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2023)

大疫解禁,内外通畅。“在乡村发现中国”一行,2023年暑期再度启航。锵锵三人行,已经变成二十人之众。我们选择了福建屏南和浙江缙云,开始在城乡中国间游走“双城记”和“多村记”。暑热之中一路走来,无论是城中村、村中城、叠加态、枚举法、净是土、含绿量,还是诗意栖居、艺术乡建、双向奔赴、弱鸟先飞、千万工程、四民村庄……白天看,晚上聊,火花四溅、思想激荡。乡村就是如此丰富多彩,让我们多院校、跨学科的风云际会,变成一场文化盛宴,一次认知革命。《“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行知录》,在2018、2019、2022之后,又有了第四篇。礼失,求诸于野;学失,求诸于野。我们进而研究,种失,同样求诸于野。不仅是万物的种子来源于乡野,思想的种子,也在乡村游学中发芽生长。我们的思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新时期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路径与策略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政策扶持下迅速发展,农业机械装备总量与作业水平持续提升,服务主体与业务范围日趋多元,服务形式不断创新,规模服务主体组织带动农户优势凸显,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功能作用不断升级。然而,该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产业仍处于辅助性地位、服务供给不足、机械化作业环节发展不均衡、服务组织数量和融合度不足以及服务短板突出。为应对这些挑战,提出新时期的发展策略: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合作方式;引导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范发展,推动各地建立服务标准;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支持方式;加快培育有实力的服务组织,创新服务供给形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补齐服务短板;切实发挥村集体在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中“统”的作用。

乡村产业发展的富民效应分析

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带来了新的机遇。文章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富民效应,即乡村产业发展是否有助于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结果如下:(1)乡村产业发展显著促进农民增收,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下依旧成立;(2)乡村产业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下依旧成立;(3)乡村产业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均达到显著水平,中部地区的农民增收效应大于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4)乡村产业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在中部地区未达到显著水平,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效应大于西部地区。最后,文章从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土地流转、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我国2011—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作用下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门槛的不同门槛区间,随着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均显著缩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门槛值时相比,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于门槛值时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作用有所加强。基于此,在促进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建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发展、提高普通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让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落实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助力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差距发挥作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态、运行机理与价值拓展——基于浙江省小古城村“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调查分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实践属性鲜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态的重要特征,但已有研究对其缺乏实证分析。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众人事情由众人商量”通过探索党建统领基层民主协商,采用“四议六步”协商工作法,持续推进村民增收致富、美丽乡村建设、乡风文明营造工作,完整地呈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结构要素和“以民主促民生”的运行机理。该实践将发展民主政治与改善民生目标统一起来,以民主的制度、程序、方法、手段和力量来解决民生难题,以民生问题的解决来巩固、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为中国特色民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现实案例和理论支持。

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动力来源及机理分析

为更好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从马克思地租理论出发阐释土地出让收入的双重属性和本质内涵,描述激励约束机制下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情况。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和《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说明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的应然领域。采用规范分析法,选取2010—2019年国有土地出让面积、土地出让收入和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土地出让收入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支出在总额上逐年增加,但相较于城市支出比例偏低,且存在收益分配不均的问题。通过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制度属性的分析,发现分税财政体制、政绩考核制度和低土地财政依赖度三方面是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的外生动力,为可持续内生动力的产生创造外部环境;土地出让收入的合理分配格局、精准投入、政策引导人才流向乡村三方面是内生动力。厘清土地出让收入支持乡村振兴内在和外生动力来源及其机理,有助于形成土地出让收入合理分配格局,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缩小城乡发展差异。

长三角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机制与路径设计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基于长三角地区2012—2021年41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水平提升1%会引起乡村振兴水平提高0.1%;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效果由强到弱依次为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因此,为推动长三角地区乡村全面振兴,需着重发展数字经济,发挥其高效带动作用;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激发乡村内在发展动力;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乡愁、私益和公利: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三重逻辑

返乡青年是新时期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和关键因素。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具有情感逻辑、理性逻辑和价值逻辑。其中,“乡愁”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情感逻辑,返乡青年在城市中所经历的情感缺失由“乡愁”所补足并再造;私益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理性逻辑,返乡青年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与其他主体的市场合作,获取丰盈的经济资本,实现个人理性目标;公利是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返乡青年经历“乡愁”情感的召唤和个人私利的达成两个阶段后,渴望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觉醒服务于公益的心理,并且通过公利活动策划和实践,力争实现更合理的福利供给和利益分配。以上三个逻辑紧密相连,相互贯通,阐明了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深层原因和内在动力。在理清三层逻辑的基础上,政府应出台帮扶政策,社会加强心理引导,村社定期召开经验共享联结会,以求最大限度地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如何有为、有效?——全国92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分析与启示

以农业农村部组织遴选并推广的92个乡村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引发乡村治理创新实践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家战略引导;二是地方为满足制度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经济发展而进行创新,解决发展中的逐项难题。文章从完善治理体制、健全治理体系、创新长效机制、聚焦突出问题四个方面展开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治理创新主要表现为:通过党建统领,构建乡村网格化治理模式;通过形成“三治融合”体系,推动乡村治理多主体参与;通过积分制、清单制推动乡村治理实现长效化;通过聚焦乡村主要问题,实现乡村治理变革。基于此,文章认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有三大机制,即党建引领—全民参与机制、问题导向—实践需求机制、综合创新—长效运行机制。把握三大机制可以帮助各地区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有效模式。

嵌入性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政策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河南省H县的田野调查

伴随互助养老从社会自发发展阶段迈向国家视野下的积极统筹阶段,互助养老政策的现实重要性由此凸显出来。基于嵌入性视角,互助养老政策下乡必然受到诸多内生性因素影响,在此情形下,政策需要积极调适自身并推进认知、文化、组织和政策的社会嵌入,才能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然而,由于注重硬件投入和追求标准化服务、互助文化式微和养老观念变迁、缺乏社会动员和组织体系建设、量化指标推进和行政控制权强化,当前互助养老政策存在认知脱嵌、文化脱嵌、组织脱嵌和政策脱嵌等结构性困境。作为改进,应加快协商平台构建和服务评估优化、强化养老政策宣传和家庭政策支持、加强社会精英吸纳和组织体系构建、优化治理主体合作和考核体系改善,塑造出良好的嵌入性环境,助推互助养老政策的认知、文化、组织和政治嵌入,真正实现低成本、高福利、可持续的互助养老服务生产。

乡村振兴中村级协商民主的提升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小古城村“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经验分析

村级协商民主是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村级协商民主能够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在乡村振兴时期为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需要构建起村级协商民主的新路径。通过对浙江省小古城村协商民主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发现,该村通过实行党建引领促进村级协商民主开展、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协商程序规范确保协商活动有序、监督落实到位展现村级协商民主成效等制度,真正实现了“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新时期以小古城村的经验作为参考,发展村级协商民主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为村级协商民主提供根本保障;培育村民权利主体意识,营造民主开放的协商氛围;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促进村级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构建数字化协商平台;发挥村级协商议事组织功能,提升协商主体能力。

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经济账还是情感账

代际支持是现阶段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国家鼓励生育背景下,通过构建“能力-环境-意愿”框架,探讨民族地区脱贫家庭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其中经济账起主要作用,情感账以经济账的作用为前提;第二,在经济账中,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主要通过能力驱动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即通过降低抚育成本、增加核心家庭收入和节约教育成本来提升生育意愿;第三,在情感账中,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通过环境驱动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即通过强化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和塑造积极的生育态度来提升生育意愿。上述发现为代际支持提升生育意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互联网使用与南方稻农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信息搜寻和社会互动的双重视角

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和国际局势剧烈变化,加剧了我国人地矛盾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挑战,加强耕地保护迫在眉睫。而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普及成为推进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的重要途径。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和社会互动理论,揭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的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并不是“万能药”:农户的在线农业信息搜寻显著促进了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但是在线社会互动削弱了在线农业信息搜寻的积极效应;且由于存在“回声室效应”,如果稻农是“非意见领袖”,则上述削弱作用更加明显。本研究为数字农业农村发展中的保护性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推广提供了启示。一方面政府应不断强化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优化农业技术信息的网络治理,以继续促进农户“自下而上”的农业信息获取对技术采纳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保护性技术的采纳是“科学性”和“本地性”相融合的过程,应进一步鼓励农技研发的本地化并提高农户的数字素养增强其数字信息甄别能力,以克服互联网和社会网络双重互动对技术采纳带来的消极影响。

数字乡村社会秩序构建的机理、困境与优化路径——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的解释视角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信息化、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需要借助数字技术推动社会秩序的重构。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构建“数字—主体—资源—价值”的分析框架,对数字乡村社会秩序构建的深层机理展开探讨。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外源力量,能够有效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主要借助平台赋能实现主体聚合,通过数据互通激活乡村资源,搭建互动场景强化社会关联和“共同体”意识。不过,在数字赋能乡村建设的初级阶段,也依然存在技术嵌入鸿沟、主体赋能不均、资源共享稀缺、价值观念冲突等不可避免的技术困境。因此,要进一步强化数字技术与乡村主体、资源、价值之间的适配性,通过内外之间的深度融合真正驱动数字乡村新秩序的生成。

“组强村弱”结构下的征地博弈及启示--基于赣西H村的考察

延续既有征地研究中利益博弈的视角,研究发现“村庄治理结构”是影响征地博弈样态的独立因素。区别于将行政村默认为利益博弈中的村级主体,研究关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下小组作为博弈主体的征地实践。基于赣西H村的实证分析发现,“组弱村强”治理结构的产生与村庄分布形态、宗族认同和土地集体所有等因素有关。它对征地博弈的影响在于:对外博弈中,小组因一致行动能力而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在组内博弈中,小组具备排除行政能力干预、自主决定利益分配的空间,这种宽松的环境加剧了利益分化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的双层博弈导致村庄公共利益消失、村庄认同弱化以及村庄矛盾激化等一系列后果,动摇了村社共同体的根基,由此产生的纠纷矛盾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数字乡村对农业强国的影响机制与政策启示

聚焦农业问题、如何成为农业强国已经成为时代问题,数字乡村建设是助力实现农业强国的有效途径。基于2011-2020年26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强国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完善和农村生活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强国的促进作用。因此建议应当多路径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建立横向和纵向的协调机制,使得社会保障资源更加有针对性地支持数字化农业发展,加速中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农民环境权与集体发展权联动及共进析论

农民环境权为农民集体发展权提供物质基础和发展环境,二者均共同关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在农村地区的实现。但农民环境权面临法律保障不足、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发展不平衡、“美好生活”向往对农村进一步提出“宜居”“宜业”发展要求等现实性问题,这些无不应当妥善应对。为此,需配以有效的治理模式供给和制度保障供给来实现农民环境权和农民集体发展权的同频共振,从而加快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生育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

生育是女性农民工生命历程中无法回避的话题,对其城市居留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结合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生育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有着积极促进作用。其中,代际差异呈现出倒U型的影响,0~1个孩子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不显著,而2个与3个及以上子女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显著。与子女一起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更强。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以农民集体发展权的实现为导向

农民集体发展权以纾解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制约因素,促进农村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优化“后脱贫”时代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为具体实现导向。而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农民集体发展权的核心,其发展壮大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美丽农村的必由之路。面对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目标,目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产权结构、组织架构、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对此应当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多元发展机制,通过坚持立法保障、强化党建引领、创新治理机制、完善产业规划、贯彻人才战略等多重举措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农村三产融合、农业企业集聚与农民增收

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门槛回归和系统GMM模型,研究农村三产融合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三产融合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2)农业企业集聚在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农业企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其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3)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三产融合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和要素融合发展来增加农民收入,农业多功能性拓展对农民增收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