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理论构建及其实践意义

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崛起的现实都亟待新的生产力理论予以战略支撑。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化的基础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使生产力的要素、内涵与结构都出现质变。相较于传统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在生产要素、精神生产力以及智慧资本三个层面实现创造性突破,从而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路径和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都将产生深刻影响。此外,新质生产力蕴含的实践价值意味着中国需要对其主攻方向领域、现代产业体系与重点区域布局有深刻把握,从而更好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求和国际体系压力的双重挑战。

世界观方法论视域下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要义研析

“六个必须坚持”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概括,以其内含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读习近平文化思想,可以发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建设为了人民和文化建设依靠人民的辩证统一,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强调在文化建设上要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历史主动性,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主张文化建设既要能动地守正、而不是被动地防御,又要重视各方面工作上的文化创新,具有鲜明的能动性;重视解决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中国在国际社会“挨打”“挨饿”“挨骂”、思想舆论领域“三个地带”等问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主张在普遍联系中看待文化、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上坚持系统性、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坚持统筹兼顾,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强调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全人类命运的休戚相关,具有鲜明的世界性。

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本文以需求—供给—环境为基本分析框架,刻画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形态与动力,探讨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基本逻辑和实现路径。金融可通过拓宽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环境三种途径促进科技创新并赋能新质生产力。面对金融结构不匹配、要素供给不足、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不畅、金融监管缺位等诸多现实难题,金融服务体系可以通过优化金融结构、搭建科创融资平台、强化新型要素供给、防范化解创新风险等方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

论智能时代的新质战斗力

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定向能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量子技术等为代表的多个新技术群推动战争面貌日新月异。从这些新技术群的产业基础、发展潜力、技术成熟度、影响广度与深度等多方面综合考量,如同蒸汽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电动机、信息时代的计算机和互联网一样,人工智能是当前最具代表性和最有效率的生产工具。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引领新一轮军事变革,推动战争形态演变的主导性技术群,正以“智能+”和“+智能”方式全面赋能军事领域,改变着战斗力的构成要素、基本类型与生成模式,涌现出智能时代的新质战斗力。

新质生产力的国际经济学意义与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极大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路径。首先,在理论维度上,新质生产力极大丰富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现有的理论体系,在宏观领域将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进行了有效结合,在动态维度下解释了后发国家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以及未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同步竞争问题,在微观领域将生产端和消费端进行了有效结合,解释了新业态下供需内生化问题。理论体系的改进无疑会推动中国自主的国际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其次,在实践维度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新动能”赋能中国“高质量”发展,而且在未来可以为后发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经验借鉴。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丰富拓展应用场景、推动绿色赋能和数字赋能、加快形成先动优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联动效应、推动国际标准制定对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新十年展望: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发展思路与推进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进入了新的十年,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从“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发展现状以及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出发,对未来十年继续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工作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推进路径进行了分析与展望。从基本的发展思路来看,应该做到四个统筹,即统筹政府和企业、统筹多边和双边、统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筹外部和内部。顺承“四个统筹”的基本发展思路,应该通过如下四个路径推动“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实现在广度和质量上的双提升:第一,应该继续巩固和创新国际合作机制;第二,应当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同发达国家关于规则标准的合作;第三,重视企业和政府在规则标准“软联通”工作中的互动作用;第四,应当与共建国家持续关注国际生产与创新实践的新动态,不断拓展规则标准合作的新领域。未来,“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未来全球发展的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共建“一带一路”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持久动力源。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将继续为全球发展提供制度型、观念型和器物型国际公共产品,以及为沿线国家提供产业链供应链融合所需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可以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开辟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

文化主体性视阈下的文明对话

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与发现是文化自信的逻辑前提,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方法论基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遭到质疑甚至否定,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以时代精神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再次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辉。由此,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和而不同”正是中华文明贡献给全球的世界文明对话之道。

上合组织助推“全球南方”发展:动力、基础与路径

上合组织成员国均为“全球南方”成员,上合组织新一轮扩员将进一步提升其发展潜力和影响力,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亟需变革、“全球南方”坚持谋求独立自主与发展振兴、上合组织扩员增强“全球南方”的合作信心等,赋予了上合组织促进“全球南方”发展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上合组织具有助推“全球南方”发展的物质基础、理念根基,能够为“全球南方”加强合作提供多重保障。为进一步释放上合组织推动“全球南方”发展的潜力,上合组织需着力解决异质性问题,进一步加强协作,提升组织凝聚力。未来上合组织可通过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对话与合作,积极回应“全球南方”的共同关切,着力解决“全球南方”面临的发展与安全问题,推进“全球南方”文明交流互鉴。

美国年轻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

代际政治是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视角。20世纪以来,不同代际之间美国人的政治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相较于中老年人,美国年轻一代(即千禧一代、Z世代和Alpha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政治议题上,他们更加关注自由主义议题。在政党倾向上,他们也更加亲民主党。美国年轻一代有着高昂的参政热情,年轻的选民在选举中很积极,一些年轻的政客已经进入了国会和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年轻人是一股积极的变革性力量。年轻一代美国人对中国有着更积极的看法,对中国的实力有客观的认知并更愿意参与到中美交流之中,并且相对能够客观、全面、公正看待中美关系。随着这一代年轻人成为选民的主体,未来成为负责对华决策的官员,中美关系有可能将迎来积极的变化。但是,年轻人的认知并未定型,美国年轻人的对华态度在未来也存在着变数。

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的五个维度

在经济层面,共建中巴经济走廊使双方在基础设施、能源安全和产业链完善等方面实现互利合作与深度融合,为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新助力。这种深度合作有助于提升两国在区域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功能与定位,并有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方面,中巴两国通过加强科技、教育、医疗、文化、智库等方面的互动交流,深化了两国民间相互理解,增进了民众间的信任,为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构建了坚实的社会人文基础。在安全方面,双方通过共同应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威胁,确保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巴安全合作不仅强化了双边关系,也为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支持。在战略互信方面,双方强调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合作的承诺,促进了中巴共同构建协调机制应对全球性挑战。同时,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彰显了对全球治理的共同承诺。通过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巴展现了高度的责任感,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基于此,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经济合作的延伸,更是在文明互鉴、安全和战略互信方面的深化,是推动区域乃至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

欧盟“互联互通”战略新进展与中欧“一带一路”合作

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发展阶段下,持续推进中国与欧洲的互联互通是实现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关键。“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平台,互联互通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互联互通也是欧盟的一个重要发展理念。继2018年推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后,欧盟在2021年提出了“全球门户”计划,宣称将通过该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以促进互联互通。该计划是欧盟推进全球互联互通的新抓手,也是欧盟战略地缘政治转向的反映。在关注欧盟对华“战略焦虑”并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合的同时,中国要积极应对欧盟倡导的互联互通背后的价值观与规范输出意图,在美国单边榨取式霸权导致的欧盟对美离心倾向加大态势下,寻求中欧互联互通的双方利益结合点并加强第三方合作,从而拓展发展新空间,加强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不确定时代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不确定的时代背景下,受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东北亚地区展现出韩朝对峙、美日韩与俄朝对峙的双层对峙格局。这种格局,不但在安全上使东北亚地区陷入“安全困境”,面临极大的冲突风险,也对地区经济合作和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利益和发展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东北亚地区各国应确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树立本土性自觉,增强本土意识和家园意识,防止外部因素干扰,推进东北亚地区和平进程与发展进程,进而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

越南对中美两国“双向制衡”战略的演变与中越合作前景

越南将中美两国视为其对外战略的两大优先目标。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越南认为中美将在亚太地区形成所谓的G2结构,并基于此开始在中美之间奉行“双向制衡”战略,利用中美两国相互制衡,确保越南利益的最大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越南对中美两国的战略虽有所调整,但并没有偏离原有的总体框架。越南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两国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虽然美国居于主动地位,却很难击败中国。基于上述判断,越南依据其国家利益在不同的领域里分别选择与中国或美国合作:一方面提升越美关系等级,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高科技领域里优先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又出于大国平衡的需要接受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在传统领域和新兴非战略性领域里加强合作。在上述政策下,越南总体上继续在中美间维持着相对平衡,但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越美间更注重国家安全领域沟通,而中越则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务实合作。随着两国领导人就共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中越关系呈现出稳步提升之势,为两国合作开辟了新的空间。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内涵、基础与意义

当下,国际和地区局势不稳定因素增加,乌克兰危机的外溢更是给中国与中亚国家带来了诸多风险与挑战。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地区和平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本文以习近平主席就如何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四个坚持”为基点,阐释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特征,即构建守望相助的价值共同体、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普遍安全的安全共同体和世代友好的关系共同体,着重阐释推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意基础,以及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与优化路径。

“全球南方”与经济全球化的合力:以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为例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作为经济全球化主导者的“全球北方”国家,还是主动融入或被动卷入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南方”国家,均不断探索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趋利避害这一核心问题。相对而言,中国与东盟各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应对策略相对成功,总体上获得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也在应对各种危机中通过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等形式,找到了合力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良性路径。这一合力具有历史意义,标志着从“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到“‘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的视角转化,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引领全球化的趋势,成为“全球南方”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列的范例。

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思想根源与传承发展实践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直是国之要事。立足于文化传承与发展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了包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内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传播廓清了方向,锚定了基准。若要更好地开展文明传承与传播活动,须对五大突出特性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解读和重返基源式的梳理。本研究回到文明的历史与当下现场中,通过回顾中华民族深蓄五千多年的典籍文化与文明交流传播事件,进而对五大突出特性的深层内涵与生成逻辑进行考查,从观念与理论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并通过探讨五千多年的文明实践何以在漫长的文明时空中历久弥新,以回应未来的文明发展之问。

“阿尔法世代”与中外关系的未来

近年来,关于201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即“α世代”或“阿尔法世代”)的研究正在兴起。“α世代”是人工智能的原住民,是人类生育率拐点的一代,也是亲历大国实力更替的一代。本文认为,中国“α世代”在技术使用、生活水准与国家红利上都拥有领先世界的优势。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α世代”的成长进程与实践贡献既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也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的演进密切相关。

新质生产力赋能更紧密的“全球南方”合作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塑造者。新质生产力是中国为世界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和平发展提供的又一个重要公共产品。本文尝试阐明新质生产力与“全球南方”这两个重要概念间的理论融通性,并以印度洋岛屿国家为例,检视“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发展瓶颈与治理困境,在此基础上梳理中国推进“全球南方”合作发展中的具体实践与务实举措,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全球南方”的作用机制。研究提出重塑科技共同体赋能“全球南方”创新发展,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赋能“全球南方”协调发展,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赋能“全球南方”绿色发展,优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赋能“全球南方”开放发展,以期为进一步推动更紧密“全球南方”合作提供参考。

全球治理困境与中国治理方案

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各国相互深度依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世界政治经济的传导性、联动性、互嵌性日益加深,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紧迫议题。面对后冷战国际秩序终结,地缘政治矛盾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一些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大力推动国家间关系集团化、阵营化,加剧了全球分裂与对抗。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大国,中国日益融入国际体系,同时自身发展也与国际体系秩序的进步相辅相成。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中国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明晰的中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