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民行道”与“安民行道”——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民生之道

王阳明思想资源中与社会治理、民生政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与“亲民”说。阳明“亲民”说不仅表现在他的经典解释和义理观念上,更体现在他的政治实践和治理模式上,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和可操作性,而且还与阳明学说在实用价值上所体现的公共性、平等性、安全性、效验性等要素相策应。“亲民”说还体现了从“觉民行道”到“安民行道”的重心转移上。而从“新民”“觉民”到“亲民”“安民”的跨越,乃是宋明时期出现的儒学民间化、庶民化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阳明心学的进一步平民化,不仅使之在义理上更加简易化,在属性上更加平等化,而且也是其“亲民”说由“觉民行道”走向“安民行道”、由偏重“教”和“觉”走向偏重“养”和“安”的重要前提。

人本、情本、民本:苏东坡的家国情怀

苏轼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仁人志士,具有鲜活的家国情怀和高尚志趣。他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与奋斗中,以伟岸的人格承接使命担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利民使命,以短暂一生铸就千古英名。从宇宙观考虑,苏轼继承了夏禹以来“敬鬼敬神而远之”的传统,在天地人神之间,他主“人本”说;他承认人生而有欲,感物有情,教化的功能端在于对人情的节制,因此在人性论方面,他主“情本”说;他认为“民可亲而不可疏,可敬而不可愚”,于君臣社稷之间,他主“民本”说。通过这些方面,可以完整地透视出苏轼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

论传统儒家经典观

传统儒家以《诗》《书》等为经典。这些经典创作于圣贤,不仅反映了普遍的道与理,而且洋溢着圣贤气象。普遍的道与理构成了经典的内容,并使经典具有了知识价值,圣贤气象的洋溢不仅彰显了经典文本形式上的优美,而且能够产生感化效果。经典体现了圣人之心。圣人之心既有气质之心,又有超越之性。气质之心产生了情感,而超越之性表现于活动中便是道与理。心统性情。在这个统一体中,普遍之性主宰了气质之心的活动,个体主体性因此被消解。传统儒家揭示了经典的三项内涵,却忽略了经典的个体主体性向度。

唐君毅的和合思维

唐君毅先生学识渊博,对于中、西、印学皆有一定程度的研究。而他的个性圆融,在面对历史上各家或学派论争时,大多不会去评判各派的高低或对错,而是看出各家专长所在,各给出一个位子。此近似郭象之圆教观,所谓的各美其美!唐先生此一和合态度与圆融思想,除了是他个性使然,亦与他涵泳于中华文化而深得其味有关,诸如华严宗的一多相即、相摄相入;《庄子·天下篇》道术之六通四辟、无乎不在,以及《中庸》的中和思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等精神,在滋养其非凡卓识与感通精神——其卓识要去创辟天地之包容,其感通要去持应万物之共谐,从而圆成唐先生心中华夏文化之谐和天地。

论先秦工匠精神形成的文化氛围

先秦社会并不像其后的社会那样贬低工匠及其技术活动。“圣人创物”不仅表明早期先民对劳动的尊重和对发明创造者的尊崇,也为工匠的造物活动树立了榜样,影响着工匠对自身职业的认知。“工执艺事以谏”一方面表明工匠的社会地位不低,另一方面与“圣人创物”的观念相契合,共同形成一种有利于工匠精神形成的文化氛围。诸子百家对待工匠及其技术活动的态度虽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肯定。工匠精神得以产生与社会对工匠及其技术活动的这种肯定密切相关。

“私意”与“私欲”之间:张栻、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异同

朱熹《论语集注》解“克己复礼为仁”,将“己”解为“身之私欲”,“克己”解为克胜私欲,受到阳明后学以及不少清儒的反对。与朱熹多有交往的张栻解“克己复礼为仁”,讲“克尽己私,一由于礼”,主要就克尽私意而言,并没有直接讲克胜私欲,显示出与朱熹强调克胜私欲不一样的解读。与此同时,朱熹虽然批评胡宏讲“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强调克胜私欲,但又与张栻一样接受胡宏所言“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并非完全拒斥人的欲望;晚年还较多把“克己”解为克尽私意,与张栻的解读多有一致。可见,朱熹的解读与张栻又是相通的,而各有侧重,其中还包括他们对于“公”“私”的不同理解,体现了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

《孔学堂》(中英文)约稿函

《孔学堂》(中英文)以“立足当代弘扬中华文化,面向世界对话多元文明”为办刊宗旨,是一份中英双语对译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学术杂志。2014年以来,杜维明、成中英、牟钟鉴、郭齐勇、吴光、张立文、俞荣根、周桂钿、宋志明、黄俊杰、冯达文等海内外硕儒,顾彬、安乐哲等国外著名中国学家,纷纷欣然为《孔学堂》杂志命笔赐稿。编辑部与来自中国外文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编译局、中译出版社等翻译、研究机构的专家合作翻译,并聘请外籍专家审议英文稿件,组成杂志强大的英文编译团队。

《孔学堂》(中英文)约稿函

《孔学堂》(中英文)以“立足当代弘扬中华文化,面向世界对话多元文明”为办刊宗旨,是一份中英双语对译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学术杂志。2014年以来,杜维明、成中英、牟钟鉴、郭齐勇、吴光、张立文、俞荣根、周桂钿、宋志明、黄俊杰、冯达文等海内外硕儒,顾彬、安乐哲等国外著名中国学家,纷纷欣然为《孔学堂》杂志命笔赐稿。编辑部与来自中国外文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编译局、中译出版社等翻译、研究机构的专家合作翻译,并聘请外籍专家审议英文稿件,组成杂志强大的英文编译团队。

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苏轼和王守仁的仕途与文思

苏轼(苏东坡)和王守仁(王阳明),这是两个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顶级影响力的名字。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相差400余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一个是北宋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一个是明代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的生活道路、政治生涯、文化贡献、历史影响都很不相同。但苏轼和王守仁,有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比如他们的社会背景、政治抱负、人生遭遇、思想倾向、文化情怀等等。比较苏轼和王守仁的相同与不同,对于认识、反思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和文化走向是有启示意义的。

论孟子言性之理路与性善论之证成及其内涵——“天下之言性也”章的两种立场及其对“自由”的归趋

要理解孟子的性善论,必须先明了孟子言性之理路。孟子言性之理路与康德很相近。康德言人性,其要点有三:一、人性不是经验物;二、欲望不是人性。在此两点的基础上,康德言人性的关键点在于:人性必须切就自由而言。康德言性之三要点在孟子那里都有所体现,且是我们理解孟子言性之理路的基本点。“天下之言性也”章,无论对“故”作“故实”“陈迹”解,还是对“故”作“所以然”解,都可以归趋切就于存心之自由而论人性上来。一旦切就自由而论人性,则人性必然是善的,且这种善不是伦理学的,而是宗教性的。

感召和气与致中和——朱子思想中心与气的政治哲学向度

理学家认为“和气”是对现实政治状态的反应,朱子直接讨论感召和气,往往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认为荒政需要感召和气,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本需要君主正心诚意以立纲纪,最终感召来和气。心术是立纲纪和召和气的关键,君主承担天下,君主之心能影响天下之气,但士大夫则可以通过“格君心之非”来起到感召和气的作用。当然,朱子讲的感召和气并不同于汉儒天人感应的模式,他更强调人的心性修养与自然和气之间的关联。理学工夫是能够感召到和气的入手处。

席书心学思想刍论

席书的心学思想呈现于其学、思、行之中,具有心学实学的理论特质和实践特性。席书心学是对时代学风和朱子官学反思的产物,并直接受到阳明心学的触发,其以心为体,持守心学的学术和学派立场,一方面高扬了心的本体—主体的心学特性,另一方面以心释朱,阐发心学功夫论。在实践层面,席书立心致用,以心观物,以“礼本人情”通达政行,充分揭示了心学的实学特征。对席书心学思想的全面研究,既有利于从学术供给的角度消解学界对其心学思想的质疑,也有利于拓展阳明学研究的新领域。

朱熹的圣经解释学

朱熹的解经学认为圣经(圣人之言)体现着融贯一致的天地之理,这是解经得以可能与必要的先验条件,也表明解经的目的是通过圣人之言把握天地之理。就具体方法而言,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汉唐注疏的训诂成果,但也认识到注疏学之陋,不足以理解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另一方面他与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强调义理之学,但却也十分警惕宋人好为高论新说的空疏之敝。一方面主张随文(经)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会意味,切己体验。虽说追求圣人原意和圣经本意是朱熹解经的首要目标,但他也认为有的解释未必是圣经本旨,却也是一极有价值之解释,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理。虽说朱熹具有强烈的圣经贤传意识,但他也认为对于以往错误的解释不应当由人情回护,而应辩其是非曲直。在不疑与有疑、训诂与义理、原意与发明、善意原则与人性原则之间,朱熹总是保持着某种张力与平衡,使得解释成为一项既有规范亦不乏创造的意义活动。

十力学派与儒学的现代转化

十力学派是现代儒学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对于儒学的现代转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也为儒学的未来发展路径提供了借鉴。十力学派有三个基本特质:一是就问题意识而言,秉持了晚清以来开启的“现代性”意识,致力于现代中国方案的构建;二是就学理而言,以“心性之学”来接合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以寻求古典中国与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三是就学脉发展而言,从熊十力、牟宗三等对道统、学统、政统的全面企图,转向了其后学以继承学理为己任的学术理路。从晚清康有为等开启的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课题及其探索,到十力学派的传承演绎,表明无论是制度儒学还是心性儒学,都不足以单独构建整全的现代秩序与现代中国方案。儒学的现代转化必须以承认并接纳多元架构为前提,才能在现代社会中恰当安顿与坚守自身的价值主张。

“修辞立诚”与“迁善改过”——王阳明易学视域中的道德工夫论

在以往的阳明学研究中,王阳明道德工夫论主要集中在“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研究理路上,而导致源于《周易》的“修辞立诚”和“迁善改过”两条道德修养路径在阳明心学工夫论中被忽视,因而有必要拨云见日,呈现具有阳明自我特色的道德实践工夫。在阳明“诚”的哲学视域中,“修辞立诚”之“立诚”在不同的语境、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如它既可以作为心性之本,又可以作为为学之基,更可以作为本体之境。而在道德教化视野中,阳明通过对“一念改过,即得本心”,“勇于改过,而促为善”,“实心改过,去己之疵”等层面的析证,将“迁善改过”纳入了道德实践修养的工夫进路。这两条道德修养路径反映了阳明心学与其易学存在内在联系。

即用是体:宋明儒学视野中王阳明“良知”的意义

良知被视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概念和根本宗旨。单纯从其是本体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其在阳明思想中的重要性。事实上,“良”意味着其后的“知”直接发自天赋之性(即本体),因而是充分、准确地表达了本体的内容的。“充分”和“准确”表现在它自然能有力地推动人以正确的方式行动。故使得“知”虽然是作用但却具有了本体的意义。由此,“良知”透露了即用是体的信息,而即用是体意味着工夫有可能直接凭借展现于现实世界中的本体亦即良知展开,既不必像朱子主张的那样首先诉诸漫长而艰苦的格物致知工夫,也不必像程明道、陆象山、湛甘泉等主张的那样首先通过顿悟之类方式以充分把握本心。唯有如此理解,才能真正理解阳明重视“良知”一语的根本原因。

哲学、功夫与治欲——世界哲学视域下中国哲学的特质及贡献

古希腊哲学有两大传统:一是理性的思辨,热爱智慧;二是灵魂治疗的技艺,相当于中国哲学治疗欲望的功夫,是为了促进人类的繁盛。第二种哲学传统有利于凸显中国哲学的特质及贡献,集中体现在能驱逐灵魂痛苦,有治疗欲望的技艺。治欲的技艺既有个体特殊的内在经验,也有一般性的规律;治欲是为了促进人类繁盛,以此可以反向验证治欲功夫的有效性。中希哲学对于欲望的定义、欲望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区分、应对禁欲主义的冲击、治欲的方法、治欲动力学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中国哲学在以礼治欲、理欲两战等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哲学贡献。

论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

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在史学和文化学方面成就显著。因其晚年著述《朱子新学案》影响很大,学者们也较多地关注到他的朱子学诠释。然而,学界却对其阳明学诠释关注甚少。通过对钱穆原始文本、佚文和书信的考证,我们找到了钱穆诠释阳明学思想转变的关键点,并根据这些转折点重新划分了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即1937年之前的赞赏阶段、1937年到1960年的反思阶段和1960年之后的批评与重构阶段。在这三段学思历程中,钱穆以历史文化视角安放了阳明与朱子在儒学史中的位置,并构建了统一中国人文传统和西方科学知识、绾合“心知情慧”和“物理事变”的文化理想。

经典:中华文化的根魂源

2020年11月5日,贵阳孔学堂通过远程连线方式,邀约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景林教授、四川大学的舒大刚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程奇立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的詹海云教授,就“中华经典及其当代价值”问题,举行了秋季论辩会。对“何为经典”“中华文化的根魂源”“经典与诸子百家的关系”“经典何以是‘不刊之鸿教’”“经典阅读与体系构建”“尊经还是研经”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辩论,达成了基本共识:“经乃永久不易的常典,经典是中华历史之根、智慧之源、信仰之魂,经典最早产生并对诸子有启迪之功,经典的内容具有永恒性和超时代性,经典体系与时俱迁而‘四书’最宜先读,对待经典应当怀着温情与敬意,尊研结合返本开新。”“两办”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倡导传承的“主要内容”(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主要都记载于儒家经典中,经典明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思过半矣!

比较文化阐释学方法论

本文从杜威关于直接经验的预设出发,阐述我的比较文化阐释学方法论。在比较文化阐释学领域,随着对一个尚未理解的传统中所包含的不同寻常的文化预设探究的深入,我们对自身哲学预设理解的自觉性也日益增强。这种通过其自身术语来理解某一传统之类比的方法,要求我们对于客观性必须抛弃自己所熟悉的实有论之理解,而以一种共同的阐释性目标代之。为了这个我们可以信任的共同目标,我们放弃了存在绝对真理的客观性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