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开放、数字化赋能与国际循环质量提升

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数字赋能,是我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开放已历经45年,但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特征依旧明显。从生产成本,贸易成本,贸易方式、贸易对象和贸易主体等层面,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进行数字化赋能,现阶段仍存在政策性壁垒较高等问题。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看,继续逐步降低服务要素流动的政策性成本,能够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以及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等方面,提升我国的国际循环质量。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样能够以独立或者与服务业开放互动的形式促进我国国际循环质量的提升。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路——基于中间品贸易的分析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与中间品的供给保障有关。在全球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中间品贸易对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关键作用。近年来,美西方国家采取“断供”“断链”等手段,企图将中国排挤出高科技产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由于一些科技含量较高的中间品缺乏可替代性或者可替代性相对较弱,美西方的“卡脖子”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产生严重影响。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尽快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通过高水平开放密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扎根”全球产品内分工的能力,并通过不断扩大中间品供给的来源空间,加快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国内配套能力,以及深化开放层次,为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趋势、特征与策略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立足中国实际,建立健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通过持续深化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当前,我国以梯度开放为特征的跨境服务贸易自主开放实践,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制度供给。然而,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制需求、市场准入模式的国际差异以及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对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构成诸多挑战。需强化风险意识,结合改革经验和地方需求,顺应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趋势,聚焦新一代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关键议题,关注服务贸易数字化趋势,持续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压力测试,提高国内监管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不断优化服务贸易开放谈判模式,有序推进跨境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善用国际舆论与法律工具,营造跨境服务贸易发展的良性制度环境。

大湾区如何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与WTO相关规则对比分析发现,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数字贸易、“边境(后)”规则等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从经济领域和规则领域两个层面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粤港澳大湾区可在非关税壁垒领域(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标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领域(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自由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领域(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贸易领域(审慎管理数据要素,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中小企业领域(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先行先试部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中国改进经贸规则,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模板”提供智力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和直接投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与直接投资,既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资金融通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十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行业较为广泛、投资区域相对集中等特征。金融开放通过拓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推动资本在国内外市场合理配置,促进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开放水平普遍较低、中国投资项目融资难度较大等现实制约,要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重点服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加强金融合作,守住风险底线,努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优化倒逼机制,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精准破解中国企业“走出去”困境;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规范与引导,帮助企业借力金融开放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率,推动金融开放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融合发展与相互促进。

以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促进贸易发展

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内生是贸易发展的主线。服务业目前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主力军,也是贸易增加值的重要来源。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是国际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服务业尤其是各类专业服务业同时也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支撑。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足、服务业和制造业对外开放相互带动能力不强、外资来源地单一,是制约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坚持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理念,以其互动共生、协同发展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依托制造业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生态内生力;鼓励制造业“走出去”带动服务业出口,持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和服务附加值;打造国际化高端复合人才培养和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为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提供良好的要素保障;扩大制度型开放,消减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开放发展障碍。

高水平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着力点

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型经济的现代化,只能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高水平开放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营造推进现代化的良好外部环境。高水平开放包括生产力高水平开放、生产关系高水平开放和国际经济关系高水平开放三个层面的内容,具有较大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规模,国际贸易投资质量高等典型特征。未来推进高水平开放,需要提升外贸质量,建设国际贸易强国;稳定外商投资,打造国际投资强国;强化特殊经济区制度创新功能,升级开放区域平台;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协同改革创新;积极参加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推动建立以规则为基础、共同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全球化。

AI创新、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外贸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AI)从供给侧(生产要素配置的结构性调整)、需求侧(平台主导下的消费二元边际扩大效应)及技术端(劳动力技能结构再调整)等维度,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与此同时,AI创新赋能下的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出口附加值、加强国内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协同创新效应等,提升外贸企业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贸易模式创新,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作用下,数字经济在外贸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凸显。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高质量、稳定的数字化支持提升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和运营效率;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基础制度与法律法规建设,有效激励外贸企业的创新和协同;提升数字治理水平,确保数据在外贸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高效与安全应用。

构建数字平台“走出去”的安全保障体系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博弈加剧以及全球数字竞争日趋白热化,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技术和数字规则治理的重要交集,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在我国数字平台企业规模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之际,美西方及其部分新兴经济体以“泛国家安全”为旗号,对数字平台采取“强监管”的施策方针,制造壁垒以限制我数字企业国际化发展,遏制围堵打压全面升级,使我数字平台企业“走出去”成本大幅抬升,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与此同时,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发展存在“大而不强”、国际化程度严重滞后、业务本地化能力及合规体系建设不足等瓶颈。要以加快推动数字制度型开放与数字营商环境改革、深度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与规则融合对接、探索构建中国数字领域的“长臂管辖”制度与司法体系、积极构建支持国际海外服务体系、鼓励数字平台构建海外合规体系等为着力点,做好战略应对,保障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安全“走出去”及高质量发展。

以提升原产地规则利用率释放RCEP更大红利

对RCEP生效以来各成员原产地规则利用率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发现,RCEP成员中除日韩较高,中国、东盟等均有待进一步提升。各成员国RCEP原产地利用率总体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利用RCEP原产地规则不完全、不充分,RCEP关税优惠程度及条款竞争力有待提升,RCEP规则实施机制尚不完善,RCEP优势未得到全面释放等。应以企业为主体有效提升RCEP原产地规则利用率,推动RCEP规则升级,提升RCEP条款对企业的吸引力,完善RCEP实施机制,强化规则利用的制度保障。

以高水平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我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但全球化方向未变,也不会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中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加积极主动的高水平开放应对全球化逆流,必将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

高水平开放的时代使命和世界意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良性互动视角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新时代新征程,扩大高水平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携手共进的桥梁和纽带。

返乡农民工群体在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基于内在机理与政策取向视角

在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和产业政策等不同条件的影响下,广东区域差距愈发明显。与此同时,粤东西北地区一定规模的农民工群体因珠三角地区就业受阻而选择暂时返乡。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群体具有生产者、消费者和传播者三重身份,将会为粤东西北地区带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情感资本四项稀缺性资源,其对于粤东西北地区高质量发展以及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均是不可或缺的。在返乡创业就业中,该群体能够激活四项资本的巨大潜能,有助于粤东西北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从政府、市场、返乡农民工群体和中介组织四个维度共同发力,发挥返乡农民工群体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助推广东区域协调发展。

论高水平开放与新质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高水平开放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力支持与发展保障,新质生产力也构成了高水平开放的目标导向与内在依托,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其辩证统一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理论层面,高水平开放能够通过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利用国内国际双市场优势、完善技术合作与引进机制以及搭建创新人才流动与合作新渠道等机制,激发并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活力。实践层面,需从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开放、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扩大制度型开放、促进开放政策创新、优化创新人才激励机制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高水平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瓶颈与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培育和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着力点,而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发挥推动作用。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技术融合与再创造机制、创新要素跨境配置机制和人力资本迭代赋能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此同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下新质生产力面临脱钩挑战、服务贸易结构性失衡的系统性制约与转型需求、制度型开放的深化瓶颈与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协调难题,以及复合型高端人才匮乏对新质生产力跃升的阻滞效应等重大挑战。高水平开放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实现新质生产力需求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深化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与改革,驱动新质生产力结构性转型;构建国际化制度创新生态,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全球竞争力;打造高水平开放型人才体系,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力。

以高质量外循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重点提升外循环的质量和水平。高质量外循环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需要加快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效对接,增强国内国际两种资源高效联通,引进前沿技术和吸引高质量外资,拓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提升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的水平和能力。高质量外循环通过“走出去”在全球集聚资源、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畅通更高水平双循环、推动科技的再创新等,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要积极参与国际生产链并提升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统筹推进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拓展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对外开放空间,以高质量外循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十五五”时期区域制度型开放谋划思路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要义。当前我国制度型开放水平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还存在差距。“十四五”时期,各地区围绕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开展了诸多探索,但在关税减免、海关监管、负面清单管理、人员往来、资金进出、数据流动等方面的便利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十五五”时期,建议支持海南自贸港率先完善“零关税、简税制”制度,积极复制推广“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海关监管制度,稳步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领域加大开放力度,积极拓展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空间,建立和完善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制度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区域在国际经贸新议题领域开展压力测试。

粤港澳大湾区会展业协同发展新思路

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优越,会展业硬件基础条件较好,展览馆设施、功能较为完善,国际会议举办水平具有较强竞争力,港澳会展业国际化水平全球领先,具备协同发展、实现新飞跃的坚实基础与优势。与此同时,大湾区会展业也面临国际影响力有待加强、湾区内各城市会展业竞争激烈、专业人才缺乏、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等挑战。需要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展会“IP”、提高大湾区会展配置全球资源能力、提升展会质量与市场监管水平、探索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等方面发力,通过重点打造“国际会议+专业展览”模式、提升大湾区会展专业化运营水平、构建具有显著带动效应和引领功能的会展产业链生态、完善大湾区会展协同创新发展机制等,促进大湾区会展业协同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开放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略。首先,以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通过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吸引全球先进优质生产要素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其次,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培育新质生产力,通过深层次改革实现国内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双向互联,以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效利用全球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再次,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发展基础,通过内外贸一体化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市场空间,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延伸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应对贸易保护蔓延和供应链重组的中国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接续进行和动态调整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展开的。当前,国际经贸环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去全球化”的贸易保护蔓延;二是“去中国化”的供应链重组。面对贸易保护蔓延和供应链重组的冲击,未来需要进一步走好高水平开放(“中国式全球化”)之路,在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下,统筹好开放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明确开放什么、向谁开放、开放收益等议题,从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放开两方面着手。以高标准市场体系为导向,提升市场主体参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主动性和适应性;在规则制度方面,做好国内外标准衔接、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降低企业的市场转换成本,保障内外贸双向流通;在市场渠道方面,加强内外贸、内外资企业的供应链整合对接,带动上下游企业合作联动,以利于国内外市场的双向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