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一、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种知识生产方式中国的现代化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背景,也是其研究对象。“现代化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变革最剧烈、涉及范围最宽广、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变革。然而,‘现代化’这一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因其词根‘现代’所指的多义性而意涵纷繁复杂。”

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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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蓄水池”: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外包生产的机制分析

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过剩和短缺经济的影响,使得用工单位需要打造劳动力“蓄水池”,这既能规避工资基金不足对企业经营的困扰,又能随时获得后备劳动力投入生产,由此出现了一群灵活就业的外包工群体。本文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机绣行业的家庭外包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外包工的组织方式、计酬规定和工作流程进行梳理,发现外包工群体普遍存在日常管理、任务分派、政治教育、组织动员等方面的问题,如何将外包工组织起来进行集中生产,成为上级部门长期考虑的重要事项。从外包工的案例可以看到,产量诉求和供给紧张之间的矛盾,导致在看似刚性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出现了较为灵活的劳动力用工体制。分析政府对外包工的组织过程和外包工的回应方式,及其呈现出的计划经济时期用工制度的制度设计与运行实践之间的张力,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时期“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认识。

东亚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建构

众所周知,自十八九世纪西欧率先发轫的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浪潮揭开序幕的那一刻开始,现代化便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在全球性话语的背景下,无论是现代化的早发内源型国家,抑或是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都必须将其放到人类文明从孤立分散到整体发展这样一个总体性的进程中来加以审视,方可获得基本上的理解。

所谓“地方性”,所谓“世界性”

本文叙述了作者对“地方性知识”概念在伦敦和北京学界流传转化的经历,揭示了该概念如何与西方学界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理论争辩相交缠,又如何在中国学界的文化论和权力论中得到运用。作者指出,学术概念的流传转化并非“知识进步史”可以解释,旧概念以新面目出现,与学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他们用以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相关。在新时代,“地方性知识”概念及其反思仍引发新求索。作者致力于研究不同文化的“世界思想”“地方性”的世界意涵、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这些求索与“地方性知识”概念相关,出自对该概念所代表的解释之学及过去数十年中出现的“后解释”之学的反思,有助于克服文化齐平主义和特殊-普遍二元对立主义的偏差。

党政体制的建构路径与底层逻辑

不同于已有的研究进路,“技术活动”的视角为把握中国党政体制建构的基本路径和底层逻辑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中国党政体制建构的基本路径是,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在全面革命的基础上,以“统”与“治”为基本目标,以“领导权”为核心概念工具,建构了一个党的领导权统领各个领域所有权力的政治体制。“领导权支配一切”是党政体制运行的底层逻辑,其逻辑归宿是党的领导权统合、掌控一切领域的权力。这一底层逻辑清晰地展示了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理性,这种政治理性决定了党政体制是一套集(政党)组织、(联结)机制、(制度)规则、(权力)结构以及观念为一体的有机复合体。比较而言,美国政治体制以权力的结构性约束为基准,而党政体制以党的领导权至上为根本,这才是党政体制的奥秘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法学知识创造

一、中国式现代化民法学知识的具体体现我国《民法典》在整合原《民法总则》《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的基础上有诸多创新之处。此种创新不仅体现在编纂体例上,而且也体现在具体规则的构建方面。在编纂体例方面,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经过长期讨论,选择增设专编规定人格权的保护模式,并将侵权责任规则独立置于第七编。

关于“巫史传统”的非实证分析

1999年,李泽厚先生发表《说巫史传统》一文,为中国文明的发端与原理界定了一个新的概念——“巫史传统”。他认为,中西方文明皆源自“巫文化”,西方由“巫”走向了科学与宗教的分野,中国由“巫”走向了“史”的理性建构,这一理性化的历史进程,便是所谓的“由巫到礼”。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从儒学、经学、礼学或文明比较等多个维度,重新聚焦于中国文明理想及思想源流的形成,或“原儒”,或“明礼”,新见迭出,从各自的角度回应或接续了李泽厚先生的巫史传统说。2023年12月8日,四位作者参加三联书店举办的第14期三联学术论坛,在对谈的基础上整理成此组笔谈。本专题以“巫史传统”与“礼乐文明”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国家治理知识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数字化治理成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个新兴热门领域。数字化治理有别于传统的电子政务研究,电子政务是一个相对小的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政府的线上形态,包括“政府上网”,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对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等。数字化治理的范畴要大很多,政治学的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国家治理、计算政治学与之密切相关。

从历史哲学来理解“巫史传统”

李泽厚先生的巫史传统说,我早有了解,但真正研读和思考,还是在李先生去世之后。我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他的很多著作,并与我多年来的读书和研究相印证,越来越认同他的说法。甚至可以说,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中,我最认同的就是李泽厚先生。有一些概念,比如“情本体”“历史本体论”等,我可能未必会使用,但在很多重要思路上,我是高度认同的。我们现在一般对他早期的著作比较重视,但我认为他后期的著作更重要,只是这些后期作品不太好读,大部分是访谈,且有很多重复的地方,让我们不太好把握。

数字社会主义:问题域与理论流脉

数字社会主义是后金融危机时代西方世界兴起的一股新思潮,业已从“加州意识形态”的新话语转变为左翼建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新主张,其理论走向大致形成三条脉络:一是挖掘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的理论资源,重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可行性;二是聚焦马克思关于机器化大生产的经典论断,围绕“一般智力”等核心要件重塑数字权力关系,创建新型数字公地;三是从扬弃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出发,建构基于区块链技术禀赋的代码治理系统。根本而言,目前种种数字社会主义模型囿于左翼固有局限,是一种充满技术乌托邦色彩的激进改良主义,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完全替代。不过,数字社会主义在西方内部出现,揭示了数字金融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展现了这种危机所蕴含的变革因素,为非西方世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一种来自“他者”的比照和启示。

“两个结合”视域下文明、革命与道路的内生性逻辑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与这个民族及其文明传统血肉相连,是民族命运之“担道者”,与生俱来有着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发展中国道路,“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革命、道路有一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激活中华文明并使其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中国道路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给予中国革命以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华文明赋予中国道路以深厚底蕴。只有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才能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人类文明之更新。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何以可能?

好论题的提出,往往就是走出困境的一道希望的曙光。这次开放时代论坛以“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为主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论题。说它好,就在于它既积极响应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学术导向,也切中中国学界的根本性弊端,对于中国学界如何才能走上学术“近代化”或称“现代化”之路,创造出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给出了鲜明的路标。

一个文科学人如何面对中国的现代化

一我不习惯,甚至害怕,现代化与知识生产这么宏大的问题。我习惯从琐细处,从边边角角,甚至是鸡零狗碎中,发现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问题,讲点道理。甚至我不觉得文科,包括社会科学,生产的都是知识。其中肯定有知识,能启发人,值得传承。但不是启发人的就是知识。

推:一个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概念

本文试图对“推”的概念进行经典文献中的溯源。作为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概念,“推”被看作差序格局中与“私”相反的力量。费孝通晚年更加强调“推”的一面。本文通过对儒家文献的阐释,发现了“推”的基本原理和实践路径,希望能为中国社会理论的建设增加实质性的内容。根据研究发现,“推”的本源是“孝”,“推”的机制是“敬”,基本理论可以总结为因性立教、由爱生敬和以敬推爱。“推”的实践路径是礼制,本文通过对丧服制度的分析,呈现了“推”是如何表现“亲亲”“尊尊”以达到人际关系中的“仁至义尽”。

注意力内卷:理解基层政府创新泛化的逻辑——以F县综合考核指标演变为例

当前基层政府创新发生了从少数事件向制度现象、从基层自主向上级指令、从工作亮点向竞争标的的转变过程,成为基层形式主义的重灾区。本文根据政府注意力分配的分析框架,尝试理解基层政府创新泛化的内在逻辑。调研发现,如果制度注意力能够满足领导发送政绩信号的需求,领导就会在制度注意力范畴内分配注意力,领导注意力分配的确定性较强,下级就缺乏竞争空间。若制度注意力配置弥散,无法满足领导发送政绩信号的需求,领导就会在制度外分配注意力,领导注意力分配就会出现不确定性,给下级较大竞争空间。“创新”具有合法性、显著性、易测性、包容性、异质性的特点,是制度外分配注意力的天然载体。县级职能部门、乡镇及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创新来争夺领导注意力,从而导致领导重视的事务越多,治理效果越不好,领导注意力出现内卷,政府创新出现泛化和形式主义化问题。

互联网社会参与对老年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和机制研究

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本质是通过线上渠道进行社会参与。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检验老年人互联网社会参与对老年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社会参与能显著提高老年家庭进行风险资产配置的概率和风险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互联网社会参与对不同老年群体的影响均显著,但异质性较弱;其影响通过收益风险机制传导,风险偏好、金融信息和金融素养三个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均对老年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有促进作用,但前者弱于后者。在数字经济时代,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时,老年社会参与不仅是要求,还是手段。应当大力推进互联网和金融适老化,实施针对性措施,普及金融知识,促进老年家庭资产合理配置,增加经济保障渠道。

《实践论》与“第二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深入把握毛泽东实践思想的认识论贡献提供了指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进行“第二个结合”探索的标志性成果,是“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在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知行观相结合的过程中,唯物辩证法发挥了关键性纽带作用。《实践论》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做出了重大的认识论贡献:实现了“实践第一”与“理论指导”的辩证统一,提出了“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著名论断,解决了中国传统知行观长期纷争的“分”与“合”难题,揭示了在把握知行关系时“度”的重要性。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的创新

一、经济学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的发展规律经济学作为一门兼有规范与实证内容的社会科学,其研究范式与知识体系的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经济实践密切结合。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主要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经济学更加侧重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科学性和实证性表现。

帝国秩序的精神基础:帝国古今之变

2023年6月8日,强世功和梁展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围绕“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进行了一场法律与文学之间的精彩对话。两人就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建构与纠缠,帝国统一的整合机制和精神基础,文明与帝国的关系,世界文学中的帝国与民族国家,新的世界秩序中的中国立场等问题展开讨论。马轶伦(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安排了这次讨论,并整理了对话的内容。两位对话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完善,形成这两篇文章。在此次对话之前,强世功的著作《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和《中国香港(增订版):文明视野中的新边疆》分别于2021年和2022年出版,而梁展的新著《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也于2023年付印。这两篇对话文章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的主题,体现了中国学人对世界历史、全球秩序和中国未来的理解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