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出圈”到“价值共创”:非传统旅游城市目的地品牌生态圈塑造研究

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催生了“网红打卡”式新兴旅游方式,带火了一批“网红城市”。对于知名度低、传统旅游吸引物匮乏的非传统旅游城市来说,媒体“出圈”容易,却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目的地品牌形象。基于品牌生态圈理论,通过梳理“淄博烧烤”现象的关键事件,探索从单一网红要素到目的地品牌生态圈塑造的经验模式。研究发现,非传统旅游城市品牌生态圈塑造分四个阶段:聚焦“有效治理”的品牌生态圈前期阶段、聚焦“核心IP打造”的品牌核心圈塑造阶段、聚焦“价值共创”的品牌生态圈初步形成阶段和聚焦“适应性演化能力”的城市品牌生态圈可持续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分别受市场契合性、感官真实性、互动参与性、多主体联动性和情感体验性因素驱动。本研究为非传统旅游城市打造从媒体出圈到目的地品牌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及参考。

高位推动、注意力配置与中国政策扩散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传统渐进模式和以政策爆发为典型样态的非渐进模式,共同勾绘出中国政策扩散实践的整体图景,但鲜有研究对二者的生成机理进行比较阐释。依循注意力基础观的“情境—过程—结果”逻辑进路,注意力视域下的中国政策扩散分析框架包含“高位推动—府际注意力配置—政策扩散”三大核心链条。多案例比较分析结果发现:由高位推动嵌入主导的“吸纳-辐射”过程,是诱致压力型体制下大规模政策扩散的决定性力量;受府际注意力配置机制驱动,地方源创新的竞争性政绩建构,实现了对上级注意力的有效吸引,高层注意力的纵向传导,催化下级潜在采纳者注意力的再分配与聚合,形构出“地方首创—上级吸纳推广—地方跟进采纳”的一般扩散路径。不同高位推动策略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存在结构性差异,约束政策采纳议程设置的响应速度和集中程度,最终形塑出渐进或爆发的差异化政策扩散模式。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道路问题——国家文化结构视野下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重大命题,在五千多年文明古国的笼统共识之下,深厚文化传统如何影响或制约国家建构的机制与路径一直没有得到清晰的揭示。国家文化结构理论表明,在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结构中,基于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具有天然联系,国家文化议程与国家政治议程纽结在一起,造成了国家建构中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路径锁定”。进入近代,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将中国这样一个以历史文化传统为根基的文化共同体强行塞进现代民族国家的“强迫性框架”之中,极大弱化了中国经由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传统纽带,导致了从传统文化危机到国家认同危机的链式反映,动摇了国家结构的稳定性,其影响深广。通过梳理西方民族认同型国家与中国文化认同型国家之间的差异,阐述历史长周期内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建构逻辑与转型困境,深入揭示出文化认同型国家的国家属性与形态特征,进而阐明全球化视野下以文化认同统筹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建构路径,从中西方现代化启动的初始文化条件差异上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内涵和根本特征,更加深入地认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深刻内涵,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理论逻辑。

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坚持三者一体化建设、一体化推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解码密钥。教育、科技、人才均为强国建设之基石,三者统一于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整体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实现有效联动,坚持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设计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部署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努力实现各方面政策举措的贯通融通。

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文化动因——构建新质生产力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文化是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要义,把文化纳入其理论建构是创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新机遇和新路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等一起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文化软实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并成为生产力突破的深层动因。从历时性过程考察,文化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基础性动力支撑,主要表现在: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晶深度嵌入其他社会结构,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精神动因;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二者互动是近代文明演进的重要方式,也形成了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长点。从共时性形态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和现实形态,可以发现:文化赋予了新质生产力新的内在规定性;文化经济新业态、新消费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包含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诸多具体实践形式。从人本性尺度审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人文价值内核,可以得出结论:新质生产力本质是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的生产力,也是推动文化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必须摒弃“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资本主义生产特性;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则。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与本质要求

民主是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现代化是推进民主发展的必要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时代升华,以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为其特色和优势。它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吸收借鉴世界民主发展的有益经验,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充分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并在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良政善治和弘扬全人类民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民主的治理效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就需要以人民逻辑统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以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为组织载体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运行。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话语建构、民主形象塑造以及推动政治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将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推进民主发展提供全新选择。

营商环境与企业“脱实向虚”

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背景下的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营商环境越好,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水平越低;基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进一步证实营商环境的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这一效应的产生是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提高实体投资效益两条路径实现的。拓展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改善在降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同时,提高了企业对研发的投资;这些效应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激励企业“脱虚向实”,这在政策层面意味着改善营商环境可能是解决经济“脱实向虚”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纾困发展两大问题的一剂良药。

生态修复目标司法确认的类型化构造

生态环境修复目标决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配置程度。司法确认生态环境修复目标的实践中存在损害前状态和功能的适用不合理、可接受风险水平被基本弃用和具体指向笼统模糊等问题,其原因在于司法中恢复原状思维的影响难以消弭以及现实危害的规制被过度关注。司法应当将生态环境修复目标划分为基线水平、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和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然后根据生态环境的特质确认适宜的修复目标。对于价值较高的生态环境应当将其修复到基线水平,对于价值特殊的生态环境,即便在经济不合理的情况下,也应当将其修复到基线水平。对于人类密切相关的受污染生态环境应当将其修复到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当生态环境可接受风险水平较为宽松之时可以考虑将其作为修复目标进行适用。

新质生产力的三重逻辑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发挥核心作用的新型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其内涵可以结合生产力的性质变化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生产力发生量变和质变的过程,也是人创造性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现实能力的反映。政治经济学应该以“生产力-生产关系论”代替传统“生产关系论”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为科学理解“资本二重性”奠定基础。新质生产力必然与新质生产关系相结合形成“新质资本”,并在每一个细分领域和细分环节都扮演提高经济效率的角色。在实践逻辑上,要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加快培育、推动“新质资本”健康发展,以生产力进步为原则规范“新质资本”。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空间均衡视角下,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政策评估的结果表明:增减挂钩政策能够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但是对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提高幅度更多,从而加大城乡收入差距。如果配套实施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在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同时,这种综合性改革能够促使农村人均收入提高幅度更大,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随后,基于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逐期双重差分法与合成控制法分别评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配套实施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结果发现:自2006年实施增减挂钩政策后,增减挂钩试点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值提升0.125,达到2.820;自2008年实施配套农村生产率提升的增减挂钩政策后,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均值下降0.261,达到3.043。基于此,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我们应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制度。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从物质基础、制度保障与思想支持三个方面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华文明则为中国式现代化孕育出内生性文化要素,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文化根脉。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相互融通、相互成就,创造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复合型的文明形态,是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三种文明要素相互融会而形成的文明成果。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

深入学习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新课题,需要从把握历史逻辑、梳理丰富成果和探索现实路径等维度,着力阐明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推进伟大工程与坚持管党治党方针并举,把党的建设作为一大法宝,以着力加强党的建设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走向胜利所发挥的重要政治保证作用。从这个历史逻辑中,可以得出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强国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启示。新时代十年,我们党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鲜明主题,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新布局,坚持以政治建党为统领,以思想建党凝心铸魂,以组织建党造形,以制度治党为保障,以正风、肃纪与反腐为党心民心所向,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个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重大任务落实好,必须深化对“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的理解和把握,着力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内容上全涵盖,在管全党和治全党上全覆盖,在党的各级组织肩负主体责任、各级纪委承担监督责任上全链条,在把制度建设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与各层级上全贯通,对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现实路径指向作出探讨。

地方政府为何会推进举报式执法?

举报式执法因其兼具工具价值和民主价值,被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时所选择应用。我国地方政府在举报式执法手段的选择与治理方式方面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以150787份通过公民举报而推进的行政处罚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各地区201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与研究发现,地方财力、地方执法压力以及公众参与需求,是地方政府选择与公众进行合作、采取举报式执法治理手段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地方举报制度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地方政府选择举报式执法,并提高合作治理程度。在下一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改革中,地方政府应建立科学的举报奖励制度,促进政社合作,以举报式执法之优势缓解行政资源匮乏与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治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要论述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既包括框架清晰、逻辑严密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蕴含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语汇的三重维度,即中华民族主体观、中华文明历史观、现代文明发展观,从而深刻揭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依据、逻辑理路与实践必然。这一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它引领中华文明不断向现代转型,绘就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光明前景,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全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

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和制度选择——基于分配公正原则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学术界、政策界应该对什么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和具体目标是什么,展开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前景。为此,应当采用当代分配公正研究中提出的三种原则——按需分配、机会平等、差别原则——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具体的分配方案:一是基本需要按需分配,二是稀缺资源保证机会平等,三是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持续提升。在此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三个具体目标或规范性指标:第一,覆盖全民的、均质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跨区域的、优质的公立教育;第三,贫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会嵌入对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影响研究——基于澳门地区历史城区的实证考察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引入文化依恋、角色认同和获益感知三个变量,构建社会嵌入对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以澳门地区历史城区为案例地,基于402份有效问卷,运用偏最小二乘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文化遗产旅游地社会嵌入对社区居民文化依恋、文化依恋对角色认同、角色认同对亲旅游行为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在社会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获益感知在文化依恋与亲旅游行为、角色认同与亲旅游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社区居民是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主要参与者与受益者,应注重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营造有活力的文化环境,帮助居民从旅游发展中获益,增强居民对社区发展旅游业的信心,以实现文化遗产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

简政放权何以影响企业创新?

简政放权是否可以释放改革红利,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基于简政放权的政策内涵与中国政治话语的统计语义学方法,选取中央政府会议公告为文本研究对象,利用爬虫分析技术构建了简政放权指标,研究企业创新是否因简政放权而产生明显的促进效果。实证结果显示,中央政府通过引导创新环境、精简政府办事程序和降低企业负担等三方面发力,促进企业研发资金规模扩大和研发人员数量增加,有效提升企业的专利规模和专利质量。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有效执行简政放权政策,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将会间接带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简政放权的政策效果受企业注册地的行政层级和企业自身的行政级别影响,级别越高,简政放权对创新的促进效果越显著。下一步,应针对性推进简政放权政策,加大对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确保政策在地方政府的落地执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参与数字经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影响机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的巨变改变了老年人信任形成的时空环境,因此,重塑信任不能忽视全新时空秩序下新型经济形态带来的影响。基于2021—2022年开展的实地调查数据,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评估了数字经济参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因果效应,进而揭示了老年人数字信任建构的作用路径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相较于非因果模型的乐观估计,参与数字经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产生的实质积极效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缩水”;(2)中介模型显示出老年人数字信任建构双通道的“此消彼长”,即“人与物”通道在数字经济参与和数字信任关系间发挥消极中介效应,而“人与人”通道在数字经济参与和数字信任关系间发挥积极效应;(3)进一步比较两个中介效应强弱,可以发现,“人与人”通道的积极效应程度显著大于“人与物”通道;(4)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参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性别、户籍与年龄的老年人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重构信任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破解信任困境的理论关照,并重视“人+物”双通道指向的信任构建可为路径,构建有助于老年人的数字经济融入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