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政课有效落实《爱国主义教育法》探赜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颁布和施行,从法律层面为高校思政课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高校思政课有效落实《爱国主义教育法》,要从整体性把握《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时代内涵、价值基础和法律支撑,从系统性透视《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总体要求、要素特征、支持保障,从动态性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主体对象、载体创新、具体转化及评价体系,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规范化的阵地作用,为高水平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遵循。

明清兽灾言说与生态保护意识

明清战乱与人口增长,边荒垦殖扩大,侵犯了野生动物领地,加剧了兽灾爆发。人们杀兽自救,民间叙事者标举捕猛兽器械和捕兽技术。站在人类中心立场上,把野兽完全推到灾害施加者的被告席上。面临野兽袭击,人与家畜亲密依存关系强化,人往往依靠与家畜互助互卫,家畜形象被愈加伦理化。人们还依靠地方官员德行、能力弭灾驱灾;许多边荒地区则以祷神、责神来治理兽灾。对猛兽威胁,明清还多取人兽亲和的神幻想象。地方官也更为积极地表彰资助协力抗灾的百姓。在华夏灾害、御灾与生态学融合的文学书写中,是人与动物关系的一个令人警醒的方面。

方以智与晦山戒显的青原之会

康熙五年(1666),晦山在青原山净居寺拜会了方以智。方以智非常兴奋,给予了极其热情的接待。晦山戒显对此感动不已,遂赋诗一首,记录下了自己的兴奋之情。方以智与晦山谈及自己的著作《药地炮庄》,晦山为之作序,给予高度评价。可以说,晦山戒显与药地愚者方以智青原之会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蕴。

郁达夫抒情小说创作转向探析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创作极具个人特色,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初期小说创作更是引起了巨大争议。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一直被贴上“颓废”“色情”“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感伤”等标签。但是在创作社的转向中,郁达夫展现了极高的政治革命热情,在其早期作品中可以探得这一苗头的“萌芽”,后续创作中更是展现了一个内心柔软的抒情作家坚定的革命意志。不可否认,这些创作仍有局限之处,但不能因此否决郁达夫的创作方向转变及为后来者带来的启示与反思。

权力控制视角下初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研究

初查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表现为“初查侦查化”,呈现出与侦查权力相近的强制性色彩,但尚未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规制之中。“初查侦查化”主要集中在初查阶段的电子数据收集程序之中,具体表现为电子证据的取证手段具有强制性,大数据侦查在初查阶段屡有使用,初查中的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不足,初查阶段有关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的规定不完善。为保障初查权的顺利运行,实现初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程序中的权力控制,有必要以基本权利为基点规范电子数据的取证程序,优化刑事诉讼的立案标准,加强初查阶段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完善初查阶段相关的法律规定。

数字技术对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集货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

在分析数字技术对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集货效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选取中国20个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数字技术发展综合指数和城市集货效率水平及其区域差异,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程度及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的集货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城市集货效率的影响在中部城市和二线城市更为显著,这或许与它们还处于边际收益递增阶段有关。基于以上结果,提出加快数字技术健康发展以驱动国家级物流枢纽城市集货效率提升的全国总体性及区域差异性等对策建议。

彭州竹瓦街出土青铜觯考源

四川彭州竹瓦街曾于1959、1980年两次发现商末周初的青铜器窖藏,计出青铜器40件。其中,覃父癸觯、牧正父己觯为殷人铜器。殷人铜器在成都平原出土,学者以为是蜀人随武王伐纣获得的战利品。其实,也可能是周公东征之后,大规模分割迁徙殷遗民,某个擅长制造青铜器的殷遗家族,不愿接受周人的统治,便不惜翻越崇山峻岭,远为迁徙,最后到了成都平原。他们到了这里,对所归附的蜀地贵族不仅赠送了原属自己的青铜觯、尊,还帮助仿造了一批既有蜀地特色又与中原铜器相似的青铜容器和兵器。这或许就是彭州竹瓦街青铜器窖藏杂有殷人铜器的由来。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解读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拉克伯里的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并对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拉克伯里对《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的各种新奇解说,直接影响到晚清民国中国学术界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和西王母传说的研究走向。国粹派对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传说“真实性”的各种发挥,不断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和批判。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对《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穆天子传》交通地理研究增添了诸多错讹和混乱。

学科视域下的中医学新探

中医学是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内涵的重要学科,但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中医学的概念使用出现了几许困惑。本文基于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医学科认知,从中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中对“中医”内容的利用情况进行分析,并联系其“中医”与“民族医学”的关系,综合考虑了“中医学”学科内外对“中医”的认识和应用。由此展开关于对“中医”“民族医学”及“汉医”之辨析,提出可将“汉医”作微观问题的研究对象,以企化解中医学研究中概念不清及研究难以拓展的疑虑。而基于这一新概念的应用,“中医学”能够真正实现广域视野的探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且发挥出惠及多面的学科价值,促进中医学的长远发展以及多学科的交叉共进。

基于知识创造SECI模型高校数字化学术生态构建研究

知识创造历经社会化、外在化、结合化和内在化四阶段,分析学术生态“四场域”——创始场、会话场、系统场、实践场存在知识创造、知识对话、知识组合、知识转化等壁垒,通过构建系统性数字化高校科研创新体系各组织间知识共享及转化过程的模型,探索以知识创造SECI螺旋提升路径闭环塑造高校数字化学术生态,提升科学研究实用性与品质性,实现高校科研创新水平与区域经济社会耦合发展,从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马尔库塞非压抑性文明理论的逻辑考察

马尔库塞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的视角,重新解读并改造弗洛伊德的压抑性文明论,提出非压抑性文明理论。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性文明理论深刻揭示了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极度压抑性的异化本质,探讨了在物质文明发达的条件下,通过人的爱欲解放,重建非压抑性社会文明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该理论构想的逻辑考察认为,马尔库塞依据发达工业社会的(物质)成就作为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条件是不充分的;非压抑性的生活方式必然导致的物质文明的倒退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文明观是相悖的。

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的身体话语建构——以《林泉高致》为文本的考察

在自古贯之的儒家修身立德和道家去欲保身的身体实践下,无论是郭熙提出的“身即山川”“饱游饫看”的山水画创作与身体力行之道,还是主张“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可游可居”的绘画观照体验,抑或从山水画欣赏角度对“林泉之心”等身心合一观念的推崇,都可以看到绘画艺术与人的身体或身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基于当代“身体崛起”的话语场域,从身体理论视角对《林泉高致》中的身体言说进行系统的阐发论述,不仅可为激活与丰富中国古代画论资源提供新的方法论,还可管窥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身体观相异于西方的独特意蕴。

专业学习共同体视域下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探究

专业学习共同体在拓展教师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全面提升教师职业素养、打造教师合作文化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能够有效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从专业学习共同体的概念与应用价值出发,结合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可以明确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构建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三种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形式与路径得以确立,即基于课程群的教学团队、基于任务导向的教学实践共同体和基于教师发展中心的学习共同体。

社会史视角下书写考古学史刍议——从《殷虚发掘员工传》的史料价值说起

研究视角的转换,能够激发旧史料的新意涵,拓展旧问题的新面相。在学界已较为深入地从学科史、学术史视角书写考古学史的基础上,有必要借鉴社会史视角,进一步拓展考古学史的书写视野,充分发掘《殷虚发掘员工传》等文献中有关考古民工记述的史料价值,具体而微地考察考古学与近代社会间的互动。

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度治党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源于党初创之后在新民主主义的孜孜不倦追求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与实践。党在此时期的思想和行动,内蕴着党百年制度治党的生成逻辑与主要路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首重主义的结合、强化党内制度建设、建构党内民主集中制、严明党内纪律,开始了制度治党曲折前行中的艰辛探索,形成了初步的制度治党思想,得到了制度治党上的经验与教训,深深影响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时期制度治党的形成发展和实践展开,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提供了宝贵启示。

论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

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与其书写目的直接相关:以存史为目的的医家传记,沿袭了《史记》的行文传统;因人情赠答而促生的医家传记,其写法则类似赠序,呈现出文体互渗的现象。两种传记在行文上均做到了细节充实饱满,以写实取信于世。其不足之处则在于事件的罗列呈现出简单堆砌的特征,缺乏精心安排。明代医家传记的书写对象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从医人员,其中对太医的记述注重突出其宫廷经历,尤其是随侍君主的事迹。整体来看,明代医家传记内容既突出传主高超的专业技术水准,又强调传主勤谨宽厚的品德修养,显示出该时期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立传思想。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域下诉源治理“三端共治”机制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逐渐从党领导基层治理与群众工作的经验发展为全局性综合性的社会治理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诉源治理“三端共治”机制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司法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的法治回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着力打造“三端共治”机制模式,解决前端预防不足、中端化解失灵、末端控制欠缺的问题,提升“前端、中端、末端”全流程诉源治理能力,融入网格化、多元化、智能化解纷体系,让矛盾纠纷化在源头、解在诉前、消在萌芽。

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是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之一。宋元时期由于有大量僧人参与了社会医疗活动,所以一些文人对此类医僧多有赞叹或感谢,同时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欣赏。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互动,展现了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这是以诗文为视角发掘宋元僧众与文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途径,也是从更多层面建构两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特殊观察方式。

何谓“公民复兴运动中的最后一幕”?——论波考克的公民共和主义与美国政治秩序的关系

本文讨论了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对美国革命的看法及其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关系。结合阐释这一概念所需的思想史框架,指出波考克将美国革命称为“公民复兴运动的最后一幕”的原因;并且,通过对比波考克和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解释,文章呈现了波考克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如何落实为一套秩序形式,以及这种秩序与美国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文章对波考克的写作“语境”进行了反思,提示在生存论的意义上理解“共和”概念,从不断生成社会运动的角度判断政治秩序的成立,可能是波考克构建思想史和判断具体问题的条件。

共同富裕与富民金融——金融强国战略下金融驱动乡村振兴战略路径新选择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体现,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富民金融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当前,农村金融供给存在着金融资源错配、绿色金融供给不足、数字化建设滞后、金融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建设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发展农村金融应以市场为基、政策为引制定农村金融供给顶层设计,通过多元供给、金融创新健全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同时,在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加快金融科技布局,并以此提高普惠金融可得性与精准度、增加绿色金融供给途径。此外,通过监管制度的完善和监管技术的革新,完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