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会改善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吗?

面对城市可利用新增土地日益减少和城市群内部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分布不平衡的双重困境,通过城市更新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失为一道良策。利用2006—2020年我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检验城市更新对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更新显著缩小了核心-外围城市经济差距,尤其在沿海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城市群边界地区取得明显成效。进一步发现,通过城市更新,外围城市强化了生产性制造功能、投资吸引能力和就业创造能力,进而缩小与核心城市的经济差距。但核心城市实施城市更新后,其生产性服务功能并未得到显著增强。研究结论为改善城市群内部发展不平衡、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制定以城市更新为导向的政策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在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非均衡系统视角

共同富裕与发展内在联系紧密,两者之间的均衡性关系需要深入探索。非均衡发展强调差异性、特殊性,共同富裕强调共性、一致性。对于特定时空环境(如阶段、周期、区域、群体、领域等)而言,如何通过发展,把差异性、特殊性调整成共性、一致性,以达成共同富裕,是应该重点关注的。也就是说,由非均衡发展达成广义的系统均衡或者动态均衡,构成了共同富裕是否能够实现的关键。大系统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小系统、子系统内,在小系统、子系统内部,这些特殊性表现为小范围的共性。先在小范围内部开始推进共同富裕,再在大范围内拓展衔接;先在小系统内部实现共同富裕,再在更大系统、更高层级系统实现共同富裕。应紧扣发展特殊性和富裕共同性矛盾,在共性基础上,把握个性,夯实共同富裕基础,不断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切忌不区分发展类型,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以理想化的均衡模式推进脱离实际的共同富裕计划。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结合了系统论,深化了非均衡理论分析,提出大系统的特殊性即小系统的共性,从而为共同富裕逐步推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中国社会治理研究:溯源、转向与展望

1999年之前的治理概念有明确的管理和整治的含义;1999年之后,西方治理理论之于中国情境的适用性讨论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2013年之后,治理频繁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之中,学界开始着重阐述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治理内涵。与此同时,过度饱和的理论性研究引发学界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转向,并形成问题政策和经验模式两种研究导向,在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又陷入地方叙事的琐碎和宏观政策的机械阐述之中,对进一步的研究产生阻碍。由于关系视角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和历史合法性,可以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的统摄性的理论视角;而数字技术深刻地影响了如今的社会治理,这应该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的重要主题;在研究路径上,构建理论与检验理论的研究路径同时存在,但都应该围绕中层理论而展开。

基本医疗保险参与增强居民家庭经济韧性了吗?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0年共4期数据,利用贫困陷阱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测度居民家庭经济韧性,厘清基本医疗保险参与增强居民家庭经济韧性的机理。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参与能显著增强居民家庭经济韧性,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改善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和减轻家庭医疗负担是基本医疗保险参与增强居民家庭经济韧性的重要渠道。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发挥边际效果的特征,居民家庭可划分为高效型、低效型、无效型等类型,其中无效型和低效型家庭经济韧性较强、医疗负担较低。随着居民家庭经济韧性的增强,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的边际效果逐渐下降。低收入家庭基本医疗保险参与增强居民家庭经济韧性的效果最显著,高收入家庭则无显著效果。

迈向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呈现制度本体变迁与持续探索共同富裕的双重特征,先后经历了萌芽冻结期、复苏重启期、发展巩固期、深化改革期、创新完善期等五个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进,由制度匹配下宏观制度的预设所决定,由政治驱动下价值理念的更新所推动,由利益博弈中行动主体的反馈所优化,体现多重变迁动力。纵观改革历程,关键节点下的渐进调适逻辑推动收入分配制度动态调整,路径依赖下的自我强化机制使收入分配制度得以持续巩固。未来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坚持渐进改革下的节点创新,构建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以合力推进共同富裕。

“去工业化”的类型、成因与中国应对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向高质量工业化后期艰难转型阶段,但已经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引发广大学者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和政治安全是否会受其负面影响的担忧。在界定“去工业化”类型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制造业是创新之源、强国之基、国民经济健康的压舱石,不可盲目追求产业结构服务化,应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生产成本、优化空间布局、与先进服务业融合发展等举措促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叙事·传统·尺度: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英雄史观

刘慈欣科幻小说对英雄的关注体现了一种英雄史观。英雄史观强调个别人物的功绩,常因忽略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而备受批判。对于刘慈欣科幻小说来说,奠基其英雄史观的并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基于技术崇拜的集体主义精神,加之刘慈欣对平民英雄的塑造,可以将其英雄叙事视为对托马斯·卡莱尔、悉尼·胡克、普列汉诺夫等人英雄史观理论的补充与修正。这启发了学者在面对英雄史观理论的缺陷与不足时,重新审视与平衡英雄、民主、历史规律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全然从对立的视角去批判与否定。

数字中国视域下公民数字素养培育的困境与出路

数字化生存成了数字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因而数字素养就必然成为数字时代人们应具备的基本素养。数字中国建设对公民数字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公民不仅要具有“数字意识”、学会“数字思维”、掌握“数字运用能力”,而且还要遵循“数字伦理”。尽管如此,公民数字素养培育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在实际的培养中存在公民对数字素养培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公民数字素养培育缺少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划以及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欠缺等问题和困境。因而,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走出公民数字素养培育的困境,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理论研究层面,要积极唤醒公民对数字素养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推动公民数字素养培育标准和培育内容的研制;在实践探索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数字素养培育模式和课程教学体系。

中国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的价值、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全球数据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间利益分配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在全球数据治理领域的影响力较弱,参与全球数据治理机制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为了有效应对这些困境,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规则制定、提升国际话语权、扩大信息技术和产业等对传统贸易和投资合作领域的影响,同时在推动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国际交流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在新时代下努力构建有利于中国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的国际秩序。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超越西方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一种“扬弃”的方式,历史性地开拓出一条以驾驭资本逻辑为显著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性地构建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根本上实现了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全面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超越贫富两极分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超越片面追求物质财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人与自然分裂对立、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超越对外侵略扩张。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的规制逻辑和更新路径——基于政策文本的制度语法学分析

作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时代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任务,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体系日益完善。为了解相关政策的规制逻辑和治理效能,系统运用制度语法学工具、辅以制度类型学方法对选定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具有身份规则、边界规则、选择规则、信息规则、聚合规则和报酬规则等特征。其中,实施层面主体地位和权责缺乏清晰界定、技术型主体准入规则缺失、政策弱规制性、实施层面主体自下而上信息反馈路径缺失、村民等主体的非决策性、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未向下延展等问题较为突出。针对上述问题,未来应从完善实施层面主体权责规定、明确技术型主体参与治理的选拔程序、增强规则性陈述、健全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路径、赋予实施层面主体以行动决策者地位、促进多主体行为正负激励机制结构化等方面,不断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实施的实效性。

制造刘伯温:刘基形象构建与传播刍议

明代开国文臣刘基在民众心目中是神机妙算、无所不知,才能不逊于张良、诸葛亮的高大形象。事实上,刘基只是朱元璋创业和开国时期众多幕僚之一,在世时宦海沉浮并不得志。刘基去世后,由于他是唯一未遭政治清算的开国伯爵,且具备天文知识,故成为史家拔高、吹捧朱元璋的最佳陪衬人选。基于此原因,明代史家对刘基的传记书写刻意模仿《史记·留侯世家》的书写模式,受三国文化影响,又融入了大量三国文化元素。此类历史书写模式,虽然使刘基迅速登上神坛,并为民众所接受,但却导致刘基的历史叙述严重失真。特别是在明清野史、民间传说穿凿附会、层累叠加下,经浙籍官员推波助澜,被官方有意制造的刘伯温形象通过小说、话本、戏剧等文学形式进行传播,使刘基历史地位陡升,但元末明初文学家刘基的历史事迹却早已失去本来面貌。时至今日,民间只知制造出的刘伯温,而不知历史上真实的刘基。

跨界网络知识流动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创新研究述评

跨界网络知识溢出、知识扩散、知识转移、知识整合与知识共享,均对制造企业数字创新产生直接影响效应,呈现“激发整合共享”三位一体机制。动态能力、数字赋能在跨界网络知识流动与制造企业数字创新之间起着间接中介作用。平台网络特征、生态系统特征、制造企业属性在二者间起着间接调节作用。未来在构建数理模型、量化指标体系、各类情景下影响机制深化、数字创新能力影响效应等方面需进一步加强研究。

论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机制的专门化——以洞庭湖流域为镜鉴

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机制的专门化是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洞庭湖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机制在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集中管辖、管辖范围三个方面存在管辖机构专门化的参差不齐、管辖范围的专门化程度低等困境。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机制符合流域环境资源的整体性规律,契合流域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由此可洞见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机制的专门化进路:不仅需要从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两个角度改进流域生态环境案件管辖模式,还需要从完善顶层设计、做实环境资源法庭、构建巡回审判体系、引导中级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法庭四个维度优化流域生态环境审判专门机构。

突发公共事件期间哄抬价格行为法律规制的理性与德性

在全世界范围内,突发公共事件期间哄抬价格行为都受到了严格的法律规制,但在学理上是否应当规制以及如何规制哄抬价格行为存在争议。支持规制者认为哄抬价格行为背离了公民社会的基本德性和人类社会对公平交易的普遍追求;反对规制者将哄抬价格行为规制视为对市场机制价格信号功能的破坏,不仅不会带来德性的后果,反而有害于普通民众的利益。从现有哄抬价格行为法律规制实践来看,确实存在着立法界定模糊不清、执法认定标准难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否认行政规制的必要性。反对规制的观点局限于“政府市场”的二元分析框架,缺少对“社会维度”的分析。突发公共事件期间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支持规制也不能依赖于价格管制这种单一的行政手段,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特定经营者所处的市场地位使其具有牟取垄断利润的可能,需要引入竞争政策作为行政规制的有效补充。

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演化的内在逻辑——基于马克思价值运动的理论视角

数字经济发展的持续纵深推进,既带来了价值增殖和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又引发了劳动方式与劳动形态的数字化变革,使得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关系的演化与发展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经济生产中的基础性问题。劳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被表征为历史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从马克思价值运动的理论视角分析,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过程数字化、流通组织平台化以及财富积累两极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劳资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数字平台资本化与数字劳动新异化始终没有超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演变的分析范畴。劳资关系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发展镜像,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时代价值。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要以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内在逻辑为依据,准确认识数字平台资本的价值运动规律及其行为特性,切实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探索建立以合作共享为主导的劳资关系,通过重构社会生产、流通及分配环节的主导逻辑来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

网络双重叙事的现实镜像及其耦合路径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分别是网络社会性叙事与人本性叙事的价值本质属性,这决定了网络双重叙事的现实展现必然会有诸多的差异。自上而下与圈层循环是二者传播形式的不同;宏大议题与微小话题是二者内容的差异;本真表达与涂层表达是二者的不同策略。为了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必须采取多种手段对网络双重叙事之间的内耗进行针对性的消解。丰富传播形式,提高网络社会性叙事的破圈能力;优化内容设计,厚植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人文情怀;联动各方力量,优化网络双重叙事的表达策略。这些方式方法的综合运用,旨在引导网络人本性叙事的价值导向,并着力提升网络社会性叙事的传播效果。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创造性运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上的伟大创新,是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议题。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最核心、最本质的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实现了创造性实践,明确了科学社会主义“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性,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新时代弘扬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三重维度

端蒙养、重家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新时代弘扬优秀传统家训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都是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从理论维度上,要科学揭示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核心要义和主导精神;在实践维度上,要整体建构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融入路径和教育体系;在发展维度上,要协同推进优秀传统家训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创造。充分顺应当前的话语变化趋势,创建合理的话语交际模式至关重要。在理念上,从侧重“整旧如旧”的文化保护向侧重实现“活态传承”转变;在路径上,从侧重“单极化”向侧重“多样化”转变。

人类学诗歌学理及其特点探赜

人类学诗歌是一种新的文学样态,而中国学者通常会把人类学诗歌与民族志诗歌混淆在一起,因此首先要对人类学诗歌的萌发与界定予以澄清。其次,“诗学”的演变与人类学诗学中的“移情”相互勾连,促成了人类学诗歌的学理剖析。最后,对人类学诗歌回归原始、彰显自然、蕴含“他文化”理念、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共生、“反话语”等特点的归纳与总结将有助于揭示诗歌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象征系统的意义和作用,促进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同时,亦可深入理解创作者和诗歌对读者情绪和认知的影响,为挖掘诗歌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和心理治疗工具的潜力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