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应用下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风险检视及进路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我国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推动了我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如可能会导致公安执法信息数据泄露、执法决策偏差以及执法人员过分依赖数字技术等,这将严重影响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因此,公安机关需要通过完善数字技术应用下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法律体系、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强化对数字系统的安全评估和监督以及加深协同合作等进路,推动我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向更为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检察公益诉讼视角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检察机关准确把握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益属性,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办案领域。经过多年探索和发展,文化遗产类公益诉讼实践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呈现出地方性特征比较明显、善后处理比较复杂、示范效应比较突出等运行特点。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文化遗产类公益诉讼仍面临着类型发展不均衡、线索收集困难、行政机关履职情况难判定以及办案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检察机关应结合办案实际,着力扩大线索来源,明确依法履职判断标准,并探索完善文化遗产类公益诉讼的程序启动机制、内部办案机制、监督保障与成果转化机制,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贡献力量。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其他罪名的竞合——基于非法集资式传销语境

当前,非法集资式传销犯罪已成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流样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罪名竞合态势愈演愈烈,而现有司法解释以想象竞合犯处理的做法既不能消弭法律争议,也不能解决司法部门面临的实务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传销犯罪的样态扩张,导致侵害法益重点迁移。需要明晰传销犯罪本质,精准“靶向”当下重点法益,通过立法修改解决相关罪名竞合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罪刑均衡。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标准探析

预防性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其程序适用仍存在诸多困境,我国现有立法或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通过从民事侵权理论视角、诉讼法视域下和裁判数据反映三视角分析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标准的特殊性,探寻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证明活动的程序机理和实践现状。基于损害事实要件的缺失、证明活动突破传统证明方式、重大风险内涵的模糊性、预防性责任的性质四种影响因素,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应结合具体的证明要件,分别明确危害行为、“重大风险”、因果关系相对应的特殊的证明标准,对于危害行为仍采“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于“重大风险”和“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应适当予以降低,以增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预防性功能,实现环境保护前端处置、源头治理。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及其司法裁量——以《昆明会议纪要》为视角

诱惑侦查是破获毒品犯罪案件的重要侦查手段之一。从认定标准和法律后果两方面检视,可以发现毒品犯罪中的诱惑侦查情节存在认定界限模糊、司法裁量混乱的问题。面对这些实践难题,应当以《昆明会议纪要》的规定为依据,重构诱惑侦查合法性审查标准:其一,根据犯意强弱程度区分不同犯意情节;其二,根据引诱强弱程度划分不同引诱情形;其三,在前述分类的基础上搭建犯罪意图与引诱手段的函数关系。最后,根据函数关系,明确不同情形下诱惑侦查情节的裁量路径,为正确理解和适用《昆明会议纪要》提供参考。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适用范围研究

轻微罪套用重罪的犯罪附随后果,易造成轻微罪与重罪犯罪记录附随后果的无差别处遇,并由此诱发“刑罚体量轻而附随后果苛重”的倒挂现象。尽管理论界针对轻微犯罪建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了讨论,但具体如何构建尚存诸多不明之处,明确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成为目前建立该制度亟待解决的首要前提。在明确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适用范围时,需以实现轻微罪与重罪区分治理为原则。秉承这一原则,确定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适用范围的最大外延宜采取有罪宣告说,即犯罪记录的形成围绕着罪展开,而是否被科刑、所科之刑是否执行均在所不问。为实现轻微罪与重罪犯罪记录的区分治理,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在犯罪记录范围内进一步予以限制。在进一步限制上,应采取轻微罪混合标准说,对宣告刑在1年有期徒刑以下且不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以及累犯的犯罪分子,才可考虑适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非接触式毒品犯罪侦查的场域、风险及疏解

近年来,我国毒品犯罪案件的发案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非接触式毒品犯罪的发案率却有所上升。非接触式毒品犯罪多发生于网络空间,其犯罪手段网络化给公安机关的毒品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数字时代的新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应用于非接触式毒品犯罪预测性侦查、分析研判案件线索、侦查讯问和毒品检验与鉴定的优势。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以上场域的应用容易威胁国家安全和数字主权、导致侦查决策失误和量刑失衡在内的风险。针对以上风险,有必要从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安全和数据安全、从“事前审批、事中监督、事后救济”角度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侦查决策的解释机制与审查模式、审慎对待毒品鉴定的边缘值入手疏解,为公安机关全面提升数字化侦查能力、加快构建数字化侦查模式提供有力支撑。

认罪认罚案件中侦诉关系的重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实施,推动侦查、起诉、审判、辩护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侦查和审查起诉是认罪认罚案件的关键阶段,受我国“流水作业式”诉讼构造的影响,认罪认罚案件侦诉关系仍然呈现以侦查为主的诉讼样态,侦诉机关存在权力失范风险。因此,应当重塑认罪认罚案件的侦诉关系,在审前阶段实现侦查和起诉的有机配合,构建侦诉协作的审前“大控方”格局。同时,应完善刑事指控的证据标准体系,激活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实现认罪认罚案件侦诉关系的良性互动。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困境与突破路径:专案侦查的有效实现与策略

中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猖獗,尽管采取了宣传预防、技术反制、境外劝返、跨国打击、断卡断流和打击黑灰产等多种措施,但其效果有限,仍有大量民众被骗,大量案件无法破获。随着诈骗窝点的外移,传统治理手段面临巨大挑战。专案侦查作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基本手段,在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其有效性受到专业人才短缺、技术手段不足、跨境侦查难度大和并案处理复杂等因素的制约。为此,需要深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案侦查的学术与实务研究,并促进研究成果向实战能力的有效转化;构建并优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的综合支撑平台与专属技术工具体系;强化法律体系,破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案侦查的法律瓶颈;强化跨境侦查能力建设的专项培训策略;优化案件信息共享机制,确保电信网络诈骗侦查并案高效与精准管辖;全方位优化关涉专案侦查的要素及其关系,从而构建良性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案侦查运行机制。

数字化公安队伍管理的碎片化风险研究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推进数字化转型已是公安工作中的重要命题。公安队伍管理在数字化建设中产生变革,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不断推动公安机关队伍管理模式向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方向发展。而开展数字化公安队伍管理建设之初,旨在整合传统管理的碎片化现象。但由于数字化公安队伍管理的理念、机制、方式等方面的不足,反而衍生出新的碎片化风险。基于存在的风险提出了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加强数字治理、强化顶层设计和精简考核指标等对策,以期推进数字化公安队伍管理建设,实现扁平高效、整体闭环的公安队伍管理,最终提升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

生物安全视野下动物次生品犯罪问题防治研究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生物安全视角对动物次生品安全进行研究发现,在动物次生品防治的过程中存在认识不清、防范意识缺失、管理体系不健全的问题,从而存在引发危害公共安全、资源泄露和恐怖主义犯罪等风险。为此,应当纠正认识偏差,确定风险防范原则,建立动物次生品流通管理机制,设定证据审查程序,切实有效地防范动物次生品犯罪的发生。

论安防管理中人脸识别监控的行政许可规制路径

人脸识别监控技术具有的直观性、非接触性和大规模适用性特点使其被广泛运用于安防管理领域,但其产生的技术滥用、信息泄露、算法歧视、干涉公民自由等潜在技术风险已成为无法忽视的现实问题。为此,在技术风险治理的法律路径选择上,我国可运用公力救济的手段,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2条设立行政许可法律规范来事前降低人脸识别监控的技术风险,并且在《行政许可法》第18条的基础上,从设立行政许可的法律内容、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以及行政许可的程序三个方面出发,依据“告知—同意”原则,设立一套不同主体和不同场景的差异化人脸识别监控技术的行政许可法律体系,最终形成兼顾人脸识别监控技术发展和保障人脸信息安全的行政许可法律规制路径,以完善我国在安防管理领域中人脸识别监控的行政许可立法空白。

公安党建赋能公安软实力建设研究——基于济南市公安局公安软实力的实践调研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当下,公安软实力在公安机关综合实力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警察的职业性质和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决定了公安软实力建设之必要,决定了公安党建赋能公安软实力建设之可行。在实践中,公安党建赋能公安软实力建设取得了凝聚政治认同、赓续亲民传统、强化责任担当的成效,并在社会法治、社区警务、警营文化等方面打造出亮点品牌。同时,党建工作引领下公安软实力建设在理论构架、形象设定、历史传承、动力激励等层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党建工作引领下理清公安软实力建设的基本概念、总体思路,秉持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的原则,坚持公安精神的历史文化传承,重塑公安内生动力机制、突出公安软实力核心竞争力的舆论引导。

论精准监管背景下虚拟货币的刑事没收

虚拟货币在我国严格监管的政策下,对其进行刑事没收出现了诸多困境,根本缘由在于虚拟货币本身种类繁多,特性错综复杂。“货币说”“虚拟财产说”“支付手段说”等学说对虚拟货币的定性分析,以及其他国家及地区将虚拟货币予以不同定性的监管策略,为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精准监管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在此背景下,应根据性质,将虚拟货币分为“网络虚拟财产”和“证券”,并根据不同的特性分别建构不同的刑事没收制度。

新时代我国犯罪学学科建设新思考

进入新时代,我国沿着“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与“社会治理”方向发展,我国犯罪学在刑事一体化的学科建构支配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单向发展、实践机制雷同、国际交流受阻的局面,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壮大。为抓住当下时机满足社会需求,推动我国犯罪学新的发展指日可待。相对于我国犯罪学成长而言,去刑事一体化有望推进科学犯罪学在我国独立发展。同时,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创生案例犯罪学,成为科学犯罪学的一种具体本土形态,显示出中国的特色,对我国犯罪学新生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我国犯罪学在去刑事一体化的观念转变中,守正创新地辩证发展,有望实现涅槃重生。

论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制度新发展——兼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

刑事电子数据取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为代表的法律文件将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制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上述法律规范性文件在厘定刑事电子数据取证基本概念、细化取证程序规则基础上,初步构建起刑事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体系。上述法律规范并未明确取证行为与侦查行为、电子数据载体与电子数据、境外取证与境内取证之间的关系,难以有效协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冲突。未来立法有必要将刑事电子数据取证行为纳入侦查行为范畴,并以电子数据载体与电子数据区分为标准构建二元化的搜查、扣押取证规则。同时,在尊重电子数据技术性特征的基础上,突出取证主体的专业技能,明确取证范围,细化取证程序,协调境外与境内电子数据取证关系,进一步完善刑事电子数据取证体系。

关于完善我国警务用枪法律制度的思考

枪支的超强杀伤力及其双刃剑性质,使得我国在警务用枪政策上一直在“限制”与“扩张”之间切换徘徊,造成相当一部分警察不会用枪、不敢用枪,给公安民警的执法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其主要原因,一是用行政法规来调控警察用枪权位阶较低;二是对开枪情形的列举式规定脱离实际,影响警察在紧急状态下的准确判断;三是开枪前的警告程序规定没有进行具体的细分;四是开枪的合法性调查制度在调查主体、调查方式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应提高立法位阶,制定《人民警察枪械使用法》;明确警察开枪的条件,采取“概括式+肯定+排除式”的综合立法模式,以“生命威胁”“必要性”和“最小损失”原则作为开枪的基本遵循;细化完善用枪程序,确立人民检察院作为开枪后合法性调查的第三方主体,并确立“合理性”调查原则;完善枪支使用流程制度,建立系统的枪支训练机制、严格的持枪证制度和枪支认证制度,以及必要的媒体应对机制和强制性心理疏导机制等,减少枪支使用的审批环节,实现安全与效率的平衡。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质公安战斗力的内涵特征与实践构想

“新质公安战斗力”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在公安中的应用,是传统公安战斗力的延续与创新,为更好地理解其产生基础,需要通过“内在逻辑”和“外部诱因”相结合来分析新质公安战斗力的提出逻辑。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新质公安战斗力因其新内涵而有别于传统公安战斗力,其关键特征为:创新性、渗透性、提质性、动态性、融合性。新质公安战斗力对推进高质量发展、打造高水平安全以及增强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能力,完善公安体制机制,树立先进警务理念,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使新质公安战斗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为全面提升公安工作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打造高水平安全贡献更大力量。

物业服务合同业主的抗辩权行使界限研究

业主抗辩权的行使是物业服务合同履行中业主自我救济的主要途径,但是现行法律规范并未明确勾勒出其行使的界限。业主抗辩权的行使主体不应拘泥于某一主体,而应在二元抗辩主体的模式下划定界限。业主抗辩权的类型是多元化的,对业主抗辩权行使典型事由的正当性认定也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具体而言,应明确业主在不同抗辩情形下的权利范围和行使条件,避免因标准不一而产生的争议;同时,应在法理和实践中建立更为完善的制度,如引入更严格的责任认定标准、采用二元主体抗辩模式等,以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检察机关参与诉源治理的角色定位及实践路径

诉源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理念的实践创新成果之一,注重从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目前,诉源治理理念的内涵逻辑基本明晰,诉源治理制度的体系框架逐步确立。同样,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如何参与诉源治理,则成为提升司法机关诉源治理能力以及健全诉源治理体系的新命题。检察机关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部门,应当从自身法定职能及要求出发,以“法律监督者”和“法治保障者”的角色定位来整合相关社会治理资源,为诉源治理体系注入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力量,努力以非诉讼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和诉讼内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两条途径来构建与完善诉源治理的实践路径,从而实现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司法性职能和治理性职能之间的有效衔接,以推动诉源治理社会共治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