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目标任务、转型挑战与实现路径

保障粮食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支撑。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国家大局为根本,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是让14亿多人吃饱吃好的粮食安全,是全体人民共享共建的粮食安全,是物质发展与倡导节约相结合的粮食安全,是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可持续的粮食安全,是合作共赢、贡献世界的粮食安全。面对内外部多重转型压力和挑战,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需要树立大农业观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践行共享观和责任观,完善种粮收益保障机制;落实可持续发展观和科技观,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农食系统绿色转型;推进系统论和全局论,促进全链条节粮降损;倡导开放观和共赢观,积极参与国际粮食合作与粮农治理。

大模型时代:知识的生成式“涌现”

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和数据的爆炸性增长,生成式大模型逐渐成为知识生产的核心力量,并深刻改变了人类知识的生产方式。本文系统探讨了从古典学术到现代信息科技的知识生产历程,将传统知识生产方式归纳为个体的知识涌现。与之相对应的大模型时代,知识生产方式则可称为生成式的知识涌现,从而造就了新的知识高原。大模型时代生成式知识涌现的机理,表现为知识结构和生成逻辑两方面的转变。虽然生成式大模型在文本生成、数据分析等领域设立了一种难以超越的“基线”,但人类在创造、批判思考和情感判断上的独特能力仍然不可或缺。结合人机协同的哲学和技术探索,本文为未来知识生产的新时代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勾画人机协同共创知识高峰的路径。

中国式创新:技术赶超的成功范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以独特的“中国式创新”崛起,成为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成功典范。本文在回溯中国创新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刻画了中国式创新的基本内涵及其优势,凝练出多种中国式创新的模式:大国超大市场牵引自主创新模式、新型举国体制激发突破性创新模式、产学研协同创新孵化高技术模式、全产业链赶超模式、数字时代的互联式创新模式,并明确提出了未来中国式创新的实践方向与理论进路。中国式创新既是对中国特色创新道路取得辉煌成就的经验概括与总结,更是以创新发展形成新质生产力、开辟新发展道路的有力引擎。

超越“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领悟贯彻这一思想,需要明确“两个结合”的时代意义。“两个结合”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面对按照“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普世价值’、理性尺度、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逻辑建构起来的“西方中心论”,“两个结合”力求从哲学维度、历史维度、关系维度、空间维度冲破这一理论体系,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继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此,“两个结合”通过“意义彰显、‘两脉’生成、新的文化生命体、明体达用、新的文化使命”的递进环节,实际发挥着确立并巩固我国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领导权的使命价值。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建构与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与核心是认同,它是由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五个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体现了政党与国家、政党与民族、政党与文化、政党与制度的密切关系,其核心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的历史生成中寻找答案。在民族遭受外侮时“中华民族”凝聚国人意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新中国的认同团结各民族建设国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华民族共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在新时代对民族复兴伟业的认同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紧密关联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提升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长期强化政党与民族的关系,形成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合力;不断调适政党与文化的关系提升各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动能;因时优化政党与制度的关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提供保障。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意志深深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里,对党的认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保障。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担保的程序控制与法律效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的完善为中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属于经济组织,开展经营活动、取得营业利润即为题中应有之义。经营活动的展开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担保信贷也就不可避免,如此即不宜否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担保能力。不过,担保有危及集体财产安全和成员利益之风险,为防止法定代表人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随意以集体财产提供担保,法律上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担保行为进行严格的程序控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担保应经成员大会审议决定,章程可以规定由成员代表大会或者理事会决定。担保决策机构的决议应以绝大多数决通过。未经担保决策机构决议的,担保合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发生效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相对人所受损失由相对人与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予以分担。

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政治逻辑与均衡秩序构建

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在于重视秩序层面的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文明转型的关系处理上。综观经典现代性的诸多内部面向与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发展取向,以现代文化为底本、遵循战后既有发展模式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不足以实现文明尺度的现代转型,需要历史脉络及关系秩序维度的观察加以补充。各国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实践与历史进程表明,以秩序重建为导向的政治生活是现代化的核心领域,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或现代国家的共同目标是使新旧转换之际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通过适当机制,重新凝聚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意志乃至文明层面的秩序结构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领导下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现代化,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轴,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力图建构并推动重构现代国家内部及国际体系的均衡秩序,从而在文明层面为现代化开辟了新的理想形态与现实可能。

发展还是监管?人工智能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以广泛、深刻的方式重塑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面对技术发展和风险监管的内在张力,各国在人工智能的政策选择上呈现了明显差异。本文构建了基于技术创新路径与技术风险认知的理论分析框架,区分了发展驱动的强制性监管国家、市场驱动的强制性监管国家、竞争驱动的非强制性监管国家、多主体参与的非强制性监管国家四种人工智能政策的国家类型。通过对德国、意大利、美国与日本四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政策不仅包含了发展和监管两个面向,也展现出了政府导向和市场导向的创新政策差异以及制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监管政策差异。国家应该因地制宜地构建人工智能政策方案,积极协同政策目标、灵活调适政策工具,并积极参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

“吹哨报到”机制与城市基层的网格化治理

优化城市基层治理机制既是改善社会治理的要求,也是更好满足基层百姓需要的方式。“吹哨报到”机制和网格化治理的实践创新,有效响应了城市基层治理对提升问题反应能力和及时解决问题的要求,以引入技术治理的多种新形式有效跨越条块分割壁垒,提高了基层治理落实效率。但网格化治理面临网格边界模糊导致功能弱化、协同能力降低和技术治理形式化等问题。这些问题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偏重技术的实践创新必须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体系创新结合起来,才会达到理想的基层治理创新目标。

记录、理解与阐释: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重“真实”

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本身的科学性、客观性是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这又关系到研究资料本身的真实性。是否基于可信赖的、真实的资料,是否能够中立、客观地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都成为评价一项研究的重要标尺。不仅如此,通过研究所提炼的理论、概念与规律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也是研究者们争论不已的问题。本文认为,“真实”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三重不同的意涵,认识、理解进而把握这三重“真实”,有助于我们走出各种方法论误区,推进对社会现象的整全性理解。

新安全格局下的应急管理体系:方向、意涵与路径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发展与安全两大问题,与此同时我国不断完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应急能力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从“应急管理体制”到“应急管理体系”再到“大应急”体系,体现了从部分到总体、从“单兵突进”到韧性治理的转变。可以说,新安全格局下的“大应急”体系的本质,正体现在“体系”的韧性上,构建“大应急”体系就是提升安全韧性。要坚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使命担当,在“大安全”范畴下,统筹各项应急管理对象、过程、主体、策略,构建总体的、协同的、功能的、智能的、变革的应急管理体系。当前,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已具雏形,但仍面临体制机制有待健全、运行转换不够灵活流畅、应急协同尚需加强等问题。从韧性治理出发,需要增强应急管理的结构韧性,提升其功能韧性,加强其保障韧性,以构建更具韧性的应急管理体系。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多元主体制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方面,应当完善公积公益金制度,并通过二次量化,逐步取消原有的集体份额。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方面,既要明晰成员享有份额的差异性和全部成员享有份额的正当性,还要着重关注份额户民事主体资格的确认和具体制度的构建,以实现通过“确权到户”保障新增人口权益的政策目标。在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方面,成员份额兼具的财产功能和社保功能决定了其对外流转兼具开放性和封闭性,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得成员份额的路径应当是立法关注的重点。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权能

经营管理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的根本方式,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所需考虑的核心事项。目前学界存在职责说和权能说的分歧,导致集体经济组织法内部出现两套相互矛盾的经营管理制度,割裂了整个组织体系。为此,应当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资产开展经营管理的职能”并非一种职责,而是一种权能。集体经济组织基于集体所有权分化而享有经营管理的权能,并且此种权能应当是一种整合性的所有权权能,相关的经营权能和管理权能并不能分别予以配置。在这一路径下,整合性的经营管理权能是集体经济组织向外连接市场主体、向内连接成员的中枢所在,权能内容包括选择经营管理方式,组织制定和执行经营管理的章程和制度、决议,以及其他日常经营管理等。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能够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力量来自精神凝聚力、精神感召力、精神意志力和精神创新力。其中,精神凝聚力表现为民族凝聚力、群体认同力和个体认知力,精神感召力表现为“崇德论”、“尚志论”和“人本论”,精神意志力表现为意志坚定性、意志顽强性和意志普遍性,精神创新力表现为守正创新精神、历史主动精神和斗争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

人工智能中的性别不平等与算法规制——基于文化堕距视角的分析

在形形色色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中,存在着大量强化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充分利用新兴技术来促进性别平等措施的落地,是算法规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从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方面揭示人工智能生态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并透过文化堕距的视角,解析对性别不平等问题进行治理的现实困境;进而从弥合规范堕距、制度-政策堕距、认知-能力堕距的维度,提出推进性别不平等治理的算法规制路径。

找回传统: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路径初探

传统是重要的。把“找回传统”视作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一种路径,就是主张继续重视传统治国理政智慧以及前辈学人在其教研思路中体现的“重视传统”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对“传统”的观照不足,存在“缺口”,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思路,需要找回传统以补齐缺口。找回传统,在操作层面需要做到找回主流、找回现场、找回课程、找回老师;在组织层面必须重视大学以及与大学有着联系的其他组织所能提供的组织条件;在观念层面已经具备了由国家自觉、文化自觉和学科自觉提供的观念支撑。

全球视野下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形象的构建路径研究

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形象不仅是国际化战略新动能新优势的体现,还是展示开放包容大国形象的重要窗口。然而当前针对中国企业海外社会责任形象的理论研究相当不足,构建形象的实践进程中也有着多重障碍。本文剖析了全球视野下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三大困境:制度架构分歧、跨文化差异以及组织污名化;通过对诸多困境的理论梳理和现实反思,进一步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构建机制:扎根嵌入、联结共鸣和污名治理。研究结论有助于中国企业精准识别并有效应对海外社会责任形象构建的障碍,树立和维护负责任的海外社会责任形象,进而实现与国家形象的高度耦合。

评估悖论的表现形式及其根源

评估是管理的重要形式。从评估中性理论来看,在管理中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评估的积极方面,也要认识到其消极方面,尤其要关注评估悖论问题。评估悖论是由诸多原因导致的、在评估中出现的妨碍评估本来目标或目的的实现,并使评估出现相反和矛盾情况的现象。评估悖论的主要表现有九种:评估促退、评估降效、评估自伤、评估保旧、评估逆选、评估错控、评估集权、评估卸责、评估异化。导致悖论的主要根源也有九种:评估认识误区,领域泛化,主体错位,对象或客体误区,用途误区,价值取向偏差,体系、机制、方法和工具局限,环境不适,形成评估利益集团。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评估重塑,尤其需要重新系统性地认识和重构评估边界。

田野—历史—国家: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逻辑——以“家户制”概念为例

概念建构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田野政治学是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积极探索,并以一系列原创性概念建构为路径。以“家户制”概念为例,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内含三重逻辑:一是基于田野调查的概念建构,注重从丰富的田野事实中提炼概念;二是基于历史根基的概念建构,强调从深厚的历史传统中生成概念;三是基于国家治理的概念建构,侧重于从国家的微观基础视角产生概念。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以立足中国场景为前提,其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也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渐进发展过程。未来,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还需在发展概念家族、强化现实取向、构建理论体系方面继续深化和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自主性发展的立体空间与行动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社会工作的自主性发展创造了新的时空条件。在“大治理观”下,未来的社会工作不仅涵盖各类社会问题,而且纵贯各个层面,将形成广阔的立体空间,包括行动反思的微观社会工作、社区为本的中观社会工作和政策实践的宏观社会工作。与此相适应,社会工作应注重整合行动策略,在功能定位上强调需求回应,秉持专业精神深度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在机构整合中借助社会工作部的高位统筹,从社会工作的服务、管理、保障、人才等各个方面健全社会工作体制;在人才培养上强化问题意识和行动能力;在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的构建中突出行动研究,推动中国社会工作在服务领域、知识体系和实务模式上实现自主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