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场空间到流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

检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对纵深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因应数字经济对区域要素流动结构的影响,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流网络”分析框架,并以首位度和齐普夫法则测度传统空间结构特征,以上市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分布测度流网络特征。结果表明:大湾区总体经历了先集聚再分散的发展过程;各城市人口分布梯度不合理,核心城市的人口扩张推动了城市群的定型。大湾区经济规模结构呈现帕累托分布模式,各城市经济规模变差较大。从城际联系来看,广州深圳之间具有高联通度,形成了联通走廊,2000年以来深圳的相对联通度高居首位,区域网络日渐完善。未来,应织密高效的综合交通网络,加速市场一体化进程、构建“双核三圈”网络型城市群体系、设立“广深接合片区”并加快打造“广深联动走廊”,开创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新格局。

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核心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意义、现状及未来路向

人民生活品质是指全体人民群众享有的一种高质量、优品位的生活方式,以及对这种生活状态的满意感与幸福度。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要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优化、水平提升、全面覆盖、均等可及,使人民群众过上高品质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质量不断提升,覆盖面逐步扩大,人民生活品质全方位改善。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仍存在短板弱项,水平与标准亟待提高,一体化、均衡化、可及化进程有待加速。为此,就要求政府围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化;围绕提升人民生活品位,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标准;围绕提高人民群众满意感,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全面覆盖与全面保障;围绕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性。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原则。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本刊特开设“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专栏,从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促进西部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旨归所在等角度进行深入阐释和研究,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战略要求与实现路径

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性、创造性、前瞻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命题,对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作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入认识其本质内涵,科学掌握其发展规律,精准切入其实践路径,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高度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科学谋划、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不断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又是其要求;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准则和标志;既是中国道路的有机内容,又是中国治理的重要视点。因此,无论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角度,还是从中国道路与中国治理的视角,抑或是从中国与世界、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入点来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失能与赋能:农村老年人何以参与数字乡村治理

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进程中,数字技术不仅未能有效惠及农村老年人,还将其排斥在外,使之沦为边缘群体。通过对广州市黄埔区L镇J村和X村的调研,运用赋能理论,构建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研究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面临的数字乡村治理参与困境主要包括适配性数字制度欠缺、适用性数字资源贫乏和适宜性治理活动失位,其症结主要是理念单一、环境压迫、行动缺位和个体隐匿。为了推动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治理,应采取融入包容治理理念、夯实治理保障制度、完善数字资源调配、创新数字乡村参与模式等赋能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鲜明主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而逐步推进的历史过程,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新时代十多年的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许多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1]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旨归所在。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实践。

机关事务“两化融合”的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推进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而“两化融合”是实现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然而实践中主体地位不明、部门利益分割,地方标准不完善、不切实,数字理念不强、合作参与力度不够等困境阻碍了“两化融合”的纵深发展。通过对温州机关事务“两化融合”地方实践的观察发现,以标准化引领信息化,建设面向信息化的标准体系,以信息化助力标准化,建设面向标准化的信息体系,建立多方协同、联动配合的保障机制,是破除机关事务“两化融合”困境的创新路径。

新时代政府绩效考评可持续运转的四维逻辑框架——基于广西实践的分析

政府绩效考评在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提高治理绩效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的指挥棒作用。围绕政府绩效考评的可持续运转这个核心问题,以广西政府绩效考评实践为例,研究发现政府绩效考评的四个关键运作机制,即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性的政治驱动、优化设置组织机构和进行制度设计、基于技术路线和理论基础设计考评指标体系、奖惩机制注重考评结果运用。由此建构出政府绩效考评可持续运转的四维逻辑框架,即政治驱动逻辑、组织优化逻辑、技术理论逻辑、结果奖惩逻辑。为了不断完善优化政府绩效考评体系,还需理顺多方主体关系、优化考评内容和指标、统筹共享多种考评结果、处理好灵活性与法治化的辩证关系等。

毛泽东思想对“两个结合”的理论探索及时代价值

“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始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两个结合”的开拓性贡献和确定性经验。其中关于“结合什么,为什么要结合,怎样结合”的创造性探索与实践,揭示并验证了“两个结合”理论的核心要义与正向演进,展示了“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学理依据及其实现路径。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丰富发展“两个结合”;坚持与时俱进,科学把握中国实际;坚持实事求是,谋求“两个结合”创新发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机制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引领和驱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颠覆性发展的新兴技术,对意识形态传播机制与治理格局造成了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深刻的历史经验和紧迫的现实需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挑战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发生机制,主要体现在“资本渗透”“信息茧房”“舆情危机”“话语困境”等数字风险冲击党的意识形态主导能力、引领能力与管控能力。应积极构建意识形态智能管控机制和协同引导机制,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机制与运行保障机制,完善意识形态领导队伍培养机制,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高效赋能,开创党的意识形态治理的全新局面。

监察委员会派驻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理性形塑

在监察全覆盖的时代背景下,监察派驻制度面临紧迫的监察监督地方化、监察监督部门化以及监察监督实质全覆盖的困境等问题。应以充分发挥“派”的权威与“驻”的优势为原则完善监察派驻制度,使派驻监察人员法治化与高效化履行监察监督职权。完善“四个全覆盖”监督格局需要构建并完善巡视监督与派驻监督的联动机制,实现二者优势的发挥,增强监察监督职能发挥的效力。在派驻机构独立性的体系保障上,应明确派驻机构的职责定位,强化派驻机构的垂直管理体制。须明确细化派驻监察机构的监督权限,派驻机构具有权限按管理权限处置实施相对轻微的职务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对实施并非情节较轻的职务违法行为甚至职务犯罪行为的公职人员,须上报派出监察机关统一调查与处置。

价值观贸易泛起:内涵、缘起与对策

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期,中美大国竞争进入新阶段,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生变,全球化遭遇逆流,价值观贸易还魂。美国试图以美式价值观来界定和塑造中美经贸事务,以整体国家价值观来区分“你我”、整合盟伴,推进“友岸外包”“价值观同盟”“小院高墙”等形态,意图打造基于价值观的产业链,重构对华新竞争优势,已成为排他性贸易政策新的形态。价值观贸易可溯至美西方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普世价值”的经济性延伸。价值观贸易泛起既缘于中美价值观分歧、制度差异、双方认知转变与战略竞争升级,又因美国内部政治分裂与社会、文化认同恶化,且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弥补传统举措乏力、极力凝合全球资源和寻求道义藉端的新政策工具。对此,中国应保持大国战略思维,找寻远离价值观、意识形态领域的中美共情话题,做好中国崛起外宣文章、夯实外宣内功,团结更多力量应对美国“脱钩断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消弭“普世价值观”。

风险负担规则的罗马法表达——以casum sentit dominus的解读为中心

私法自治既是意志自由又是风险自负,后者是各国普遍遵循的损害承担的基本原则,其背后法理即casum sentit dominus。这句拉丁法谚作为罗马法中风险负担规则的一般表达,有四重内涵:损害首先落在受害人头上,事变的损害由受害人承担,自己过错的损害由受害人承担,特定情势下损害转嫁给他人承担。该法谚所体现的风险负担规则广泛适用于侵权法和契约法等领域。在归咎文化和关怀狂热盛行的当下,需重新检视作为风险负担传统规则的casum sentit dominus。

“第二个结合”的哲学方法论内涵及其意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核,“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大理论创新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方法论内涵,其中包括历史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和创新思维方法四个维度,对这四个维度的哲学方法论进行分析是我们深入研究“第二个结合”的基础,同时也是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并保证推进方向始终正确的依据所在。并且,“第二个结合”具有突出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它从现实性出发巩固了“第二个结合”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从矛盾分析出发揭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从总体性出发实现了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依势而为:政治势能何以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以R村由“后进村”向“示范村”蝶变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将“政治势能”概念引入乡村治理场域进行动态路径剖析发现,R村通过“依势而为”的行动路径推动政治势能经由“酝酿趋势—构建权势—扩大声势—明确定势—实现借势”的演进逻辑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了由“后进村”向“示范村”的蝶变,其中的关键是“党的领导在场”,彰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统合社会”制度逻辑,在理论上拓宽了“政治势能”的内涵和解释范畴,在实践上为国家治理制度优势转化提供可行进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独特内涵与本质规定——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动态演进视角的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长达百年的特殊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动态、阶梯式递进、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的过程,是由首尾相连、前后相继的次级阶段共同构成的。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发生阶段性的局部质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引领当代中国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局部质的飞跃的科学理论。

反腐败斗争对推动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基于省际平衡面板数据(2005—2021)比较分析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得到了全面巩固,在此过程中,“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的论调“若隐若现”。以翔实数据论证反腐败斗争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事实成为当前极为重要的一个课题。本研究基于2005—2021年省际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党的十八大之前和之后两时期反腐败斗争对推动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入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目标,反腐败斗争可通过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与整个要素市场发育而提高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在稳健性分析中,通过安慰剂检验以解决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该结果依然成立。该研究结果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者,能有力回应“反腐败影响经济增长”之荒谬论调;另者,能够丰富“反腐败”“共同富裕”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

无人驾驶的道德困境

无人驾驶技术实现了对人类的解放,但一系列道路安全事件的发生,使无人驾驶技术面临四重道德困境:其一,无人驾驶在道德决策方面的两难处境;其二,在确定无人驾驶的道德决策主体方面的困境;其三,在无人驾驶事故应该如何归责方面的困境;其四,在平衡无人驾驶技术带来的现实功用与隐私安全风险方面的困境。这四重道德困境,正在持续考验无人驾驶技术的方向盘,是交由机器掌握,还是人类之手来掌握。

中国人口富老进程的国际比较——现代化和老龄化标准问题探讨

现行人口老龄化标准的科学性和普适性是值得怀疑的。判断中外人口富老进程差异要尽可能采用科学标准,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动态分析。用同时代标准衡量,中国出现人口老龄化时的工业化水平不低于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能真实准确反映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因而不能成为判断发达国家人口先富后老和中国人口未富先老的可靠依据。城市人口比重不具备充当判断中外现代化水平高低和人口富老关系的指标功能。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和办法是别国不可比拟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智慧及其新时代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政治活动、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的国家观、社会观、天下观、道德观、生态观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性符号,对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智慧,突出表现为民惟邦本的国家治理理念、德法共治的国家治理方式、革故鼎新的国家治理精神、居安思危的国家治理意识、兼容并蓄的国家治理格局和天下为公的国家治理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深入了解、积极总结、灵活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智慧,发挥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