政治学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内核都是以均势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理论,但两种均势论之间却存在本质区别,而这正是地理政治学的独具特色之处。地理政治学是一种介于当代现实主义理论两大分支(均势现实主义和霸权现实主义)之间的现实主义思想体系,它有着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截然不同的两个分析特征,即整体性和动态性,这两个特征同样也昭示着地理政治学持久的生命力。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的适用问题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下简称“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领域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和具体实践领域的适用困境。在理论层面,该原则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构成要件尚不明确,亦不确定该原则是否存在例外。从实践层面看,共区原则在海洋酸化治理、公海塑料污染治理、公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以及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方面存在区别责任被忽视、弱化或共同责任难以落实的困境。上述困境的成因包括旧的权力导向理念不利于公海治理以及公海环境治理中的区别责任的界定标准不够科学。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区别责任;难以确定各国的历史性责任;发达国家怠于承担或弱化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的区别责任是该原则在具体实践领域适用困境的成因。笔者建议在理论层面明确共区原则在公海环境治理中的法律原则地位、细化有区别责任主体的分类和具体形式、以及坚持以实质公平为核心。在具体实践领域,笔者建议在海运减排领域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并在其他海洋酸化治理事项中充分落实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塑料公约谈判中重视并适用共区原则,优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治理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积极推动BBNJ协定的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机制实施。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的WTO《渔业补贴协定》谈判与展望

渔业补贴是各国支持渔业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其引发的过度捕捞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各方关切。2022年6月17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渔业补贴协定》,这是20年来国际渔业补贴谈判的重要成果。作为第一个旨在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WTO多边协定,《渔业补贴协定》通过减少具有破坏性的捕捞补贴,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在未来前景方面,《渔业补贴协定》为全球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模板,WTO成员在推动该协定最终生效的同时,还将对未决问题继续开展谈判。对于中国而言,实施《渔业补贴协定》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助于我国实现渔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主动参与全球渔业治理、积极参与WTO有关贸易和环境议题的讨论。中国应积极履行协定承诺,并建设性地参与未决事宜的谈判,提出符合自身核心利益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