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盟几个问题的释论——一种历史视角

缔结同盟不只是一个历史存在,也是一个现代现象。不同时期出现的同盟尽管类型殊异,但很多时候都是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秩序的破坏者以及麻烦制造者。缔结同盟的主要动因既有大国或强国追求霸权以及分担称霸成本的谋算,也有中小国家寻求安全庇护以及相关方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考量;缔结同盟的基础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联结、对外援助以及文明或文化认同;同盟的类型因结盟的条件或环境、动机或目的以及同盟的架构等不同而呈现多样形态;同盟的机制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可分为协商型和强加型两种,是同盟有效运作的保障要素之一。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结盟不仅不会带来和平与安全,反而会增加地缘政治对抗的风险。

美国布什政府对韩国反美主义的认识与应对——基于美国解密档案的解读

上世纪80年代的韩国是全球最反美的国家之一。美国解密档案显示,里根政府总体上对韩国的反美主义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但继任的布什政府则不一样。由于布什一上台就计划访问韩国,所以如何应对反美主义一开始就进入了决策视野。美国在详细分析韩国反美主义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趋势后,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措施,包括公开阐明美国与光州事件无关,降低美国在韩国公众视野中的存在感,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移交韩军平时作战控制权,满足韩国虚荣心等。美国的举措在一段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韩国人的反美情绪,但显然未能从根本上化解这一问题。因为美国对韩国反美主义产生根源的认识并不深刻,也不愿公开承认反美主义主要是美国造成的,所以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够彻底。这导致潜伏的反美情绪遇到适合的气候和土壤时又会重新出现。

人道主义援助与冷战——1980年代美国应对埃塞俄比亚饥荒的历史考察

冷战期间,人道主义援助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由于连年旱灾、落后的农业生产力、社会体制现代化程度不足和长期内战等原因,埃塞俄比亚在1980年代前期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最初,里根政府拒绝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以促使门格斯图政权倒台,后因国内政治和社会压力而成为最大的粮食捐助国,但其反共产主义的本质贯彻始终。苏联因经济低迷和粮食增产停顿,对埃塞俄比亚的人道主义援助则较少;以交通工具和医护人员为主,却被广为宣传。里根政府高估了其大规模救助对门格斯图政府消解西方意识形态抗拒力的作用,而门格斯图则在获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维持了政权稳定及其与苏联的关系。

晚清洋务企业的外在镜像——以《申报》招商局评论为焦点的考察

晚清著名媒体《申报》对与其同年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多所评论,涉及该局的创办意义、公司制运作、官商关系等多个方面,为该局提供了重要的企业外在镜像。《申报》对于招商局的评论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有助于认识该局的社会影响与时代意义,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外部性效应。由此切入,进行考察,或许有助于推进对企业史研究理路的新探。

明代江西宗族祠祭祖先的扩展

明代宗族祠祭祖先盛于江西,且有一个扩展过程。明前期祠祭祖先的事例集中于吉安府,家祠、宗祠均有。家祠也见于南昌府丰城县、饶州府浮梁县,宗祠则有抚州府的事例。明中期吉安府士大夫热衷于讨论祠祭祖先的制度、古礼与现实,南昌府、抚州府也有祠祭祖先的事例。明后期士大夫有关始祖、龛位的讨论在加强,一般认同于程颐祭祀始祖的主张,民间将祠祭祖先理解为士庶通行之制,宗祠在民间普及迅速。吉安府祠祭祖先事例丰富,此外还有广昌府的著名个案以及南安府、饶州府、抚州府、南昌府的事例。明代江西著名士大夫杨士奇、王直、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人,对祠祭祖先问题均提出自己的看法。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后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以绩溪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天国硝烟的散去拉开了徽州宗族重建的序幕,后太平天国时期,绩溪南关许余氏宗族通过对自身合法坟产的维权,实现了官府以“给示”为标志的确权。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案表明: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巨大变局后的徽州地方宗族坟产纠纷博弈,是以风水之争为主线,在族内士绅等精英主导、举全族之力应对下,劫后余生的宗族对自身坟产产权权益进行维护与再确认的一个实践过程。在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实践中,以官府颁布告示认可宗族相关权益从而获得宗族赋税缴纳配合、宗族将告示载入族谱形成自身权益的官方依据为显著标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宗族在后太平天国时期恢复重建过程中,以坟产纠纷事件处置为契机与官府形成的某种有效互动。

洋务运动时期海、陆军近代化差异之形成及反思

洋务运动时期海、陆军的发展呈现明显的差异:海军抛开旧式水师,采用西洋新制,基本实现近代化;陆军则在旧式兵勇制度基础上,通过操练新式武器与阵式,正在成为近代化程度较低的“半新式”军队。两者差异的形成,除因经费制约及各自发展所遇牵绊程度不同外,还有三方面的重要因素:一是清廷鉴于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教训,特别是日本对中国沿海的威胁及中法战争海军战败的刺激,采取了优先发展海军的策略;二是清廷上下对自身陆军实力盲目自信,认为足可制敌;三是清廷官员关于海防的主流的认识是拒敌于海上,因此较为轻视陆军的作用。而通过了解日本的大陆政策,以及对比观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海、陆军近代化的目标,可知清廷优先发展海军的策略并没有建立在真正了解日本的基础之上。在海防立足于“守”,北洋海军又无绝对实力扼敌海上的情况下,考虑到一旦失去制海权,中日最终将决胜于陆地而非海洋,那么优先建立强大的近代化陆军尤其具有长远重要性。甲午战败后,清廷终于决定建立完全近代化的新式陆军,海军发展被置于次要位置,从而开启了洋务运动以来军事发展战略的大调整。

论徽州“三洪”对乾嘉汉学的守成与开拓

文章在深究徽州“三洪”即洪榜、洪朴、洪梧的生平与学行的基础上,展示其弘扬“戴学”与推动乾嘉汉学发展的历史功绩,对彰显“皖派”学风及其通经致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和启示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旧金山对日和约》涉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条款研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集团退踞台湾地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台湾地区政策,阴谋干涉中国内政。不同于之前草拟的《对日和约》,美国官员重新设计《对日和约》条款。美国国务院不顾中国、苏联等国家对于这些领土条款的明显分歧,一意孤行。1951年9月8日,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旧金山签署了《对日和约》,其第二条规定日本放弃中国台湾岛、澎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置这些岛屿的地位于待定状态。这些条文措词模糊,易于被不同的国家为自己的利益做出解释。为了维护其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美国政府预留空间,根据情势变迁,制造在南海的领土争议。然而,这改变不了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

宋代地方政府公信力损耗及其治理论析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政府履职能力的认可和信任度,属于政府的无形资产。宋代地方政府在行政中公信力损耗严重,主要表现在政策执行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官员滥用权力残害民众、贪赃腐败、渎职怠政等方面。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部分官员素质较差,地方财政窘迫,中央政令和考核指标要求以及监督问责体制难以发挥实效等。为了挽回民众信任,宋朝统治者也提出一系列防治举措,既有制度层面的法令规章,也有执行层面的人事运作,还包括诸如《官箴书》之类的劝诫引导等,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惩治措施和长效问责机制,特别是中央决策的可行性和对地方财政的搜刮,导致地方政府违法扰民问题仍屡禁不止,治理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宋代民众以“不清不浊”的浆水色来形容地方政府和官员,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反思。

论方学渐对王学的修正及其对桐城方氏家族文化的影响

晚明王学末流将王阳明“心体无善恶之说”导向两个路径:一是与释氏空观合流,使士人摆落世事,消解入世热情;二是很多士人将该学说,作为纵情肆欲、不讲是非道德之借口。方学渐学术思想总体是心学立场,但他又是王学修正派。他坚持心体至善说,反对王阳明、王畿“无善无恶心之体”说,其目的是为了纯正社会风俗,维护儒家礼教。他不轻言本体,主张上达即在下学之中,推崇庸德庸言之践履,是王门中的务实派。他主张以道问学辅助尊德性,对王学末流之反知主义是一个纠正。这些思想特点,对桐城方氏族人推尊忠孝节义、重视知识教育都有很大影响,从而形成一种家族风气,成为后世方氏族人立身和写作的灵魂。

计量关联性与市场关联性——近代四川米谷市场量制研究

近代四川米谷市场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区域性市场,省内五大米谷流通区域内除了大量基层市场和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集散点外,还有20余个较大规模的市场,分为消费市场、集散市场、集散兼消费市场三类。近代四川米谷市场所用米斗纷繁复杂,单位量值参差。各类米谷市场计量关联性表现不一:广泛分布于各产米区、主要吸纳周边较小范围内米谷的基层市场包括中心镇集、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集散点与其上位市场的计量关联性显著;消费市场、集散市场和集散兼消费市场与其上位市场间的计量关联性表现复杂,或强或弱,或有或无。计量关联性的强弱程度受市场关联性影响。当市场关联性增强时,上位市场往往会逐步采用与中心市场单位量值相同或比之更大的计量器具。

医会与医统:明代一体堂宅仁医会研究

学界多将明代中后期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比附现代专业社团,称其为“中国最早的医学团体”。但若仅以现代标准来评估这一医会,就容易忽视其背后的知识及社会脉络。宅仁医会的主持者为太医院吏目徐春甫,职位并不高,但能依托乡籍、业缘及宫廷医者的政医关系,在北京构建起以江南医者尤以新安医者为主体的医者讲会。医会的意义,在于通过类似儒者讲会的方式,讲论医学,编纂医籍,为医学知识的系统化、规范化提供非正式制度的组织路径。徐春甫组织编纂百卷本《古今医统大全》的庞大知识整理计划,早于医会的成立,但得以最终付梓,则是充分运用了与医会相关的组织及社会资源。由此返观传统中医知识自身演进的机制和路径,可见医学正统知识的确立不仅依赖专业医者的认可,还需充分运用动员医者的关系网络。

海湾局势变化与英国的撤离(1961-1968)

英国曾长期在海湾地区处于主导地位,其海湾政策的转变与其在海湾地区的主要利益密切相关。二战后,英国在海湾地区的主要利益转变为以石油为中心的经济利益。保护经济利益成为英国在海湾地区政治、军事存在的首要目标。60年代初期海湾地区的不稳定状态要求英国增强其政治、军事存在,但1963年后的海湾局势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海湾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英国的海湾利益不再依赖其政治、军事力量提供保护。英军继续留在海湾不仅不能增进本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反而成为其政府的政治和财政负担。此外,国防支出紧缩、从亚丁撤军、阿拉伯民族主义等因素也不利于英国政治、军事力量继续留在海湾。经过多次成本—收益分析,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撤出海湾。此举对海湾地区现代国家体系的建立和现代国际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乡绅之治: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地方社会治理

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并未像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强大的常备军力量,在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时,不得不仰赖乡绅等社会精英力量的合作。乡绅往往通过出任治安法官而获得一身二任的角色,他们不仅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官员”,又是地方社会的“家长”。治安法官的职权在近代早期急剧膨胀,成为地方政府的司法和行政权力中枢,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连接枢纽。治安法官虽由国王任命,但不领薪俸,因此治安法官在治理地方社会时,会在综合考量中央政令与地方实情的基础上,制定地方社会政策与行使“自由裁量权”。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与地方官民的支持下,治安法官有力地维护地方社会的法律与秩序。治安法官治理地方社会的实践型塑了英国的司法治理模式,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协商,实现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达成追求秩序与善治的施政目的,为英国社会稳定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基础。

秦汉时期的“中国观”

“中国”一词在秦汉时期最普遍的用法是与“四夷”并称。以地理范围而论,“中国”或指“京师”,或指“十二州”,但主要指“中原”或者“北方”。语境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含义的不确定性,但“中国”本质上是一种“优越性”,即当以“中国”自居时,必然会产生“差序”。至汉代,“汉”作为“领有天下之号”的王朝之名,其统治的合法性不仅囊括了整个华夷,而且在超越了“汉国”的同时,也高居于“中国”之上。

英国对美国的“反向租借”援助及清偿(1941-194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接受美国“租借”援助的同时向美国提供“反向租借”援助,是同盟成员国向美国提供“反向租借”援助的典型个案。依据《英美互助协定》,英国向美国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物品、服务、设备和情报,美国则承诺在清算对英“租借”援助时以此作为冲抵。在未包括净价值160亿美元已消耗、损毁或散失援助物资的情况下,英国以信贷方式支付6.5亿美元清偿了价值60.3亿美元的美国“租借”援助。然而,战时美英谈判互助和战后谈判清偿都充分暴露了美国通过“租借”援助谋求长远利益的意图,英国虽尽力抵制,但为了战时生存和战后重建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政策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