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习近平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党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更是把这种认识推向了全新的高度。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明确指出“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为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将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促进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政策体系,促进耐心资本和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围绕“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本刊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撰写一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基于机器学习的“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预测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然而,企业在抓住机遇,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同时,也需要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华关系4个维度构建“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预测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计算样本国家的综合风险评价值;基于2012~2022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利用机器学习构建GA-BP神经网络、支持向量回归和随机森林3种预测模型;通过对比预测精度,确定最佳预测模型,利用2021年的指标数据,对2022年的投资国别风险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1)在“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的研究背景下,支持向量回归模型预测效果最优,证明机器学习模型能够有效应用于风险管理领域;(2)“一带一路”投资国别风险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东欧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投资国别风险普遍较低,而南亚地区投资国别风险普遍较高,但都存在特例。本文研究结果可为“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Z世代的新质生产力特质与评价研究——基于“能力-意愿”的代际比较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人力资本是重要的新质生产力。Z世代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以要素和协作两种形式创造新质生产力。本文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以劳动为变量的生产力跨期模型,根据经济学、社会学相关理论和“三新”经济统计数据有关内容,构建劳动“能力-意愿”评价指标体系,并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结果中提取劳动相关指标数据,将其代入生产力跨期模型比较不同世代群体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结果显示:在能力维度方面,Z世代群体具有更多高等学历受教育程度经历、更多参加专业领域内职业技能培训、更高频次使用互联网进行商务和工作、更高比例从事专业技术和新兴产业工作等高质量人力资本特征,以要素形式创造更多的新质生产力,并通过“七普”数据、教育信息化发展实践现状和信息产业就业情况等证据给予证实;在参与创造新质生产力意愿方面,Z世代群体表现出较高的社会服务参与热情,但对人与人关系的信任水平偏低,这可能会降低劳动的协作生产力。最后,从能力和意愿两方面给出Z世代群体创造更多新质生产力的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对试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PSM-DID和S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本文选用2003~2021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CETP)为出发点,用生态效率测度绿色发展水平,通过PSM-DID和SDID模型实证检验了CETP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CETP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2)CETP产生的创新效应对绿色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3)CETP对周边试点城市产生了显著负向的溢出效应,但对非试点城市的生态效率无明显影响。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本文以2011~2022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的深层逻辑,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满足了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条件;(2)不同特征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存在异质性,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有利于提升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企业、国有企业的新质生产力,这有助于企业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并助力企业提升新质生产力;(3)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两个渠道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底层支撑,而管理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

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研究

作为传统生产力蝶变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推进重点产业全链条数智化改造升级的核心动力,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本文以2010~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种计量模型,对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可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正向促进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数字化转型在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间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南方地区、小规模产业地区中,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效率提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是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能源效率提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四化”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1~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影响能源效率提升的机制、特征和路径。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及各维度对能源效率提升的总体效应为正,其中产业数字化促进作用最强,且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存在双门槛,呈现中间波动但总体促进的“N”型特征;(3)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能源效率,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城市跨越数字经济的第二个门槛,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提升的共赢。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作用机制和门槛效应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无疑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2013~2022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并引入技术创新和碳减排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在新型城镇化水平低的省(区、市)与中部地区提升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和碳减排是数字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传导机制;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因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呈现出先正后负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为加速释放数字经济红利,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2)劳动力流动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两种机制;(3)“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大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中更强;(4)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向调节“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驱动作用。本文为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碳信息披露质量

在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履行自愿披露碳信息的义务。基于此,本文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董责险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董责险通过最大诚信原则的保险文化、保险公司的持续监督和自发传递积极的信号,提高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机制上,董责险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影响碳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地,当上市公司属于重点排污单位、处于非低碳试点城市、市场化程度高时,董责险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为构建更完善的保险服务体系、深化绿色低碳转型的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产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借助产业数字化平衡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产业数字化水平指标体系,测度后实证探讨产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多维度比较分析其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碳生产力的提升,但该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在中、西部和数字技术水平低的地区,产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强;相比农业和工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数字化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动碳生产力提升。本文为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以及充分发挥其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及政策启示。

数智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数字化、智能化是引领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从数字化和智能化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数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12~202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智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智经济通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共同富裕。在区域经济发达程度较低时,数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妨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但这种抑制效果将进一步削弱,直到区域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数智经济发展才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同时,数智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高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因此,各地区应加快数智经济发展进度,使数智经济的建设更有效地服务于共同富裕目标。

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价值共创与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研究

实施服务化是制造企业形成差异化优势的重要手段,工业互联网平台对推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学术界有关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作用机理缺乏探讨。为了揭示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服务主导逻辑,构建从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到价值共创,再到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逻辑框架,采用383份来自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显著提高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价值共创的两个维度即互动合作、资源整合,在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文为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与提高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提供了重要启示。

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有力支撑,也是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借助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使用2010~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正向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且随着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驱动效应呈边际递增特征;(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可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提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驱动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升;(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传媒服务业和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更能推动东、中部地区、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和非国有数字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此,提出多管齐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多路并进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因地制宜推动数字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希冀为提高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相关理论经验。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包容性绿色增长是解决我国低碳发展目标与经济增长矛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2年我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利用熵权TOPSIS法从多个维度测算了289个地级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2)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效应显著高于资源型城市;(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提高制造业集聚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本文在进一步完善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现有分析框架基础上,为政府推进“宽带中国”战略实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我国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逻辑——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大国竞争不断升级,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大了产业政策实施力度,旨在促进前沿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抢占制高点。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推动制度、体制、机制系统集成式改革,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和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不可能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不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亟须系统性研究。鉴于此,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3个方面来阐释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共同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内在逻辑,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的碳排放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21年我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等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碳排放效率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其中,财政支出绩效和环境规制强度起到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下,更显著地促进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同时,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加强数字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效率协同增长、优化政府财政支出、加快数字城市建设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