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亚太》征稿启事

《当代亚太》内容涵盖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各方面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重点反映当前最新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坚持“宁缺毋滥”原则,以确保文章学术质量。

东盟国家自主性与战后东南亚区域秩序的生成:来自礼治视角的解释

通过强调人们对以礼义为宗旨的礼制的主动普遍服从,从中国传统社会经验中提炼而成的礼治视角能够较好地解释战后东南亚区域秩序的生成。在关系主义解释的基础上,礼治视角不仅能够超越物质和观念二分的不足,还能够通过正当性赋予与焦点效应说明礼义、礼制和具体实践之间的作用机制。基于战前被殖民经历的共有反思,以及中小国家抱团取暖的共同需要,东盟国家的自主性构成了战后东南亚区域秩序的礼义基础。为了实现自主性诉求,在区域治理过程中,东盟及其成员国逐渐形成了规范东盟成员国彼此互动的内部礼制和规范东盟国家与域外国家互动的外部礼制。在东盟国家自主性这一礼义所赋予的正当性基础上,东南亚内部礼制和外部礼制为域内外行为体的互动提供了焦点。通过这种基于自主性礼义的礼制体系,东盟国家成为战后东南亚区域秩序的主要推动者。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的生成机制与成效评估

随着乌克兰危机影响的持续外溢,欧亚地区安全局势日趋复杂,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面临重大挑战。在新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如何推进区域安全治理至关重要。文章认为,成员国的安全威胁感知和政策取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体而言,处于高清晰度的约束性环境时,成员国的威胁感知最强,政策取向为必须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成效显著;处于低清晰度的约束性环境时,成员国的威胁感知较为强烈,政策取向为选择性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成效较好;处于高清晰度的包容性环境时,成员国的威胁感知弱化,政策取向为非必须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成效一般;处于低清晰度的包容性环境时,成员国具有较弱的威胁感知,政策取向为选择性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治理成效较差。通过对2005年“颜色革命”、2022年乌克兰危机、2001年“九一一”事件、区域内无重大安全冲击事件的案例分析,这一理论假设得到了充分验证。当前,上海合作组织须以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为主要议题,以整合安全治理主体为主要动力,以提升国际话语权为重要保障,进而深入推进区域安全治理。

美式数字经贸规则的国际扩散:跨国企业的推动力

近年来,美式数字经贸规则已广泛融入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中。这些规则的国际扩散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由何种力量推动”值得探讨。一些既有研究和案例表明,企业是影响国家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要行为体。文章认为,美国跨国企业是美式数字经贸规则国际扩散的重要推手。文章利用2000~2021年的全球样本,实证检验美国企业的数字跨国并购交易数量对于他国对美式数字经贸规则接受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美国企业数字并购交易数量的增加,东道国对美式数字经贸规则的接受程度显著提升。具体到地区层面,这种影响尤其显著地存在于亚太地区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从时间段来看,这种影响主要在2007年之后开始显现。

中国—美国—东盟三方海洋议题竞合中的东盟角色

大国竞争格局为小国提供了倡导和设置区域议程的契机与政策空间。通过发展优势领域、建立关系网络、搭建制度平台以及塑造特定规范,东盟能够确保自身利益和首要事项得到优先考虑,并将竞争中的大国的议题偏好纳入其制度框架内。在“印太”海洋议题演进中,中美在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上,分别以中国“一带一路”伙伴关系网络和美国“印太”海洋联盟体系为基础,围绕海洋议题主导权展开竞合互动。一方面,中美碍于竞争压力,为争取东盟的支持,积极对接和补充以《东盟印太展望》为导向的海洋事务治理规则,推动区域海洋议题“东盟化”;另一方面,中美海洋议题竞争冲击了东盟的议程设置权,使其在主权敏感议题以及大国构建的平台中可能陷入被边缘化的困境。但要注意到,中美设计的区域海洋秩序,若要获得广泛支持或替代现有秩序,需要被合法化为对现有区域架构的实际或重要补充。面对愈发严峻的海洋形势,东盟应保持中立、审慎对待美国“印太化”海洋议题的立场,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推进区域多边主义,强化“东盟中心地位”。

改革意愿、议价能力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国家经济安全超越经贸利益动机,推动了国家间展开新一轮的规则博弈。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偏向投资者保护向东道国监管权回摆,但国家(地区)参与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之问仍待回答。基于全球治理视角,文章提出以“改革意愿-议价能力-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分阶段解释框架,并发现基于国内主要行为体互动的改革意愿和基于国家间力量对比的议价能力是影响一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关键变量。文章将路径选择按改革程度划分为渐进式改制、激进式转制和重构式建制三种类型,并分别选取美国主导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欧盟主导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和巴西主导的《合作与促进投资协定》为案例,对成员方制度策略选择落实到国际制度的改革和演进上的影响机制进行验证探讨。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要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进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创新,为兼顾国家政策自主权与增强投资者信心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全球投资治理向更有效方向发展。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产业发展政策——以东亚地区电子产业为例

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曾是部分东亚经济体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途径,但在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变化之下,类似的产业政策是否仍然适用却并无共识。现有文献尚未将经典产业政策研究与全球价值链现实系统地结合起来,而阻碍这种结合的关键是无法适应全球分工格局的传统产业政策分类框架。文章建立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分类框架,据此讨论了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曾采用的产业政策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重要性与可行性,进而以较早出现深度国际分工的东亚电子产业为例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上述经济体赖以成功的自主式政策(利用外来投资与国际市场增强本土竞争力)仍是后发国家产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随着跨国企业转移技术的激励大为下降而设置壁垒的能力显著上升,自主式政策需要更大规模、更长视角的资源投入才有可能成功。展望未来,数字技术与大国竞争带来了新的挑战,而中国有潜力成为后发国家产业发展的助力者。

约束战略缘何失败——以俄乌关系的演变为例

联盟政治是重要的国际关系现象,约束战略是联盟政治的核心议题。那么,约束战略缘何成功或失败?一般而言,约束战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约束国、目标国与对立国三方互动的影响。首先,处于约束国与对立国“拔河比赛”中心的目标国始终存在背离与约束国联盟的动机,背离动机在转化成背离行为的过程中受到“趋利避害”原则的“过滤”,趋利避害的过程外在地表现为目标国威胁感知紧迫性与替代选择吸引力之间的动态博弈。然后,这一博弈互动过程又受到约束国与对立国的影响:约束国的约束策略与对立国的楔子策略分别通过调节目标国的威胁感知紧迫性与替代选择吸引力来塑造目标国的策略选择,从而决定约束国约束战略的结果。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发展演变的四个不同阶段基本验证了上述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在第一个阶段,俄罗斯的约束战略获得了成功,而在后三个阶段皆以不同程度的失败告终,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僵持与升级尤其构成俄罗斯约束战略失败的真实写照。

获益范围、外部选择与东盟政治安全合作成效差异的制度逻辑

冷战结束后,随着东盟的发展和以其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架构在地区层面持续扩展,学界围绕东盟架构政治安全合作有效性的争论快速升温。文章认为,东盟政治安全合作的成效差异有着植根于东盟制度特性的内在逻辑。基于其组织结构松散、成员国具备较强能动性的制度禀赋,东盟政治安全合作的结果受到特定合作倡议的获益范围和外部选择两个关键变量的影响。获益范围从利益牵引角度决定了东盟成员国对某一合作倡议的支持程度,外部选择则从成本规避角度决定了东盟成员国付出必要成本推动制度性合作的意愿大小,二者交织互动催生出“合作达成”“合作否决”“合作悬置”以及“合作降级”四种差异化的结果。在理论建构基础上,文章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四组基于受控比较的案例研究: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印尼推动《东盟印太展望》出台、中菲南海岛礁争端背景下菲律宾推动东盟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柬埔寨冲突背景下马来西亚协调东盟的危机应对策略,以及冷战结束后泰国倡导变革“东盟方式”不干涉原则的“灵活接触”倡议。案例研究初步验明了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构建发展共同体:美国对外援助共同体的实践经验研究

2021年,中国提出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倡议,但如何在国家层面推动发展共同体建设,促进传统国际发展体系转型是当前全球发展治理的关键议题。文章以美国对外援助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对外援助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运行逻辑,进而思考中国发展共同体的建设。借鉴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转向”,在明确对外援助共同体内涵后,文章构建了“知识-主体-实践”的分析框架,对美国对外援助的知识变迁、主体参与、实践效果展开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在安全和发展的双重目标驱动下,美国逐渐形成的对外援助共同体,帮助其维护了国家安全、实现了霸权控制和对国际发展体系的主导。比较而言,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发展”理念转化为系统且可操作的发展知识,但在多元主体参与网络建设方面,尤其是法律制度规范、自下而上参与机制以及与“走出去”战略协调配合等,仍有待完善。

编者的话

作为国家间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国际竞争发生在多个领域,以争夺规则制定权为核心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途径。地缘竞争反映了人类必须面对地理系统这一基本自然环境对国家的约束,国际制度塑造地缘政治认同,改变地缘政治空间。王明国认为,近年来,国际制度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成为大国追求地缘政治抱负过程中无法忽视的新领域。在中美竞争背景下,大国间围绕重要成员和关键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地缘政治争夺,以获取地缘政治优势。对于中国而言,加强国际制度合作可以减轻因地缘政治紧张带来的压力,是应对地缘政治博弈的有效路径。

公众对中美关系的知觉与知觉偏差——基于五国网民调查的分析

从政治心理学视角来分析两国关系对理解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的本质不可或缺。文章尝试运用心理学的元知觉、知觉错误和知觉偏差三个概念对公众的外交政策认知进行分析。文章以中、美、德、日、韩五国的公众为调查对象,通过线上调查收集样本,从公众对中美国家实力、意图、国家形象、国家威胁感、外交政策合理性等方面的知觉、元知觉和知觉偏差进行测量和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公众对中国取代美国的实力和意图存在过高的估计,明显高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公众估计;中美两国公众均对对方怀有较大的威胁感,但中国公众比美国公众的威胁感更高;中国公众对国家形象、外交政策合理性的自我评估过高。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与外国公众的知觉还是与国内官方立场相比,中国公众对国家实力、意图以及中美关系的知觉均存在较大的偏差。文章最后讨论了这些知觉偏差可能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并认为,民间对外交问题的准确知觉对改善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环境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编者的话

在传统大国权力政治回归的背景下,以东盟为代表的小国(集团)如何确保自身话语权?田诗慧和郑先武以海洋议题为例就该问题展开分析.两位作者指出,东盟通过发展优势领域、建立关系网络、搭建制度平台以及塑造特定规范,并将以中美为代表的大国的议题偏好纳入其制度框架内,确保自身在区域议程设置过程中占据主导,中美则在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上,通过“议题对接”和“议题补充”两种方式展开竞合.

编者的话

以东盟一系列制度和规范为基础建立的东南亚区域秩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在传统解释之外,田野和杨沛鑫认为,从中国传统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礼治视角能够较好地解释东南亚区域秩序的生成与维持问题。作者以礼义和礼制为核心概念,在关系主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厘清作为本位存在的关系与作为工具存在的关系之间的区别,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驾驭开放?--开放调节机制与东亚“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受阻与收入差距相对扩大,最终表现为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滞缓。对外开放是东亚经济起飞的必经之路,但对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而言,经济开放又意味着巨大的产业升级与社会分配压力。基于此,东亚经济体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否建立起有效的开放调节机制。开放调节机制泛指在经济开放条件下,东亚经济体调整生产要素结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合集,通常以产业发展政策和社会分配政策的形态出现。开放调节机制分为两大类型:侧重于培育与转化劣势要素的进取型调节机制,与侧重于加固和汲取优势要素的保守型调节机制。确立进取型调节机制的经济体更易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形成保守型调节机制的经济体陷入陷阱的可能性更大。上述分析框架在韩国和泰国两个东亚案例中得到充分检验。

地缘政治转向:中美竞争时代的国际制度

国际制度塑造地缘政治认同,改变地缘政治空间。近年来,国际制度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成为大国追求地缘政治抱负无法忽视的新领域。一方面,传统地缘政治在多边主义时代没有消亡,影响力反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基于地理条件的大国竞争逻辑在发生改变,国际制度正在构建一种基于地缘政治的新的运作模式。然而,这一地缘政治逻辑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关注。事实上,国际制度具有清晰的地缘政治逻辑,通过“成员-地理-权力”的框架将成员政治、地理政治与权力政治相关联,把地缘政治与国际制度相结合,可以分析国际制度层面地缘政治的运行逻辑。总体上,国家通过成员资格竞争、地理环境竞争,推动权力政治竞争,尤其是大国可以通过国际制度确立地缘政治优势,形成新的权力格局。在中美竞争背景下,大国间围绕重要成员和关键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地缘政治争夺,以获取地缘政治优势。对于中国而言,加强国际制度合作可以减轻因地缘政治紧张带来的压力,是应对地缘政治博弈的有效路径。

大国竞争强度、美国对越承诺与越南对美追随的演变

越南是美国发起对华战略竞争后积极拉拢的对象。然而,越南对不同时期的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却有着不同的回应。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表现出较高热情并积极配合,对特朗普版“印太”战略态度谨慎,对拜登版“印太”战略则有着一定热情并有限配合。越南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态度,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竞争强度与对越南的承诺及承诺的可信性。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强度决定了越南所遭受的风险大小;美国对越承诺及其可信性决定了越南所能获得的收益。奥巴马政府对华竞争强度小且对越南的承诺高/可信性高,使得越南在较小风险下可以收获较大收益,越南得以积极配合“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对华竞争强度大但对越南的承诺可信性低,使得越南在较大风险下收益有限,越南从而谨慎配合其“印太”战略。拜登继续对华高强度竞争,但却提升了对越承诺可信性,使得越南在较大风险下的收益上升,使其愿意有限配合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随着大国竞争长期化,越南将坚持更为审慎的“竹式外交”,其政策行为将随中美关系的变化和美国对越政策的波动而变化。对此,中国应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并对越美政治配合与安全合作保持警惕。

为何俄乌冲突中的阴谋论叙事层出不穷?

战略叙事历来是主权国家关注的焦点。一般而言,一国为实现既定目标,其战略叙事应以充足事实为依据,但我们也会发现,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中还存在另一种以阴谋论为核心的战略叙事方式,此类叙事方式曾在美苏冷战时期大肆盛行。当前,大国竞争背景下,阴谋论叙事死灰复燃,特别是俄乌冲突中,阴谋论叙事大量出现,不仅使俄乌冲突在“信息迷雾”中绵延至今,更动摇国际信任机制,加剧了国际社会对立。阴谋论叙事的作用机理体现为何?为何俄乌冲突中的阴谋论叙事层出不穷?现阶段学界对这一现象的专门研究还相对有限,为此,文章尝试从叙事场景和角色等角度进行了梳理,认为阴谋论叙事是一种独特的战略叙事策略,指重大国际突发事件发生后,“揭露者”运用阴谋论这一不合理的要素组织方式,通过影响“观众”的主观认知来实现打击“坏人”的既定目标,阴谋论叙事之所以会在特定历史阶段大量涌现,有着多重诱因。同时,文章对俄乌冲突中的阴谋论叙事进行了案例分析,并对阴谋论叙事的战略限度及应对策略提出了建议。该研究有助于加强学界对阴谋论叙事现象的理解,也对中国有效应对阴谋论叙事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压力回应、利益冲突与国际制度创建的“吸睛”逻辑

国家为什么要创建不足以实现其预期效果的弱国际制度?由于既有制度创建理论无法解释这一问题,文章提出了制度创建的“吸睛”逻辑。当面临与国内主要利益集团利益相悖的规范性压力时,国家可以通过创建弱制度来分散国际、国内公众的注意力,让其误以为诉求正在被回应,从而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缓解短期面临的规范性压力,并只需承担较小的物质成本。通过美国在2005年主导创建的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与欧盟主导创设《京都议定书》这两个案例,文章验证了上述理论。研究表明,相较于欧盟与《京都议定书》的关系,美国创建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并非为了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而是为了缓解国内日益增长的规范性压力所进行的“吸睛”之举。这一逻辑不仅丰富了既有制度创建理论,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下国际制度低效甚至消亡背后的深层原因。

东亚民众眼中的中国:中美二元竞争的微观检验

近年来,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调整,中美竞争在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定势。在此背景下,东亚民众如何看待日益崛起的中国?“亚洲晴雨表”项目在2010~2020年间实施的民意调查为动态检验东亚民众眼中的中国提供了充沛的数据。对三轮调查数据的动态分析表明,这十年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总体而言稳步上升,但是民众对此的评价却略趋消极,这体现出东亚民众对中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关注与担忧。从微观心理层面看,如果民众在政治认知和文化价值观上与中国主流观念的差异加大,则他们对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的关注更高,评价亦更消极。从宏观国际环境层面看,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及其推出的“印太战略”对东亚地区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各国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态度也产生了分化。理解影响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因素,对中国准确把握地区局势发展,在中美竞争背景下进一步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