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环境立法、环境司法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立法与司法协同视角

企业绿色创新是人与自然和谐现代化的基础和托底,是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战略的必然路径。基于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法从经济价值导向维度和生态价值导向维度衡量企业绿色创新,并以2007年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置专门环境法庭为背景,将地方环境立法与环境司法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0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地方环境立法与环境司法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具有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协同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司法协同环境立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环境成本和促进企业主动进行绿色战略调整来驱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经济价值导向绿色创新,企业更加倾向选择生态价值导向绿色创新,并且在国有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低的企业、处于经济上行期的企业、处于官员绿色政绩考核时期的企业以及管制行业企业中,协同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对政府推进环境治理、加速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

直面挑战:审计师数字化专长是否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

借鉴审计师行业专长的度量方法,将数字化客户占比较高的审计师定义为数字化专长审计师,并检验在数字化变革过程中,积极参与数字化审计并取得数字化审计经验的审计师是否能够取得更好的审计结果。结果发现数字化审计专长审计师在数字化市场领域能够带来更优的审计质量,并且他们的特殊技能带来的积极作用能够被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和分析师识别和认可(股价同步性更低且分析师预测更精准)。该结论为在数字化变革中,审计师如何能动应对大样本档案提供了证据,并为实务中事务所发展数字化审计提供了一些启示。

《审计与经济研究》“中国自主审计知识体系”专栏征稿启事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建构中国自主审计知识体系,《审计与经济研究》拟开设“中国自主审计知识体系”专栏,现面向国内外专家学者诚挚征稿。来稿将优先审稿,优先录用。

内部控制、国家审计与国企避税

选取2007-2017年上市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影响作用以及国家审计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具有抑制国企避税的治理功能,国家审计监督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对国企避税的抑制作用,说明内部控制和国家审计是深入理解国有企业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治理效应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小、社会审计质量低和避税激进的国企中更为显著;通过分解内部控制五要素后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避税的抑制效应集中体现在控制活动和信息与沟通两大要素上。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达到抑制企业避税的治理目的。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吗?--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重要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经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新《环保法》这一外生冲击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趋严促使企业提高税收规避程度。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经营风险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税收规避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融资难度较高和经营压力较大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情境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提升了财务业绩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提供了微观企业如何应对宏观环境规制的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结合税收政策优化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

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抑制地方国有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吗?

以2015年末我国实施的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试点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A股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抑制了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区分金融资产类别后研究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显性金融资产规模的抑制效果较明显,但与隐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间无明显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以及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强度越大时,政府审计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规范政府干预缩减了地方国有企业显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这一抑制效果更为明显。

客户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协同治理还是嬗变失配

将客户数字化转型行为决策纳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研究框架中,利用2007—2019年中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客户数据,检验发现: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正向溢出主要表现为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协同和高管治理是客户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两个作用渠道,从而证实数字溢出存在协同治理效果。此外,当客企关系性质良好、客企数字差距较大、企业融资约束较高时,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改善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不仅肯定了客户数字化转型引致的数字溢出能够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为缓解企业间供需矛盾提供了解决思路;而且发现并验证了供应链数字溢出的协同治理效果,加深了各界对供应链数字溢出的学术认知,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吗?--来自中国28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进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调节性效应检验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绿色创新水平能够正向调节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较高、污染排放量较高、环境信息公开的地区,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必须激发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

以“数”谋“盈”: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信息效应”和“融资效应”,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显著提高盈余持续性,其作用机制在于抑制真实盈余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从异质性视角来看,“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均可显著提高盈余持续性;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低的企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显著。企业应该坚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增强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以谋求持续稳定的收益。

事务所规模与年报会计政策“类准则”披露——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通过计算上市公司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讨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是否为影响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披露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1)由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较低,会提供更多公司会计政策的个性化信息。(2)在上市公司风险增强和会计准则重大变化的两大类场景中,事务所规模与年报会计政策披露“类准则”程度之间的关系都得到增强,说明事务所的风险压力和事务所能力是重要的机制路径。(3)由同一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更一致,具有同所效应。(4)基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检验发现,若变更后的事务所规模更大,则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会降低;若变更后的事务所规模更小,则会计政策披露的“类准则”程度会提高。

碳市场建立对非控排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尚未纳入碳交易体系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溢出效应框架分析碳市场建立对非控排企业环保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被纳入碳市场交易促进了非控排供应商企业的绿色创新。其作用机制在于,碳交易下的控排企业绿色创新具有基于生产网络的压力效应和动力效应,能够激发关联非控排企业的绿色创新意愿,并助推其绿色创新能力提升。这一溢出效应有助于实现非控排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且该过程具有方向性,碳市场建立并不存在基于生产网络“自上而下”的治理效果外溢,相关影响在非控排企业客户集中度较高、绿色创新基础较好及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更加明显。此外,碳市场建立的绿色创新溢出效应对于推动非控排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研究结论为高效发挥碳市场绿色治理效果、深化环保改革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管理启示。

公开发行债券能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吗?

以2006-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企业首次发行债券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研究发现,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债券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发行债券通过建立替代性融资渠道缓解融资约束,延长整体债务期限,提高信息披露水平这三个路径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后续发债行为后,公开发行债券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仍然存在;相比于公司债,企业首次发行债券种类为中期票据和企业债时,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更显著;企业首次发行债券时,债券信用评级越高、发行利率越低,对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越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债券市场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创新发展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来自债券市场的建议。

环保信用评价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环保信用评价是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绿色转型压力下的一种新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以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资源获取对环保信用评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信用评价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政府监管环境严格的地区、市场竞争环境激烈的行业以及社会信任环境良好的地区更加明显。结论提供了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丰富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因素的研究文献,对政府部门进一步推广环保信用评价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实施环境向善行为、助力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具有建设性作用。

企业ESG表现缓解了股价延迟吗?--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21年华证ESG评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ESG表现对股价延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能够有效缓解股价延迟,股票流动性水平、分析师关注和内部控制质量是企业ESG表现缓解股价延迟的重要作用路径。截面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股价延迟的缓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政企关联企业以及审计质量较高组中更强。研究结论为提升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提供了新的线索,为推动企业ESG实践提供了必要启示。

低碳城市建设、环境审计与企业碳排放--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低碳城市建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08—2021年深沪两市A股工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将三次低碳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递归式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的碳减排机理及环境审计在此过程中的交互关系。检验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企业的碳排放量,且该效应在高碳行业企业、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及媒体关注度较高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2)低碳城市试点与环境审计在促进企业减少碳排放方面存在互补关系;(3)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在低碳城市试点促进企业减碳方面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多主体外部监管合力可以助力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多源监管大数据的视角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7—2022年数据,借助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综合描述多主体外部监管大数据,验证外部监管合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作用及具体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外部监管合力具有“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通过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降低双重代理成本、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优化资本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助力企业打造新质生产力。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企业成长性和外部制度环境不同,外部监管合力的监管驱动效应存在差异。研究丰富了多主体外部监管合力共促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推进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参考依据。

国家审计与商业银行信贷行为

采用2008—2020年中国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国家审计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可以促使银行提供更为宽松的信贷,且这种效应具有延续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减少违规行为、加快经济增长三条渠道促进银行扩充信贷。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审计对内部治理较好、东部地区、外部法律环境较好的银行信贷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社会审计增强了国家审计对银行信贷的促进作用,媒体监督削弱了国家审计的促进效应,而公众监督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国家审计推动了银行信贷投放,但对贷款集中度产生了抑制作用,且相较于商业贷款和非农户贷款,国家审计提升了消费贷款和农户贷款,国家审计与银行信贷的关系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同时提升了银行财务业绩,说明国家审计可以助推银行信贷业务的高质量发展。

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雾里看花还是甄别有道?

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倾向较为明显,立足于监管部门日益重视分析师研报质量的现实背景,选取2007—2019年间我国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研究表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显著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机制检验发现,企业脱实向虚通过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进一步研究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高质量的外部独立审计能削弱企业脱实向虚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负面影响,而机构投资者持股则会强化其负面效应。研究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视角丰富了企业脱实向虚的经济后果,对政府监管部门引导企业回归主业及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股权结构与股权激励模式组合

近年来,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在推出的同一期股权激励计划中同时包含两种以上股权激励模式。以2006—2020年实施股权激励模式组合计划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组合选择行为的影响,并探究股权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越大,公司越有可能选择股权激励模式组合,以匹配管理层异质性的风险偏好,从而实现管理层风险承担总水平最优;股权结构对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与股权激励模式组合选择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国有控股和股权集中度增大能够弱化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对股权激励模式组合选择的正向影响;股权激励模式组合能够匹配管理层风险偏好异质性,使得管理层风险承担总水平实现最优,进而提升公司价值。

共同机构所有权能抑制“言过其实”的数字化披露吗?

企业的数字化披露是利益相关者了解其数字化行动的主要途径,然而,在缺乏披露标准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企业有机会通过夸大数字化程度来迎合资本市场偏好。鉴于此,选取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共同机构所有权对数字化过度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能有效抑制企业“言过其实”的数字化披露行为;机制检验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可发挥竞争缓解效应及协同治理效应,从而减少企业对数字化的过度披露;异质性分析表明,只有长期共同机构持股才能够抑制数字化的过度披露,且共同机构所有权仅对所在地市场化程度较低、税负和财务负担较小企业的数字化过度披露行为产生抑制作用。结论丰富了数字化和企业信息操纵领域的研究,并为当前如何看待共同机构持股行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