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粮食生产时空演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淮河流域是我国三大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优化其粮食生产格局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测度淮河生态经济带安徽段50个区县2006—2020年的粮食生产优势,并采用ESDA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水稻的优势区域多数为规模主导型,小麦、玉米的生产区域普遍具有综合比较优势且分布逐渐向淮河以北地区聚集,种植面积的减少使豆类部分优势区域变为劣势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比较优势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水稻、小麦比较优势指数的空间聚集情况较为稳定,玉米的高值聚集区分布由“双核心”变为“带状”,而豆类恰好相反,两种作物呈“竞争”态势。此外,早期区域粮食生产优势与灌溉水平高度相关;年降水量与水资源总量解释力逐年增强且成为决定性因素,表明粮食生产布局与自然资源条件的匹配程度有所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解释力处于低位状态且逐年减弱,反映粮食生产的优势区域农户收入反而较低,粮食生产与农民可支配收入“脱钩”程度加剧。

农地确权的政策效果“事与愿违”吗?——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因果效应评估

农地确权的政策效果及其对农户生计决策与福祉的影响,已有的实证研究看法不一。已有研究的一般假设是政策干预与农户对政策的响应是随机的,而我国的农地确权试点区域与试点时间均具有非随机的政策选择性,因而农户的应对决策并非随机。因此,已有研究的随机性假设需要加以检视。使用非参数匹配因果推断,全面估计农地确权对农户六类资源配置决策和福祉的影响,并分别从政策设计与实施的供给侧角度和农户面对政策变化调整其决策的需求侧角度,揭示已有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研究发现,在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和获得正式贷款方面,确权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农户决策相匹配,有助于农户据此进行专业化分工与生产,政策效果虽然边际递减,但没有出现不一致现象。在土地流转方面,政策供给侧的选择偏差使农户流转土地的谈判交易成本上升33.3%,时间交易成本上升1.45倍;政策需求侧的农户应对行为使流转土地的谈判交易成本上升3.1倍,时间交易成本上升27.8%。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向偏差,加上确权的赋权增量非常有限,使政策效果与政策预期不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确权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说明人们对确权效果的预期存在一定偏误。

大食物观的内涵及发展要义

大食物观要求把牢粮食安全的主动权,以可持续发展为本质要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对保障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然而,当前我国面临资源约束加剧、供需数量与质量等结构性矛盾突出、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等一系列挑战,端稳端牢中国饭碗、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面临诸多考验,树立大食物观具有强大的时代必要性和紧迫性。要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基础,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着力推进人才培养,为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提供要素支撑。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引导居民调整膳食结构,优化农业支持政策,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地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县域城乡融合是中国城乡关系演进新的阶段,是实现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关键。测度2010—2021年长三角地区152个县级行政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表现出生态融合>人口融合>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的维度差异。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动态演变进程中呈现出低水平融合区逐渐向中等水平融合区的转变趋势。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财政自给率显著地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失衡、金融借贷比则与其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县级行政单元人口规模和经济区位中均存在异质性。

老字号食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形成机理研究

老字号创新是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采用资源编排理论分析成功的老字号食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形成机理,有助于系统解析其创新发展的规律。选取北京稻香村和天津桂发祥两家典型老字号食品企业开展双案例研究,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是推动老字号食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根本动因,并调节其他动因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效果;老字号食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实施以老字号内核资源为核心的资源编排策略;老字号食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表现为传承与创新有机结合的多模块组合。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在于,以其公有制性质提供根本保障、通过包容性发展打牢坚实基础、借助新质生产力注入驱动力量。实践表明,系列法律法规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颁布并即将实施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江西案例提供了三条路径参考:一是以特色农业、生态旅游、“三产”融合等为主线的产业发展型路径;二是以资源开发、物业经营、宅改赋能等为主线的资源盘活型路径;三是以资本运营、基金运作、“飞地”抱团等为主线的资金运作型路径。为进一步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共富作用,必须坚持“一个内核”与“三条底线”,继续强化政策引导和市场支持。

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全局性、系统性的部署。为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孔祥智教授组织专家,围绕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等议题进行深入学习和讨论,为进一步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学理性阐释和实践启示。

政企农协同推进农产品质量提升的理论机制与思路对策

农产品质量提升是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促进农产品质量提升方面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经历了从数量安全为主到数量和质量并重、且质量提升愈发重要的政策目标转变过程。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总体上得到了有效保障,但依旧存在提升空间。在此过程中,政府、企业与农户之间的有机协同至关重要。具体来说,政府部门主要发挥规制和激励作用,前者着重解决企业和农户农产品质量风险中的外部性内部化问题,后者涉及对企业和农户农产品质量提升行为的激励。企业和农户作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他们之间存在技术和服务支持、要素和产品交易等多方面关系,企业主要通过支持和约束两种机制来促使农户提高农产品质量。

乡村数字治理技术采纳对村民政治信任的影响——以政治效能感为中介变量

乡村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数字技术逐步渗透乡村治理领域,可为解决传统乡村治理方式存在的问题并助推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引领区浙江省为例,采用定量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聚焦村民对乡村数字治理产品的技术采纳问题,重点研究村民的技术采纳对其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村民对于乡村数字治理产品的技术采纳与其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水平的提高具有紧密联系。村民使用乡村数字治理产品实现信息获取与分享、意见反馈与沟通、服务获得与利用,有助于其政治效能感的增强,进而促进其对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同时,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有助于乡村公共能量场的构建、村民自治内生动力的增强以及村民政治信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应警惕数字形式主义和数字鸿沟。

场域理论视角下返乡精英帮扶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逻辑 ——以北京市延庆区K村为例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返乡精英能够有效对接外部市场并承接政府资源,在乡村产业振兴实践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基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从场域、资本和惯习的视角切入,以北京市延庆区K村为例,阐释返乡精英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所发挥的精英帮扶作用,并剖析其形成机制、实践逻辑与影响模式。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场域中,返乡精英利用政治势能、资本支持,通过对乡村内生惯习的激活,加强了基层治理水平,发挥了政群纽带、合作桥梁的作用,最终实现了对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的推动。因此,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应重视返乡精英的正向影响,积极引导返乡精英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起返乡精英帮扶乡村产业的良性机制。

互联网使用对稻农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生产环节信息获取的实证

增加农民收入是我国“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互联网在农业主体中的普及和应用已经逐步渗透到农业生产全过程,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以湖北省1110个水稻种植户为实证研究对象,利用内生转换模型探究农户在生产环节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对其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农业收入增长。在采用替换模型方法和不同被解释变量进行再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用通过提升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收入的增长。此外,互联网使用对人力资本水平高、家庭经营土地规模大、初始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增收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政府应通过以下措施助力农户利用互联网增收:继续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推进互联网在涉农主体中的普及和应用;开展基础教育与技能培训;对低收入群体提供精准信息供给服务,推进信息资源下沉。

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下农业企业组织韧性的触发与塑造

农业企业组织韧性的触发与塑造是持续稳固农业基本盘、破局不确定性困境的重要途径,应以追求韧性诱发与生成的共轭为建设农业强国的价值考量。立足“资源-能力-关系”理论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农业企业组织韧性的多重触发因素及不同因素组态对农业企业组织韧性的塑造机制。研究表明:财务资源、政府补助、企业创新能力、员工薪酬激励和企业社会责任无法单独触发农业企业组织韧性;资源-关系双驱动型、资源-能力-关系共创型及能力-关系协同型是农业企业组织韧性塑造的三种构型。在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下,农业企业应“刚柔并济”落实激励机制与风险共担机制,以“人和”为底层逻辑、专项支持政策为破局基石健全保障机制,助推企业逆势成长。

小农户融入多功能农业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模式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多案例分析

多功能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但目前学界对于小农户融入多功能农业发展的基础和实践形态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在此背景下,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植、小农户经济理性驱动下的行动逻辑、返乡农民实现价值和传承文化的策略选择为小农户融入多功能农业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并在实践中呈现出政府主导型、企业引领型、社会协助型、村企共建型和农民自发型五种发展模式。为促进小农户融入多功能农业发展,应拓展“三产”融合方式,打造多元产业业态;注重农户赋权增能,维护农户主体地位;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搭建农民合作平台。

企业集团对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企业集团这一组织视角,关注如何推进企业节能减排,对于中国企业绿色转型、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结构决定战略”的理论视角和资源基础理论,以200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集团可以有效促进企业节能减排。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集团通过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和改变成本结构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分产权性质和地理位置进行异质性讨论,发现企业集团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作用对国有企业显著,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效果最弱。

怎样认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党领导下的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有效地为乡村振兴引入高质量劳动力、先进劳动资料及多维的劳动对象,促进乡村振兴。以山东省为代表,全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已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并产生了可复制的经验。未来需要继续从合理分配集体收益、显化党支部成员投入及收益、采取多样化经营模式和平衡公益性与经营性四个角度进一步深化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新供给、新需求中寻找新的平衡点。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公共品供给与乡村干群关系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乡村干群关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改善乡村干群关系,公共品供给增加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改善乡村干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其中,生产型公共品供给和生活型公共品供给增加均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改善乡村干群关系中发挥重要机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乡村干群关系的改善效应在宗族文化强的村庄和村主任有管理经验的村庄更强。因此,改善乡村干群关系,应大力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兼顾高效与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鼓励以多元路径提供多样化的乡村公共品,以重塑村落共同体并增强村庄凝聚力。

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是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的重大现实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不是可以自动实现的,要高度重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就当前而言,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仍然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要注意廓清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主要任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质扩面,推进城乡产业梯度化、差异化、协同化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县城为枢纽打造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支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城乡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和问题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突发事件下欧盟农业生产和贸易:发展、应对与启示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对欧盟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造成了冲击。欧盟面临着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产量的下降,以及主要农产品出口量的减少。为应对突发事件对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带来的影响,欧盟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支持政策,通过直接支付等财政政策、优惠贷款等金融工具及国家临时援助计划,确保农业市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援助政策在短期内关注市场稳定性,长期来看,保障了农业韧性和可持续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欧盟农业企业的经营压力,减少了农民的经济损失,实施效果明显。我国应借鉴欧盟的危机应对经验,促进农业投入品多元化,确保供应链弹性,加强农业研发,注重农业发展模式转型。

农机作业服务提高了粮食单产吗?——来自139个县农机购置补贴十年的历史证据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否能促进农业生产率,是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以粮食生产中的农机作业服务为例,利用全国139个县域在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后十年间的面板数据,对农机作业服务水平与粮食单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投入要素之后,农机作业服务水平对粮食单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作用在粮食主产区更为凸显;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使农机作业服务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出现阶段性差异,即在政策实施初期“购机”有效促进了“用机”,农机作业服务的粮食增产效应较为明显,而后期着力于“购机”的政策无法保障持续发挥农机作业服务的粮食增产作用。因此,需通过设立农机作业补贴等形式持续有效地发挥农机作业服务的粮食增产效应。

国内学界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出现地方差异,在收入差距、民生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仍然有待改进。近年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目前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主要从时空演变中的发展规律、共同富裕目标导向、要素流动情境、县域基本单元载体和数字化赋能发展机制五方面展开。既有研究呈现深入性、多维化、定量化和应用化趋势,但还存在有待深度挖掘的空间。今后,要注重运用比较分析方法,从资源、改革、治理等维度,基于全局、动态和可持续发展的视野对城乡融合发展过程的治理难题提出成体系的破解方案,积极推进理论构建,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多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