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订阅《少年儿童研究》

《少年儿童研究》(CN11-1748/D)创刊于1988年,由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学会等单位主办。本刊定位为国家级少年儿童研究学术理论刊物,探讨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少年儿童教育与保护、少先队及儿童组织等问题。

从理念到实践: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推动机制

自2021年全面启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以来,国内诸多城市积极推动和深化创建。在全面起步的这一关键时期,构建领导管理、经费投入、人员配置、多维激励和社会协同“五位一体”的推动机制,既有助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科学化,也有利于增强未来建设的可持续性。解决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由于浅表性共识、象征性优先和规定式协同等带来的机制耦合困难,扩大培训受众面与宣传广深度、构建清晰的制度体系和开展系统持续的调查研究等措施有助于保障机制的耦合运行,促进在国际共识理念下创建符合中国国情和城市发展特点的儿童友好城市。

新时代儿童权利保障的实践、困境与制度完善

保障儿童权利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依法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培养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紧迫任务。新时代我国儿童权利保障事业取得可喜的进展与成效,立法进程不断加快,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推进,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儿童权利保障水平迈上新台阶。但儿童事业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面向儿童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优质化水平亟待提高,困境儿童的生活保障和关爱保护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儿童保护工作制度需要更科学的统筹。实现新时代儿童权利保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更新理念、创新思路,构建全方位保护儿童权利的制度体系。

美国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演变及其启示

美国采取联邦和州两级并行的立法模式,以隐私权保护为规制重点,通过“分散式”立法和专门立法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提供法律保护。美国在立法实践中不断提高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年龄界限,构建实操性强、差异化的监护人同意制度,不断强化网络运营者的义务与责任,努力实现法律规制和技术创新、企业利益和未成年人保护之间的动态平衡。我国在现有规范体系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合理划分未成年人的年龄区间,实行差异化保护;细化监护人同意制度并增设一定的例外情形;强化行业自律,采用“法律规制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共同监管模式。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演进及其价值意蕴

本研究基于社会政策视角,梳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的演进过程,结合社会公平、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重要时代议题,探究农村留守儿童支持体系及关爱政策的发展脉络。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包含了以下三重价值意蕴:体现了注重家庭的导向,体现了对公平价值理念的追求,体现中国特色社会政策管理运行的发展创新。研究建议将强化留守儿童政策的基础保障作用、加强学前农村留守儿童政策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农村社区的作用等作为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制定的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的完善和落实。

《家庭教育促进法》司法适用实证研究——基于对主要法律数据库案例的分析

对《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65个援引该法的司法案例进行研究,发现该法在实践中通常由法院援引而当事人援引较少,主要适用于婚姻、家庭等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发挥出价值宣传、家庭教育行为指引和家庭教育监督等功能,发展出了多部门联合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依托妇联和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等多样化的落实措施,同时也暴露出法律援引形式不规范、援引情形不统一、法律适用实效性不足等问题。未来应当增强法律援引的明确性,重视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和说理,强化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明确法律适用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在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和形式与裁判执行的保障等方面提高法律适用的实效性。

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变化及影响:教育市场化、家校合作与学校组织

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壮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其家庭教育功能被不断强化以实现群体地位的再生产。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研究的范畴包括父母教育、学校参与和课外辅导活动3个方面,具有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组织化与专业化特征。中等收入群体在家庭教育中的选择与组合,推动了教育市场化改革与家校合作,进而推动了学校组织合法性的变化、边界的开放与耦合的构架。同时,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变化带来了过度理性化与教育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突出了学校组织系统与专业系统之间的现代性冲突。这启示我国当前要重视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教育的变化趋势及其引发的学校教育变革,关注这种教育变革对于社会发展与少年儿童的影响。

让“学生”成为“队员”:对少先队组织社会化影响因素和策略实施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通过对J省大队和中队辅导员开展关于少先队组织社会化影响因素与策略实施情况的调查,发现在影响少先队组织社会化的组织、团队、活动和个体角度,少先队组织在不同侧面有突出表现但整体不均衡,少先队成员彼此关心但共同发展指向相对偏低,少先队组织提供的任务和校内资源对队员有较好的发展支持效果,队员在组织中普遍具有积极心态且对组织有较好了解;在涉及少先队组织社会化策略的情景因素、内容因素和社会因素方面,新队员集体学习状况较好,但队前和入队后专门化教育缺失,少先队组织社会化策略的固定性和有序性均较欠缺,少先队在连续性和授权性策略方面整体不足。建议加强对少先队组织内个体发展的关注与促进,努力提供少先队员在不同层面的组织文化集体学习,着力培养辅导员与队员之间的组织内共同旨趣,大力加强对辅导员有关少先队社会化认知与行为策略实施的培训,以提升少先队组织社会化水平。

青春场域的建构与意义生产:对乡村中学生手机使用的媒介人类学考察

在媒介人类学的视角下,选择云南省D县L中学的12名来自八九年级的学生作为访谈对象,采用深度访谈和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发现乡村中学生在手机使用中构筑出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青春场域,发展出独特的交往经验与互动机制。在乡村中学生的手机使用中,线上聊天是校园场域的趣缘延伸,为维系家庭场域的运行、重构温馨仪式提供支持,并成为连接家庭场域和校园场域的中介。他们在这个青春场域中进行自我展演、积累虚拟资本,同时通过游戏共玩展现他们的数字惯习的青春样貌,进而实现自我成长与丰富的意义生产。

儿童性引诱行为的刑法规制:正当根据、基本立场与具体路径

儿童性引诱行为是行为人用来促进与被害儿童进行性接触的欺骗性过程。作为一种间接危害行为,儿童性引诱行为没有直接造成性侵害结果,但与拟预防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密切的事实联系和充足的规范性联系,通过刑法对其进行规制具有正当根据。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刑法前瞻性预防观念,儿童性引诱行为的犯罪化应以儿童的性自主权为保护客体,在罪状设计上列举邀约单独会面、展示色情内容、不适当的身体接触以及其他用来促进与儿童进行性接触的行为等行为方式,将行为对象规定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以及实施性侵害犯罪的目的,并以短期有期徒刑和拘役刑作为法定刑。

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问题归因——基于5个元假设的辨析及讨论

在梳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与学业成绩问题研究的调查工具(问卷)和调查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通过逆向推理,研究归纳、发掘在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调查研究中潜藏的对祖辈代养、学业成绩差异的社会影响、不同群体成绩表现差异、成绩测量、问卷填写5个元假设,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辨析,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问题研究的深化需要进一步思考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成绩问题的社会性指向,反思层级化基础教育体系在农村儿童教育中的作用。

建立亲子互助的家庭阅读生活——基于日本PTA母亲文库的经验探索

20世纪50年代,日本处于新式教育初步建立、家庭教育氛围正兴的时代,PTA母亲文库应时而生。PTA母亲文库萌发于日本长野县立图书馆与信州大学附属小学家长教师联谊会的倡议。在公立图书馆提供巡回文库服务、学校提供图书流通场所及家庭阅读指导的条件下,乡村母亲们开启阅读生活。母亲的阅读行为有助于构建家庭阅读的氛围,社会力量的支持又可以为家庭阅读提供物资保障。探索其中经验,对于促进我国家庭亲子阅读的有效展开、落实《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提出的拓展读书形式、涵育家庭阅读风尚的要求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少先队活动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参与-服务-学习-成长”(ASLG)价值框架构建

少先队活动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参与-服务-学习-成长”价值框架构建具有认知价值反思和行动价值指导意义。该价值框架的基础理念在于关注少先队员个体的主体性发展需求、价值有涉的生活情境对队员发展的支撑、队员在服务学习中形成初步政治素养和社会情感学习及有效培养。价值框架四个核心要素的要义在于:参与是课程正义要求与少先队员主体性发挥的最佳体现,服务是课程社会价值与队员社会性的最佳培养方式,学习是课程对象行为与队员阶梯性发展的内在动力,成长是课程教育性目的所在与队员获得感的表现形式。从运行路径看,需要关注少先队组织内部的运行以及少先队与社会力量的联合运行;从革新要求看,可创设层级化少先队活动课程中心、推进学校-社区少先队活动课程开发与实施有效合作机制并重塑活动课程实施的小队路径。

父母媒介干预研究:学术源流、迭代发展与未来走向

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显示,父母媒介干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承袭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父母教育卷入的研究,并在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发展的过程中进行了迭代,且迭代的特征表现为干预策略的演进与多样化。由于父母媒介干预面临干预效果的现实困境,未来的相关研究可朝着如何增强干预认同和本土化应用的方向发展,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儿童与媒介的和谐共处。

话题、问题与视角转换:厌童症的冷思考

在如今自媒体盛行的时代,关于儿童、童年的任何话题一旦迅速传播,常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据作家苏小懒在社交平台上自述,2023年7月在乘坐广州至珠海的动车时,孩子只是安安静静地在座位上画画,她却被乘务员两次提醒要管好孩子,别让孩子乱跑。她感觉自己受到冒犯,因为孩子什么都没做家长却被反复提醒。她认为这是对带儿童出行的家庭的歧视,并表示反对这种区别对待,呼吁公众对婴幼儿家庭要有包容心,社会要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公共支持。

厌童现象的教育学思考

当前,厌童似乎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见现象,与之相关的讨论显现出部分大众对儿童的一种微妙与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厌童症的“症”字体现出一种负面倾向,表明厌童情绪不应该被肯定。有研究证实,对儿童的恐惧是一种症状,会影响个体对儿童的态度以及生育的选择[1]。另一方面,在最近的网络讨论中.

从“厌童”到“友童”:对儿童,我们需要更多宽容与包容

近来,“乘客制止儿童踢踹椅背,网友拍手叫好”“一岁孩童高铁哭闹,乘客要求闭嘴反遭指责”等系列新闻,引起公众对“公共秩序维护与儿童行为规范”问题的持续热议,并随之引发关于当下社会包容性的讨论与反思。

儿童嬉闹权及其界限——以厌童现象为视角

儿童玩耍嬉闹导致的噪音纠纷引发了公众对于厌童现象的讨论,折射出儿童嬉闹权与成年人宁静权、休息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儿童享有《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玩耍嬉闹的权利,在嬉闹中产生的声音属于自然声音,不能适用《噪声污染防治法》,但嬉闹权的行使应当以不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为基本界限,且应符合儿童最佳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在游乐场、日托中心、学校等以儿童为主体的场所及家庭住所附近,他人应负必要的儿童“噪音”容忍义务;在餐厅、公共交通工具等包含各类利益的公共场所中则涉及权利平衡问题,可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特征及其成长规律,区分场景设置静音区域。父母应当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在帮助儿童明确行为边界的过程中增强其公共规则意识。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的协同路径与政策体系探析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的各项措施应当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构建以政策法规为载体、以多方协作和共同治理为路径的预防和监管机制。网络游戏防沉迷政策体系中的治理主体包括政府、游戏厂商、家庭和其他社会机构,治理路径包括管理路径、技术路径、执法路径、教导路径和价值路径,同一治理主体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理路径,不同治理主体可以交错联动和相互协同。依照《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规定,将中央和地方以及游戏厂商制定实施的政策法规进行梳理和对照,从中析出优秀的立法例,对“防沉迷”法律机制的细化和完善具有借鉴意义。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立法背景、思路与逻辑

为解决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新问题,细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既有规定,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成熟经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应运而生。在立法理念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与儿童保护的国际条约相衔接,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指引下,突出社会共治,强调发展与保护并重,注重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协调。在逻辑结构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通过打造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平台责任共同体,汇聚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与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合力,在明确头部平台特殊责任、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保护、提倡全民共治理念等方面都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